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人：梁正伦（AlexanderStewart Allen，1899—1992）

出生于魁北克省蒙特利尔。曾就读于加拿大两所世界顶尖名校，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麦吉尔大学。1929年，梁振伦毕业于麦吉尔大学医学专业，该校的医学专业在加拿大排名第一。梁正伦夫人毕业于该校社会学专业。1929年，两人一同前往中国。休假期间，梁正伦取得皇家外科医师学会认证（FRCS），主要专长胸腔外科。随后回到中国，成为重庆医院的负责人。

梁正伦（站立者）与重庆仁济医院职员合影

拍摄时间：194？年

照片档案号：2000.017P/95

梁正伦的演讲稿

加拿大多伦多

发言日期：1945年8月12日

写作时间1945年

梁正伦（A. S. Allen）的演讲稿：

我希望借今晚的机会，给大家描绘一幅图画，展示我们的中国盟友过去和当下的情况以及一直存在的问题。我讲话的底气来源于我在中国首都重庆七年的生活经验。

首先我想描述日本的攻击所导致的后果的两个画面，具体地说，我想讲一下去年冬天发生在贵州的事件。当时，日本人逼近贵州，中国政府和重庆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当日军从广西宜山县城向前推进时，逃难的难民们发现前方的路被堵住了，他们被堵在一个人口约一万的小镇上。十天以前，一列装满了军火弹药的列车着火了，彻底毁掉了这个小镇。两万多难民一起拥进这个小镇，但是现在却没有了交通工具，往前的路寸步难行。难民们是在气候温暖之时离开自己家园的，如今身上没有足够的衣服来抵御寒冷。去年的暴雨非同往常，暴风雨来袭之后，寒冷随之而来，所以人们急忙用木桩和薄竹席支起简易的窝棚来挡风御寒，完全没有公共设施可用。在短到难以置信的时间内，整个区域就变得泥泞不堪，简易窝棚里也肮脏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然后痢疾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成百上千的人为此丢了性命。在这个小镇上，在来自孤儿院的一群小难民中，减员达到了10%。

我们加拿大的救援人员中有一个人到了另一个地区，当时日本人刚从那里撤走。他写道：

在贵州独山县，95%以上的建筑都被焚毁殆尽，那个地方完全变成一片废墟了！火车站尚未完全烧毁，因此售票处里面挤进了五家人，他们用稻草和几块破布挡住门和窗。一夜凄风冷雨之后，早晨起来，洞穴般的房屋上结了一层冰。火车被遗忘在村子里，上面所有窗户都被砸掉了，每一节车厢都被四到六个家庭占据，占据车厢的人都是留下来的铁路职工中的幸存者，他们从被完全摧毁的房屋中幸存下来。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政府设立的难民避难所，避难所由两栋建筑组成，里面挤进四五百人，房间拥挤不堪，环境污秽不堪。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一些食物，但是供给越来越难以保证，他们的命运前景未卜，除非我们的救援组织对他们负起全部责任来。整个城市几乎被焚毁殆尽，只有几栋建筑逃过了这场大火灾，其中一栋是中国内地会的教堂，现在被负责安保的士兵占用。

这就是他的汇报。

上述两个场景是日本人行军沿线上众多城市和乡村的真实写照，也是典型的状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些成立于该省份的救援组织接手掌控了局面。救援来自多方面：美国、英国以及我们的红十字会，中国战争救济基金以及随行的医疗救援单位，还包括中国政府基金。所有这些救援团体协作非常紧密，大家一致努力解决物资和避难所等数不清的问题。

在这场大灾难中，对于加拿大人来说，我们的显著特征是我们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一个外国国家都来得及时、有效并涉及面广。当银行系统瘫痪之后，我个人用专车运送几百万元法币到现场，救助了身处险境的难民们。

