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利用白璧德的师友和学生写的白璧德一生治学经历中有关其治佛学的史料，结合吴宓和胡适等近代学人日记中的一些史料，重点探讨了白璧德为学之阅历与20世纪初叶近代佛学之关系，并考察了白璧德与佛教的关联，通过这种关联看当时以白璧德为中心的学术圈的学术兴趣与取径及其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是白璧德翻译的《法句经》以及译文之后所附的讨论佛教与西方关系的长文。挖掘了白璧德与欧美两位印度学名家兰曼和烈维学习印度学佛教学的经历和治学重点。文章认为，白璧德的印度学兴趣源于从东方思想中寻找有益因子来补充西方思想的不足，其学术兴趣注重于佛教哲学思想及其价值观。同时，还关注了白璧德的印度学和佛学兴趣对20世纪留学哈佛的中国留学生如陈寅恪、汤用彤以及吴宓的影响。

关键词：白璧德；印度学；中国现代佛学；陈寅恪；吴宓；《法句经》

缘　起

近代学人的日记颇有珍贵史料助益我们了解近代学术思想文化。譬如《吴宓日记》即是近年来出版的较为有用的一种，学界常有文章发掘其中有用的线索，帮助了解20世纪初期中国学人的思想和学术动向。据吴宓记述，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和陈寅恪曾在家中讨论其学术经历和佛教。其文云：

1919年7月14日。晚八时，偕陈寅恪君及锡予同往，巴师与其夫人陪坐。谈至十一时半始归。巴师述其往日为学之阅历，又与陈君究论佛理。夫人则以葡萄露及糕点进，以助清谈云。①

 ①吴宓：《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册，第37页。白璧德一名的汉译，出自胡先马肃。吴宓原译为巴比陀，其日记中所云巴师者，即白璧德也。胡先马肃译白璧德名一事，参见《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33页。

此处白璧德为学之阅历与所究论佛理之关系，未见学界有人深究。其实大有文章可作。陈寅恪早年也刊出不少佛学文章，他虽然和汤用彤同样留学哈佛，但所撰佛学文章路数与汤氏殊为不同。汤氏治哲学出身，在对佛教有着极为广博的理解和见识的同时，尤好谈佛教义理。陈寅恪的早期佛教研究着重在通过比对梵汉译本来看佛教思想从印度到中国的变迁，以及佛教文化在思想、文学、语言、历史方面对中国的影响。比如，《莲花色尼因缘跋》和《四声三问》等。因此，笔者的兴趣开始只是在于通过探讨早期陈寅恪在留学期间所受佛学方面的训练和西方学界的影响来理解陈寅恪早年的学术路数。①但是，在梳理这一学术理路的同时，受《吴宓日记》启发，感到有必要梳理学界比较忽视的吴宓日记中所谓白璧德为学之阅历及其与佛理之关系。20世纪中叶特别是近十年以来，中外学界对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白璧德的宗教观有了不少新认识和新成就。[1]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研究学衡派，许多成果都反映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对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主力学衡派有巨大影响。②本文重点考察白璧德与佛教的关联，通过这种关联看当时以白璧德为中心的学术圈的学术兴趣与学术取径及其对中国留学生的学术思想影响。

白璧德1865年8月2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少年时代曾生活在纽约和新泽西等地，在纽约街上卖过报纸，11岁时父亲去世，他到辛辛那提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1885年白璧德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大学三年级游历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德国和荷兰。1889年从哈佛毕业，获得古典研究方面的荣誉学士学位。随即到蒙大拿学院任教两年。③接下来的一年白璧德去了巴黎，跟当时法国最负盛名的印度学家烈维（Sylvain Lévi，1863—1935）学习印度古代语言与文化。

