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冲突也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插曲……对中国来说，只有敢战、能战，才能止战。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 肖钢

本文系肖钢在5月11日举行的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所做的演讲。

肖钢在第八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发表演讲。

大国贸易冲突的性质与出路

文 | 肖钢大家上午好！今天简单讲一下大国贸易冲突问题。从历史上来看，大国的贸易冲突由来已久，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保持平常心，理性看待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

美国对华贸易冲突的深层次原因

众所周知，用中国的一句成语来说，美国发起对华贸易冲突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真实目的是遏制中国的崛起，而不简单是贸易失衡问题。

首先，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是否存在逆差，取决于本国的储蓄与投资。储蓄小于投资必然出现某种形式的逆差，中国的储蓄率比较高，而美国的国民储蓄率很低。解决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本措施在于提高美国的国民储蓄率。

其次，美国只强调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而有意回避服务贸易顺差。中美的统计口径差异、全球化背景下价值链的分工格局等也会影响中美两国的贸易平衡状况。实际上，美国对华经常账户逆差明显小于货物贸易逆差。

再次，即使中美确实存在贸易逆差，但美国近年的对外贸易逆差，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占GDP的比重，都不是历史最高，并且总体呈下降趋势。

最后，中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确实已经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和国际治理格局形成了挑战，这才是中美贸易冲突的本质。

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国际贸易冲突

从世界历史来看，崛起大国和既存大国之间的冲突往往难以避免。回顾一下近百年来的历史，英美、美日之间在不同时期有多次交锋。简要回顾一下历史上大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对于思考如何解决现在的中美贸易冲突是有借鉴的。

一、英美百年缠斗

第一回合是第二次英美战争至美国南北战争。

独立战争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增强、国土面积扩大，1812年英国为阻止美国的持续扩张，加强力量阻挠美国的海上贸易。很快由贸易冲突升级为两国的全面军事对抗，直至1814年美国获胜。恰恰是战时英国对美国的港口封锁，使得美国的纺织品短缺，才促进了美国纺织业和其他制造业的发展。

战争结束以后，英美之间的国际贸易得到了恢复，大量廉价英国工业品涌入美国，当时美国的制造业还处于幼稚阶段，尚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所以，1816年美国通过了新的关税法案，逐步提高关税，保护本国的幼稚制造业。英国为了维护既存大国的竞争优势，也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禁止纺织机等先进机器出口，并禁止纺织业的熟练工人外迁美国。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通过设置鼓励措施，例如改良机器能获得高额奖金等，不仅学到了欧洲的先进技术和方法，同时还创造了很多新发明。

第二回合是美国南北战争至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

南北战争爆发以后，为了筹措经费，美国政府又一次全面提高了关税税率，1890年颁布了《麦金莱关税法》，将平均关税提高到49.5%，这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关税水平。一直到一战爆发前，美国一直对外采取高关税，对内推行自由贸易，加速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

一战以后，英国经济实力大幅度削弱，美国利用这个时机凭借自己的技术优势和强大生产能力扩大商品出口。到1929年，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4%，高于英国13%的水平，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经济中心逐渐向美国转移。

第三回合是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二战结束。

为应对大萧条冲击和日益强大的美国造成的压力，一贯推崇自由贸易的英国转向了贸易保护。1929年，英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英联邦国家签署了《渥太华协定》，规定对成员国的商品降低关税或者免税，成员国之外实行高税率。受《渥太华协定》影响，美国罗斯福总统促使国会修订了当时的《互惠贸易协定法》，该法案授予总统可以和外国进行双边关税转让谈判的权利，改变了美国关税不可谈判的单边主义特点，使美国的外贸政策更具有灵活性。到1939年，美国通过双边谈判，已同22个国家签订了互惠贸易协定，成功打破了英国的贸易壁垒。

二战后，英美两国的实力继续此消彼长，美国最终取得了这场长达百年的贸易缠斗的胜利，并确立了它的全球霸权地位。

二、美日贸易摩擦

简单回顾一下美国和日本的贸易冲突。

第一回合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

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向日本采购了大量军需物资，刺激了日本纺织等工业的发展。战争结束以后，日本的纺织品需求锐减，出现大量库存，所以不得不大幅降价销往海外。当时在美国市场上曾经出现了“一美元衬衣事件”，引起了美国纺织工业生产厂商的极大不满，日美贸易摩擦由此开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要求日本在1957年至1961年间自愿限制出口，这是战后美国第一次迫使日本在外贸方面做出让步。

第二回合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

20世纪60-70年代，日本进入经济发展黄金期，出口大幅提升，年均GDP增幅近10%，1968年超越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日本通过吸收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日本产品逐渐占领美国市场，从1965年起，美国成为日美贸易中的逆差国。

据史料记载，那个时期美国路上跑的汽车大概每五辆就有三辆是日本生产的。80年代，统计企业并购金额排名前20名的案例大概有17宗是日本企业收购美国企业。日美产业结构相似度提升，使得日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加剧、贸易摩擦升级，“日本威胁论”甚嚣尘上。