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要怎样才能处理并治疗这些奄奄一息的患病难民？他们的数量可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啊！以现有的资金，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我们决定排除那些有可能有能力自谋生路的人，而将赈灾基金救助的重点放在孩子和孕妇身上，因为在难民中他们应该是最需要得到救助的人。很多年少的人失去了自己的双亲，没有办法维持生计。他们来到救济营地时极度缺乏衣裤，通常衣衫褴褛，在遭受到突如其来的严寒时无法御寒，饥寒交迫，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

上述只是众多场景中的两个场景，能够讲述这场战争导致中国陷入严重困境的场景还有很多很多。在座各位都听说过一部名为《龙种》2的电影吧，可能还有人看过这部电影。现在加拿大全国各地都在上映此片。我最近才看到这部影片，我认为此片确切地描述了中国许多地区的真实状况以及众多中国人被迫迁徙的情况。影片中展示的每一个场景都在中国某地真真实实地发生过。但是该片仅仅展示了所发生事件的极小一部分，远远不能反映大量的真实事件。

在过去的三年中，中国战争救济基金和加拿大红十字会拿出约100万加元用于赈灾，救助上面讲到的那些苦难中的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受到了这样的救助，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危急的时刻，得以为他们国家将来的发展保存下生命。

加拿大民众已经帮助了中国，我们能够给予这样的帮助，但上述的情况仅仅只是帮助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从本质上来讲是临时性质的。为了让救援能够持续下去并行之有效，救援工作的性质必须是给予这个国家永久性的贡献。因此，也需记住这个特点。

关于更加持久的贡献方式，我的演讲时间只够举一个已经发生的例子。盟国的救济基金已经向中国政府提供了援助，为的是通过政府和教会机构，维持中国的医疗和医学教育工作。

要想对身处加拿大的各位清楚地描述中国的医药需求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你自己或者你的孩子生病的时候，你已经习惯于拿起电话叫医生来。可是如果我告诉大家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这个条件的，你们定会感到非常惊讶。我想告诉各位的第一件事，是中国只有6 000名毕业于西医院校的注册医生，护士的数量比这还少。

那些对基督教传教团体项目存疑的加拿大人经常怀疑我们的努力是否真的在中国受到欢迎。为了精确地阐明中国基督教传教团体项目，特别是医疗事业的立场，我带了一些文字资料回家，这份资料是中国政府一位官员书写的申请，在文中有一封特别的邀请函。该函邀请盟国给予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用于战后中国医疗体系的恢复。为此，他们宣布将给予所有传教团体自由，在确有需要的情况下，允许在医院讲授基督教教义。还有比这更具官方性质的邀请吗？

战争之前，中国的传教团体负责维持分散在中国各处的250至300所医院。你们是否意识到我们的医院能够提供的床位是当时全中国的医院所能提供的总床位的70%？我们的这些医院大多数都有附属的护士学校，中国护士总数的80%是毕业于我们那些护士学校的。这些医院都收到了中国政府的邀请，邀请我们重新开门行医。政府赏识这些医院，喜欢它们的存在。政府已经认识到即使中国的千百万民众获得最低限度的医疗救助，医疗传教团体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必须在未来继续下去。事实上，对此我还应该讲得更有力一点：如果中国的医疗计划想要成功的话，就必须获得传教团体所能给予的所有帮助。

战争时期的成都医院病房

拍摄时间：1937—1945年

照片档案号：1994.007P/16N

民国政府的医疗计划很全面，它计划在各地至少建立一所医院，与教会医院一起算的话，全国一共建立655所医院。但是，在提供住院治疗时，每7 000人只有一个床位！再讲具体一些：设想一下多伦多或蒙特利尔的人口数量，而每个城市只能够提供175张床位，你就会明白即使这个计划看上去包罗万象，也完全无法满足中国人口的充分需要，连开个头都开不了。即使这些医院都建成了，一时半会儿也没有足够的护士和医生到这么多的医院来工作。加拿大贡献出的另外一笔30万加元的费用已经用于这些医疗机构了，让这些机构得以在战争状态下维持运转，并已经做好准备为护士行业培养人员。我们还应该提一提的是，加拿大人捐助的很多珍贵的药品已经通过加拿大红十字会送到中国了。

