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当问父母有离开打算的小朋友愿意回老家吗？小朋友摇摇头，“我舍不得我的朋友。”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在大城市没有缴纳社保，不能享受医保，孩子读书困难，但回到故乡，更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大的灾难面前，他们几乎毫无抵御风险的能力，没有出路，而退路只有回到家乡。

辰默三月底回京后发现，自己租住的村子里，平房空了四分之一。他在北京当装卸工，住在东五环外双桥附近。这是邻近市中心少有的还未拆迁的城中村，聚集着像辰默这样在北京打零工的异乡人，往常房子非常紧俏。但今年，疫情之下，他很多朋友至今还未返京，他自己的收入也较往常降了一半。

不止北京，变化在很多地方发生。位于深圳龙岗区闹市区的一个城中村，也是打工者们青睐的居住场所。这里紧邻繁华商圈，巷子里是鳞次栉比的自建房，往日热闹非凡，常常一房难求。但现在，挂在窗口的招租广告消失了，很多房东抱怨今年房子租不出去。经常光顾的小店也关门了，留下的人不得不改变一些习惯。

丁当所创办的深圳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要服务于城市打工者，办公地也位于这个城中村。复工后，工友们陆陆续续从老家返回，可是烦恼并没有消失。不少工厂开始实行轮休制度，上三天休两天；有的工厂五天只上班8小时，工人们只能拿到不到两千元的最低工资；有的工厂倒闭了，工人们直接丢了工作。

疫情的后续影响，在一点点蔓延开来。这些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城市底层劳动者，多数从事着计时计件工作，首当其冲暴露在冲击波下。

无法复工的焦心，受工伤的怕工厂倒闭

赵利琴已经近四个月没有工作了，她所供职的北京一家专门服务于离休干部的家政服务公司，至今还未有复工的迹象。三月间，有公司工作人员给她发来微信消息，统计她目前的情况，当时她窃喜，以为要复工了。但是等了一个多月，也没什么动静。她小心翼翼地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还不清楚。

赵利琴虽然很珍惜因为疫情留在家中陪着儿子的日子，但她更着急复工，儿子还在读大学，家里缺钱。她在北京从事家政服务十年，错过了儿子的童年和青春期，想到自己不能陪着儿子长大，心里满是愧疚。有时，深夜里望着怀里睡熟的雇主家的小孩，她会偷偷抹泪。疫情期间赋闲在家，她变着花样给儿子做饭，想要弥补这些年的缺失。但是，想着未来的日子，她更焦心，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啊。

在佛山一家小工厂工作的英姐，之前工作中被机器轧伤了手，现在双手变形，因为烫伤植皮，隆起的红色伤疤几乎占据了整个手背。原本生活中那些特别容易的事情开始变得困难。手指不灵活，没办法为八岁的女儿扎辫子，她带女儿去剪了短发。在家做饭，切菜剁不动骨头，玉米也掰不动了。

她既忧虑自己接下来的生计，也担心老板生意不景气，拿不到工伤赔偿。她原本在一家家庭作坊式小工厂工作，为纸板印花。经济不景气，厂子快倒闭了，工人们陆续被辞退，只剩下老板苦苦维持。

英姐回到老家重庆，找工作并不顺利，每天照顾两个孩子的衣食住行，以及陪女儿在家上网课。疫情之后，工作更难找，她还担心佛山的老板要是工厂倒闭了，她的赔偿怎么落实。4月3日，她和老板已经完成了调解，本来说好的赔偿款，老板一次次拖欠，直到5月15日，老板再一次爽约。已经回到老家的英姐决定一周后再去一趟佛山，申请法院对老板强制执行。

英姐受工伤的手

好不容易复工的，收入也大降

而实现了复工的工人们，日子过得也不容易。林林在绿色蔷薇所服务的社区内生活，今年是她来深圳的第10年。她在一家服装厂做质检工作。从4月底开始，工厂上三天休两天，身边有几个朋友也因为工作不饱和被裁员。这家服装厂，已经建厂二十多年，这些年陆陆续续在各大城市铺设了不少实体店，算是国内发展还不错的中档服装品牌厂商。

但现在，公司的直营店正陆续从各大城市撤离，一位公司领导透露，因为生意冷清，可能要把原本的四十多家店面撤到十几家。订单量减少了，林林的工作量也少了，而工资自然也就减了不少。

这是林林在深圳工作的第十年了，也是在这个工厂工作的第十年。她对这份工作一直还算满意，虽然这几年厂里经济效益不如从前，但林林也没打算过换工作。“这份工作有双休，现在有双休的工作不好找。”

河北人辰默老早就想回北京工作了，不上班就没有经济来源。孩子还小，需要妻子照顾，一家三口就指着他在北京打零工挣钱。他到北京闯荡五年了，成为了一名装卸工熟手，这份工作不需要掌握什么技术，只要力气足够就能胜任。

疫情期间辰默被困在老家时，偶尔会有经常合作的老板打来电话，询问他能不能去工作。他给房东打电话询问，得知村子里管得严，只有那些有正式单位，公司开了复工证明的人，才能进入村里居住。而像他这种没有固定单位的人，想回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到了三月底，村子里的政策松动了，他终于回到了北京，活慢慢找上门来，但闲暇时间相对年前多了许多。有时一整天都没事做，到了月底一核算，收入直接拦腰砍断，每个月到手只有三千元左右。