返美后，白璧德进入哈佛研究院跟著名的印度学家兰曼（Charles R．Lanman，1850—1941）学习东方学，1893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后他到威廉学院教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一年，期间还给高年级本科生上“但丁（Dante）研究”的课程。1894年白璧德回到哈佛法文系任教。1900年他与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朵拉（Dora Drew Babbitt）在伦敦结婚。1902年他获聘为助理教授。1912年获聘正教授。尽管白璧德一直对东方情有独钟，但他从未到过东方。他第一次休假去了法国和英国。第二次则是1923年去巴黎索邦大学当交换教授。1928年再次休假，他去了意大利、希腊、法国和英国。他最后一次学术活动是1931年在多伦多系列讲座演讲。1933年7月15日逝于麻省剑桥家中。④白璧德是20世纪初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家，长期执教于哈佛大学，教授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学生和学术传人众多。⑤他还是一位梵文和巴利文学者，他翻译的《法句经》（Pāli．Dhammapada，Skt．Dharmapada）在他逝世之后才得以出版，译文之后附有长篇讨论他所理解的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关系。[2]在他的课上，活跃着为数众多的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后来许多成为中国20世纪文化史、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中，在思想学术上受白璧德影响的至少包括吴宓、陈寅恪、汤用彤、林语堂、梁实秋等人。

①近代日本佛教学的兴起源于在英国留学的高楠顺次郎和南条文雄等人，中国的近代佛教学研究源于梁启超、陈寅恪、汤用彤、陈垣、吕澄、胡适等人。他们所受的东西洋学术影响值得深究。笔者有关文章另发。

②仅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较近的论著：Ong Chang Woei，“On Wu Mi’s Conservatism” Humanitas 1999，（1）；2000年美国亚洲学会（AAS）年会曾有一个讨论组题为《民国的文学团体》，有Yi-tsi Mei Feuerwerker发表的《再论学衡派：民国早期的新保守主义》（Reconsidering Xueheng：Neo-Conservatism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参见孙尚扬与郭兰芳主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思想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当时的蒙大拿学院大约有100名学生，八到十名教员。全校设有预科部、艺术部、古典学院、矿业学院、商学院和音乐学院等学术单位。白璧德在古典学院教拉丁文和希腊文。他班上的一学生在学完希腊文之后去了中国，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事见Anne Douglas（Mrs．Hirman Hixon）所撰回忆白璧德的文章，载Frederick Manchester and Odell Shepard．Irving Babbitt：Man andTeacher，New York：G．P．Putnam’s Sons，1941，pp．26—29．

④Dora D．Babbitt，“Biographical Sketch，” in：Frederick Manchester and Odell Shepard eds．IrvingBabbitt：Man and Teacher，New York：G．P．Putnam’s Sons，1941，pp．ix—xiii．Richard P．Buch，“ Fair-Harvard’s Intellectual Giants of the Early 1930s，” Modern Age32，no．2（1988），pp．113—121．中文简略介绍见侯建《梁实秋先生的人文思想来源——白璧德的生平与志业》，见余光中编《秋之颂》，台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版，第69—85页（此文原载1987年5月《联合文学》）。其他早期有关传记还有：Irving Babbitt．Harvard Class Reports，Class of 1889，50th Anniversary Report（1939），pp．90—96；Frank JewettMather．“Irving Babbitt．” The Harvard Graduate’s Magazine，December 1933，pp．65—84；Fred N．Robinson，Jeremiah D．M．Ford，and Louis J．A．Mercier．“ Minute on the Life and Services of Professor Irving Babbitt．” HarvardUniversity Gazette（October 14，1933），pp．13—14．

⑤亲承衣钵的学生，比如，T．S．Eliot，NormanFoerster，Van Wyck Brooks，Austin Warren，Theodore Spencer．其他深受其影响但不算直接学生的有：Walter Lippmann，Gilbert Seldes，Newton Arvin，Harry Levin，Granville Hicks，Crane Brinton．