中国的各家医院一般都拥挤过度，在这样的战争时期尤为严重。在轰炸期间，我自己在重庆的医院已经人满为患了，全是伤员，所有的病床都满了，随后病床又扩展到地板上，再扩展到内廊通道上，挤得水泄不通，完全没有空间，必须从一个伤员身上迈过去才能去看下一个伤员。

遭受日军轰炸的重庆仁济医院

拍摄时间：不早于1939年

照片档案号：2000.017P/81N

在座的各位在加拿大通过教会和其他组织募集到的资金，就是为上述情况而募集的。这些资金将帮助中国人民，他们对战争的灾难毫无准备，可战争将灾难强加到他们身上。1937年他们突然被日本袭击，他们在突然之间被卷入战争。

对于未来中国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关系，于我而言，最具意义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官方首次明确地直接请求人员援助。中国特别需要那种之前有传教工作经验的人，这样的人员可以继续从事以前一直在中国开展的长期性的工作。除此以外，中国还邀请短期教师的协助，这种类型的教师无须学习中文，但他们将用英语教授一门专业，不但在医学院校教书，同时还在其他科研机构教书。这样做是为了培养大量的中国人才，让他们能够尽早尽快地投身于自己国家的战后重建与发展中。中国不但愿意接受，并且已经邀请了这样的协助，此事意味着中国有意扮演联合国的领导力量（之一）这个角色，也意味着中国有意在那些愿意维护人类理想的国家间，协助促进战后的国际理解，协助大家达成良善的愿望。

梁正伦（A. S. Allen）

加拿大多伦多

1945年8月12日

历史背景：

中国战后重建与发展问题。日军的“一号作战”，不仅使中国在军事上处于绝境，同时也使中国民众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外国援助对中国战后重建与发展至关重要，而医疗援助最为迫切。更为重要的是，援助需要更加持久的方式，这就涉及中国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关系、政府计划的全面实施、国际合作体系的重新建立等。

1 1944年日军的“一号作战”，目标是夺取或摧毁中国中南部的空军基地。6月18日长沙沦陷，8月中旬薛岳的衡阳防线也崩溃，11月日军摧毁了陈纳德的空军基地，然后西进，逼近贵州，重庆受到威胁，12月上旬日军停止前进。梁正伦的演讲稿与战事发展相符，所看场景处的位置应是日军的实际作战路线。这次大规模作战，中国军队遭到重创，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巨大。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578~579页。)

2 美国电影《龙种》，拍摄于1945年，根据美国作家赛珍珠同名小说改编，作为抗日战争题材影片，向世界描述了真实的抗日战争。梁正伦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这场战争导致中国民众陷入严重困境的场景还有很多很多，影片只展示了极小一部分。影片原作者赛珍珠的作品，鲁迅也曾有评价，即立场和真相的观点。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在金陵大学完成了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1932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村主题支配了大多数文学作品，茅盾写出农村三部曲，沈从文描绘田园色彩乡村，赛珍珠应是受到这种“家乡泥土气息”的熏陶，才有了《大地》的诞生。(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440~441页、第445~446页。)

齐鲁大学教师

拍摄时间：1940年5月

照片档案号：1999.001P/2313

医学院毕业生与教师（第一排左九为杨济灵）

拍摄时间：1934年6月30日

照片档案号：1999.001P/3325

3 1919年，在华外国传教团体已开办医院326所，十多年已过去，医疗设施仍发展缓慢。1928—1945年，中央研究院主管人员中很少有人有从事医学研究方面的经历，主要研究机构也只有1932年创办的药物研究所，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研究基金的专业分配也严重不均，医学只有17项，而仅化学就有145项。(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70页，《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398~403页。)

中国士兵在重庆搬运物资

拍摄时间：1940年

照片档案号：2000.017P/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