去仓库里装卸货物的时候，老板们也会抱怨，货卖不出去，不敢进货，好些仓库里还积压着2019年进的货物。辰默也焦虑，家人等着他汇钱回去生活，而每月除去房租餐饮交通费，所剩无几。

不稳定的劳务关系，随时被解聘的风险

疫情之下，实体行业体力劳动者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困境。在服务于城市家政女工的一家公益机构的负责人张倩看来，这些计时计件工作的工友们，必须在线下工作，不能像城市的白领一样选择线上工作等可替代的工作方案。在疫情防控之下，如果他们不到达工作地，就没办法开展工作获取收入。而在全面开始复工复产之际，他们身处的行业更容易受到冲击，收入缩减。

佛山市顺德区乐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3月份做了一个关于职业复工问题的调研，共收回有效问卷210份。调研发现，疫情期间，约有八成职工因为疫情影响延期复工，在延期复工期间工资正常发放的比例不到三成。而在企业复工后，部分职工又面临着调薪、增负的风险，其中约6%将被解除劳动关系。李楚晓在乐行社工里组织工友们活动，时常会听到工友们交流身边朋友被降薪、辞退的遭遇。

而在疫情前就因为工厂裁员被辞退的广西人李广昌，在节后再返回佛山找工作时发现，工作不仅难找，找到的工作也不好做。朋友推荐的第一家公司，是为手机生产零部件，不仅工资迟发，还被找各种理由克扣工资，三月份的工资被整整扣掉一千元。4月15日辞职的他，发现工作更难找了，缺人的工厂少，找工作的人扎堆，工资也每月平均降低了一千元。

而类似家政工、装卸工等用工形式更加零散和随意的工种，他们没法和雇主形成长期的、稳定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雇佣关系，则面临着随时丢到工作的风险。

老板没有给英姐购买社保和工伤保险，只有一份意外伤害保险，在这次英姐的工伤赔付中赔付了七万余元。而辰默，连这份意外伤害保险都没有，万幸的是在这些年装卸货物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出过什么“大事”，受过一些小伤，去医院包扎一下花上一两百块钱，他也未曾在意过这些“小事”。赵利琴也没有签劳动合同，工资按工作时长计算，在北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

像张倩她们这样长期服务的家政服务人员群体，因为工种的特殊性，在这次疫情中所受的冲击巨大。新冠病毒，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类似家政工这种需要入户的服务类型，在雇主看来是有一定的疾病传播风险的。至今，北京家政行业的临时小时工都被叫停。

看不见出路，退路只有回家

他们对所工作的这座城市的感情是复杂的。在北京十年，赵利琴从不去医院看病，唯一一次去医院是2015年，她急性阑尾炎发作，雇主把她送去了医院。

赵利琴疼得在医院里打滚，没有医保，估计在北京做手术的花费不菲。她果断给老公打电话，让他连夜赶来北京接她回家。忍着剧痛在丈夫搀扶下凌晨坐高铁回家，准备到老家县医院做手术。到了医院检查时发现，她阑尾穿孔，不及时治疗很危险。

做住家保姆的日子，上六休一。工作的六天，赵利琴时刻保持待命。没有休闲和娱乐，玩手机的时间都极少，最初她甚至连使用手机上的地图导航和发送微信语音消息都不会。

到了周天休息时，她会选择去公园闲逛。那时没有朋友，也不舍得花钱去娱乐，能去的地方只有马路和公园，逛累了才回雇主家，感受到的是深深的孤独。

租住在城中村内，这种异乡人的感觉从未从他们的心头消失。来北京23年了，丈夫和儿子也均在北京工作，家政工刘进财也渐渐适应了北京的气候，喜欢冬日里的暖气，过年时回到四川老家，她已经无法再适应气候的湿冷。但是她知道自己终将会离开这座城市，在老家盖了房子，也买了新房。母亲老了，生了病，她琢磨着是时候回家照顾老人了。

在这些大城市内，他们挣着辛苦钱，希望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林林一家四口都在深圳，虽然经历了多次搬家，感受着房租的翻倍，物价的上涨，但她依然爱着这座城市，这里比老家繁华、舒适，生活更加便捷。

绿色蔷薇的活动中心内，丁当感受着工友们的担心和忧虑。许多工人在深圳打工已经好些年头了，对这座城市已经充满了感情。因为丢失了工作，脑海中也闪过了是否要回老家的念头。

工友们在观望中向丁当倾诉：“我现在找不到工作，没有办法，回家吧，但不想回去，你说我回去了干什么呢？”林林和同事们聚在一块，也会为要是工厂倒闭了，自己该何去何从的未来而迷茫。

丁当问父母有离开打算的小朋友愿意回老家吗？小朋友摇摇头，“我舍不得我的朋友。”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在大城市没有缴纳社保，不能享受医保，孩子读书困难，但回到故乡，更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大的灾难面前，他们几乎毫无抵御风险的能力，没有出路，而退路只有回到家乡。

从14岁到深圳打工，到现在创办绿色蔷薇，服务于工友，丁当对工友们的遭遇感同身受，“国家现在对复工复产的扶持政策都是针对企业的，而没有针对工人的补贴，而针对企业的免税扶持政策，是否有回馈到工人身上，则是未知。如果对城中村里的工友们有直接的支持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们渡过这个难关，比如租房补贴，放宽孩子入学门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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