白璧德与中国颇有渊源，他的太太出生在中国，并在中国长大。因此，除了曾指导许多中国学生的功课之外，白璧德对中国儒家思想和艺术并不陌生，他家的墙壁上挂着现代中国画，据说是中国学生送给他的礼物。但是，白璧德的朋友认为他从未培养起对视觉艺术和音乐的兴趣，因为其志不在此。虽然家里有中国画，他的朋友说从未听说他去过离他家只有20分钟路程的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看看那里的东方艺术品。可见他对视觉艺术兴趣甚微。[3]（P50）1901年9月刚到达哈佛的新生麦格（William F．Maag）租住白璧德的房子，他注意到房间的壁炉旁边立着一个很大的落地灯，上面的灯罩上有一条中国龙，房间里的纺织品也有中国风格。作者随即联想到白璧德的太太出生在中国，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①作者还支持了前面白璧德朋友的看法，白璧德似乎不太在意音乐，他可能稍微偏好一点莫扎特。[3]（P68）白璧德精于英、法、德语等现代欧洲语文，也通晓拉丁文、希腊文、巴利文、梵文等古典印欧语文，但不懂中文，对此，白十分遗憾。[3]（P91—92）白璧德还十分关心中国情势。他曾与吴宓谈及国事，“以目前情势，英、法、日三国，实行瓜分中国，迫不及待。不知中国士大夫阶级（the Educated Class）将何以自处。岂皆先家而后国，营私而忘公，懵然而坐听之耶？”[4]（P77）这则日记吴宓记于1919年9月23日，此处应是谈及巴黎和会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一事。对于白璧德这样一位入世很深宣扬新人文主义的学者来说，东方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命运，他都不能置之不理。

白璧德与早期印度学佛学学术圈

白璧德的学术业绩虽然主要在文学批评，但他早年的学术经历从兴趣取向上看基本上是从哲学的兴趣进入古代语文的学习最后再回到哲学创新；从他的学术训练来看，基本上是从古典学（Classic Studies）进入印度学（Indology），再回到哲学和文学。值得注意的是，白璧德曾经跟欧美两大印度学名家兰曼和烈维学习。他在哈佛大学上本科时即选修了兰曼教授的梵文课。显然兰曼的课激发了年轻小伙子对于古代印度语言的强烈兴趣，这直接导致了他后来去法国留学一年。留学回来之后他又回到兰曼门下读硕士学位。白璧德对于当时印度学的取径更接近佛教思想和哲学研究，而没有注重比较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或古典语文学（philology）的研究，这可能受其两位印度学老师的思路影响。②其次，哈佛印度学学术圈很多学者，比如，艾略特（T．S．Eliot）、西斯特（C．Cestre）等是因白璧德介绍才接触并引发对于梵文和印度古典文化的兴趣，可以说白璧德是推动早期北美梵文与印度学的功臣。

①William F．Maag的回忆文章，载IrvingBabbitt：Man and Teacher，New York：G．P．Putnam~q~ s Sons，1941，p．58．这篇回忆录谈作者上白璧德的课讨论卢梭比较多，但也提到白璧德经常在课堂上引用佛陀、孔子、基督等宗教人物，也引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诗人维吉尔、歌德。在白璧德眼中，哈佛当时最有个人特性的三位学者是Charles Norton、Nathaniel Southgate Shaler和校长Eliot。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可以和白璧德媲美。

②这种分野在清代表现为所谓理学和朴学之别，如果可以模拟的话，白璧德似乎更重视理学而不是朴学。关于清代理学和朴学之学术史，参见艾尔曼（Benjamin Elman）：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Intellectual and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Los Angeles：UCLA AsianPacific Monograph Series，2001，2nd，revised edition）。

在讨论白璧德与对佛教研究的贡献之前，有必要以白璧德的老师兰曼为基点回顾一下20世纪哈佛的学术网络以及白璧德在这一网络中的位置。兰曼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高才生，出自耶鲁梵文大师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1827—1901）门下。①

