新冠康复者新生: 我好了,但没朋友来看我的...

“在重症监护室那会儿,病房里不时有人想摘氧气罩自杀,医生都在这么不顾危险地救我们了,我们怎么可以轻生辜负他们的努力呢?”

截至5月10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累计治愈出院病例达46464例。寒冬已过,盛夏将临,新冠肺炎患者经历了九死一生后康复回家,迎接新的生活。

对新冠肺炎康复者来说,生理上的病症逐渐退去,心理创伤的愈合仍需时间。走出失去家人的阴影,正视他人的目光,重拾自信、恢复社交……一切正在慢慢回到正轨。

刘明月(化名),57岁。

1月9日,刘明月因发热前往医院就医;

1月18日,刘明月进入武汉协和医院住院;

1月23日,从武汉协和医院转院到金银潭医院抢救;

3月25日,刘明月从金银潭医院康复出院……

“在重症监护室那会儿,病房里不时有人想摘氧气罩自杀,医生都在这么不顾危险地救我们了,我们怎么可以轻生辜负他们的努力呢?”

敖慕麟 ,33岁。

1月27日左右,敖慕麟与父母先后出现发热症状;

1月29日,肺部CT检查结果显示,敖慕麟与父母都出现了肺部感染;

2月3日,父亲敖醒吾被金银潭医院收治,敖慕麟与母亲居家隔离治疗;

2月10日,敖慕麟与母亲感染症状消失,核酸检测呈现阴性;

3月29日,父亲敖醒吾因抢救无效离开人世……

“3月29日接到父亲死亡通知电话的瞬间,我把手拍在地上,地很凉很凉。我脑子一片空白,重复说着一句话‘医生,谢谢你’。当晚,我和母亲做了个艰难的决定——将父亲的遗体捐献,用作医学研究,希望能以此挽救更多的生命。”

许德龙,32岁

1月10日,许德龙接诊的一名病人出现发热症状(后确诊为新冠肺炎);

1月15日,许德龙出现发热、咳嗽、肌肉酸痛等症状;

1月23日,肺部CT检查结果显示,许德龙肺部有新冠肺炎表征;

1月24日,因医院床位紧张,许德龙给自己开了药,开始居家隔离治疗;

2月4日,许德龙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有抗体;

2月18日,许德龙参加新冠肺炎康复者血浆捐献,成为武汉首位献血的新冠肺炎康复医务工作者;

3月4日,许德龙参加第二次献血;

3月31日,许德龙回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复工,作为康复医学科的医生,指导新冠肺炎康复者的康复训练,评估康复者的体质情况……

“最艰难的时候,武汉很难买到药。那时外地的朋友给我寄药,本地的朋友帮我买菜。如今我已康复,除了回归岗位帮助新冠肺炎康复者进行康复训练外,我还与身为音乐教师的妻子一起编排、录制抗击新冠的戏曲操。”

喻文豪(化名),18岁。

1月26日,喻文豪出现发热症状;

2月4日,喻文豪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2月6日,喻文豪进方舱医院治疗;

2月16日,喻文豪康复出院,回家隔离……

“我连续高烧了7天,一度烧到40摄氏度。那时父母焦急万分,为我煮药、熬鸡汤、尝试各种‘土方法’帮我降温。去医院前,我的体温开始下降。我在方舱医院待了10天,那是我离家最久的一次,觉得自己长大了。”

邵胜强,31岁。

1月3日,邵胜强开始感冒发烧,胃口不好,乏力;

1月12日,邵胜强到医院后直接进ICU抢救,当天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1月24日,转院,邵胜强状态已经好转,可以自己走路;

2月3日,邵胜强康复出院……

“母亲只戴着两层口罩,在病床旁陪了我整整22天。那时医院缺人手,母亲帮着其他病人打开水、送盒饭、倒垃圾,累了就靠着椅子,没有睡过一天床。还好,她平平安安。”

吴有梅,67岁。

2月5日,吴有梅核酸检测呈阳性;

2月10日,吴有梅住院治疗;

2月12日,吴有梅转院救治,当天,丈夫李绍成进了重症病房;

2月25日,吴有梅康复出院,第一个回到家;

3月22日,吴有梅婆婆出院回家,她的病情一直较轻;

4月11日,李绍成康复回家……

“得知丈夫进了重症病房的时候,我焦急得吃不下、睡不着。那几天打电话他也不接,他只和儿子说话,交代自己的后事。我知道,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不想让我听到他难受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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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翼翼地见孙子”

时隔近百天, 新冠肺炎康复者吴有梅终于要见到自己的孙子了。

身处这次疫情的风暴中心,吴有梅与丈夫、92岁的婆婆三人在二月初相继感染入院,丈夫李绍成更是进了重症病房,甚至和儿子交代好了后事。

▲5月5日,武汉,李绍成、吴有梅与母亲在家中将饭菜各自盛好,分开吃。

吴有梅夫妇入院前不久刚跟儿子一家吃了年夜饭。医院里,吴有梅拽住医生的手担心地问:“大夫啊,您看看,我孙子刚跟我们吃过饭,会不会感染上这个病毒啊?”