美国采取了反倾销措施，并在1974年修订的美国贸易法中，增加了“301”条款。日美贸易摩擦的范围非常广，频率也在加快。

第三回合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在经历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提出“技术立国”的口号，大力发展汽车、机电和信息产业。特别是半导体、集成电路都在赶超美国。日本的经济崛起对美国霸权地位形成威胁，美国认为日本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超过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对日美间的贸易逆差，美国一直宣称是日元被人为低估造成的。所以，在美国主导下，1985年美日德英法五国签订“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这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导致很多企业破产。为了缓解国内的困境，日本开始量化宽松，不断下调利率放松银根，同时，日元升值导致大量资金回流日本，造成流动性过剩。资金不断流入房地产等市场，导致了严重的资产泡沫，最后90年代初泡沫破灭，造成日本银行的不良贷款大量增加，经济停滞，陷入长期低迷。

中美贸易冲突的应对策略

大国之间的贸易冲突由来已久，当前中美贸易冲突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美国在与英国长达百年的贸易缠斗中，以斗促和，务实制定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根据美国产业发展特点和综合国力水平，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政策，比如，从早期的贸易保护到后期的贸易自由。

前一段时间，日本前首相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醒中国要警惕美国，吸取和借鉴日本教训。日本在历次冲突中，多次妥协退让，美国则步步紧逼，最后成功遏制了日本。

美国对中国2000亿商品加征关税（由10%增加到25%），不仅中国反对，实际上美国的产业界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比如，5月7号，美国的大豆协会发布公告，敦促美国政府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的服装和鞋类协会主席也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美国提高关税只会伤害美国家庭、工人和美国的公司；美国的消费者技术协会主席也发表声明，反对将关税提高到25%；美国的零售联合会协会表示，突然提高关税也会打击美国企业，特别是美国的中小企业。

美国咨询机构“全球贸易伙伴关系”表示，如果对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联合原来对500亿商品征收的关税，使美国一个四口之家每年的成本大概增加767美元。而且会导致美国每年减少93万个就业岗位。

芝加哥大学和美联储的联合研究，用出口到美国的洗衣机作为案例，来证明提高关税对消费品的影响。从2018年1月份，美国对进口洗衣机加征关税以来，洗衣机的平均价格上涨了12%。消费者每年在洗衣机和烘干机上的支出要增加15亿美元，对应到每一台洗衣机要多花86美元，每一台烘干机要多花92美元。

纽约联储、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也有一个联合研究，研究结果证实，提高关税至少让美国消费者每个月损失14亿美元。美国农业部经济局也发表研究成果，贸易战会使美国2019财年的农业贸易顺差降到2007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原因就是，预计对华出口会大幅度下降。

简单回顾英美和美日的贸易历史可以发现，大国的贸易冲突只是大国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插曲。中美贸易冲突也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插曲，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中美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美国加征关税只会伤害双方，贸易冲突没有赢家。对中国来说，只有敢战、能战，才能止战。

第八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

2019·第八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聚焦“如何有效管理中美经贸关系”这一主题，PIIE专家团就相关问题与国内既具备深厚理论学术功底，又熟知两国国情和经贸政策的经济学家展开对话，寻求构建中美新型竞合格局、推进全球贸易体系改革的有效方法。

2019年度“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现场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发表主题演讲 

余永定发表主题演讲 

PIIE所长Adam Pose发表主题演讲

2019年度“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现场

学术交流会设置3场闭门全体大会进行研讨，主题分别为“如何有效管理中美经贸关系”、“全球贸易体系改革”与“中美面临的经济和金融挑战”。CF40和PIIE相关专家分别就双边贸易、投资、科技关系等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闭门会议议程如下：

参与此次2019·第八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的PIIE专家阵容为：

Adam Posen   PIIE所长

Robert  Lawrence   PIIE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哈佛大学教授

Susan M. Collins   PIIE董事会成员、密歇根大学教授

Nicholas R. Lardy   PIIE Anthony M. Solomon高级研究员

Nicolas Véron   PIIE高级研究员

Jacob Kirkegaard   PIIE高级研究员

Jeffrey J. Schott   PIIE高级研究员

Martin Chorzempa   PIIE研究员

黄天磊   PIIE研究分析员

此前，在CF40的牵头组织下，PIIE代表团于5月9日-10日拜访了财政部、央行、银保监会、外管局等部门，并就中美经贸关系等议题拜访了国家相关高层领导。

5月9日上午，CF40-PIIE代表团拜访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双方就中国外汇储备管理、金融稳定、宏观审慎监管、金融科技及现代货币理论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CF40-PIIE代表团拜访国家外汇管理局

CF40-PIIE代表团拜访国家外汇管理局

10日下午，CF40-PIIE代表团拜访了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双方就货币信贷、金融科技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

郭树清指出，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应用，金融科技近年来在中国发展非常迅速，在服务小微企业、普惠金融，提高服务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密切关注其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尤其是营运模式变化、消费者保护，以及网络系统安全等。他同时指出，金融科技必须遵循统一的监管规则和风险防控标准。

关于金融业对外开放，郭树清进一步表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我们欢迎各类外国金融机构来华与中资金融机构在同一平台、在各个领域开展合作，共同竞争，实现“多赢”。

双方还就公司治理、党的领导、国企竞争、风险防控、监管趋势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CF40-PIIE代表团拜访银保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