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黎俱吠陀（Rig Veda）中的梵文名词形式（完成于1873年），毕业后先后求学于当时德国印度学三大中心柏林、图宾根、莱比锡。兰曼1880年开始在哈佛任教②，直至1926年退休。1888年出版其传世之作《梵文读本》（The Sanskrit Reader），此书一版再版，成为美国大学梵文教学的标准教材。他的另一名著是《印度泛神论的开端》（Beginnings of Hindu Pantheism）。1891年起，在其好友华伦（HenryC．Warren）支持下，兰曼开始主持出版哈佛东方学系列丛书（Harvard Oriental Series）。兰曼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重要的梵文和印度学家之一。他担任过美国哲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该会实际相当于科学院，会员皆是荣誉选入）③会长一职，主编《哲学会会刊》，但主要学术活动在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可见其治学重点之一斑。他一生荣誉极多，被选为英、法、德、俄等国科学院院士。④

兰曼的弟子包括许多后来在学术界、文化界发挥巨大影响的重要人物。除白璧德之外，他在哈佛的学术接班人是克拉克（Walter E．Clark，1881—1960）。⑤克拉克分别在1903年、1904年、1906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克拉克显然在哈佛求学的时间比白璧德稍晚。他的弟子中还包括著名诗人艾略特。艾略特1906年进入哈佛，1910年毕业，跟白璧德学习比较文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随后去巴黎索邦留学一年⑥，1911年至1914年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兰曼还有三位中国弟子，即1919年到哈佛大学的汤用彤、陈寅恪以及俞大维。[5]（P187）

陈寅恪、汤用彤以及俞大维（1898—1993）虽然精于梵文，但他们似乎还不是以德国传统印度学中那种比较历史语言学研究方法为重点。兰曼自然是梵文名家，并在柏林、图宾根、莱比锡等德国梵学重镇留学，但可能在词章考据之外，也重视义理。

①一般认为美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印度学和梵学家是美国东方学之父索尔兹伯里（Edward Elbridge Salisbury，1814—1901），他在耶鲁首先开设梵文课程。他之后的美国著名印度学和梵学家是Fitzedward Hall（1825—1901），他曾留学印度，并成为印度Banaras的梵文教授。惠特尼是索尔兹伯里的学生，1854年成为耶鲁梵文研究的教授，1879年出版里程碑式的名著《梵文文法》（Sanskrit Grammar）。兰曼的《梵文读本》是配合这本书而写的教材。惠特尼在耶鲁的继承者是霍普金斯（Edward Washburn Hopkins，1857—1932），他的成就主要在印度宗教，以1895年出版的《印度诸宗教》（Religions of India）闻名，他还翻译出版了《摩诃婆罗多》。后来的继任者爱哲顿（Franklin Edgerton，1885—1963）则以研究混合梵文知名，他编写的《佛教混合梵文文法与辞典》（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 Dictionary）至今难以替代。中国梵文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混合梵文跟他看法不一，有不少学术讨论。爱哲顿也翻译出版了《薄伽梵歌》。爱哲顿对于印度的知识可以说是百科全书式的，举凡哲学、文学、艺术语言他无一不通，他1934年担任美国语言学会（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会长。这个学会的第二任会长（1926年度）是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Maurice Bloomfield，1855—1928），1945年度会长是赵元任。

②http：//www．fas．harvard．edu/～sanskrit/history．html据哈佛官方网页上说，当时叫印度伊朗语言系。1902年阿维斯塔被去除，加入巴利语和梵文俗语，改成古印度语文系。后来兰曼陆续主持加入藏文和乌尔都语等。但该系直至兰曼去世后的1951年才改成现名：梵文与印度研究系。哈佛的梵文研究起源于格林诺夫（James Bradstreet Greenough，1833—1900）。

③该会由美国早期著名科学家弗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推动，1743 中国 印度 梵文 白璧 白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