万幸,一家三口先后治愈出院,儿孙也平安无事。吴有梅夫妇出院后,儿子一家每晚都会打来视频电话,儿子曾问父母:“你们欠(想念)孙子了吧,已经过隔离期,要不我们过去看看你们?”“不欠不欠!别来!”吴有梅夫妇提高嗓门,异口同声。

其实老两口想孙子啊,无时无刻不在想。

每天晚饭时间,夫妻俩总把手机放在饭桌边上,压低声音吃饭,生怕漏接了孙子打来的电话。有一次与孙子通话完,吴有梅意犹未尽:“要不去见见面吧?”“想什么呢?!谁知道我们身上还有没有病毒,传染给孙子怎么办?”李绍成朝吴有梅发火。

▲5月5日,武汉,吴有梅才爬了两层楼,就开始喘粗气,扶住栏杆休息。

▲5月6日,武汉,李绍成、吴有梅夫妇以前每天都去的菜市场恢复营业了,但他们现在很少去。夫妇俩现在尽可能地少出门,一次性买很多菜,害怕碰到熟人,害怕看到异样的眼光。

又过了阵子,李绍成才答应了与儿子一家见面的提议。他选定的见面地点是武汉CBD,那里有花园,有吃喝,有玩乐,最主要的是“露天场所,空旷透气”。李绍成还列了见面的三点要求:不进儿子家、不坐儿子车、各吃各的饭。“不知道这种关系要持续多久,因为我心里没法完全确定自己和老伴什么时候才算真正痊愈。”

出发去见孙子前,吴有梅专门为自己施了粉底,涂上口红与腮红,李绍成拉出了许久未开的电动车,在斑驳的树荫底下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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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经历安抚别人”

作为首批出院的新冠肺炎康复者,2月3日出院当天,邵胜强就做起“新冠肺炎咨询热线”志愿者。

从进重症病房,被下病危通知书,到完全康复出院,邵胜强用自己的康复经历安抚当时惊魂未定的人。

“当时许多人通过微信、微博、头条等平台找我咨询,内容涉及症状、注意事项、治疗手段等,最高峰一天有近200人。“邵胜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我的咨询肯定没法跟专业的医务人员比,但我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可以给人安慰和信心。“

▲5月4日,武汉,新冠肺炎康复者邵胜强在人少的地方跑步。疫情之后,他的生活作息变得比以前规律许多。

4月初,来咨询的人少了,邵胜强自己的一家烘培店也迎来复工。烘培店从堂食改做外送,他也帮店里送起外卖,“我还有员工要养活,我不能放松,都得努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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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重新和朋友一起跳舞”

在被多次下了病危通知后,57岁的刘明月(化名)挺了过来。

1月底,她入院时已经不省人事,血氧饱和度降到危险边缘。“我还有个没有结婚的姑娘呢,她需要我。”靠着这个信念,靠着护士用针筒一点一点为她注射的水和稀饭,刘明月慢慢好转。

12天后,刘明月有了点开手机的力气,微信里攒着女儿每天鼓励她的留言,她回复女儿四个字——“我还活着”。

3月底,治愈康复的刘明月先后三次核酸与抗体检测呈阴性,顺利获得了武汉健康码。

复苏的武汉绿意盎然、莺歌燕舞。刘明月在重症住院期间被剃掉的头发也开始长长了,她迫不及待地到理发店剪了个时尚的发型,戴上自己喜欢的耳饰。一个人走在西北湖公园,刘明月觉得有点孤独:“期待重新和朋友们回到这里跳广场舞。”

▲4月27日,武汉,新冠肺炎康复者刘明月(化名)独自在西北湖公园踏青,这是她从退休后每天都会和朋友来的地方。

新冠肺炎康复者治愈后的生活,需社会上其他人与康复者共同努力。面对新冠肺炎康复者,不歧视、不惧怕、不排斥。

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程真顺表示,目前的研究和临床观察显示康复者不具有传染性。因此,他们回到社会是安全的,无论是亲朋好友和社会人士,应该接纳他们回到正常轨道。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史占彪告诉新京报记者,新冠肺炎康复者自身要努力做好心理调节,保持平和心态,珍惜与家人的好关系;对邻居偶尔的奇怪眼神持包容、理解的心态,理解他们害怕的是病毒而不是人,不乱猜疑;对于失去家人的康复者,在特定的节点做一些纪念与告别活动,如太过悲伤,应寻求外界帮助,如拨打相关心理热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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