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于尉氏县东城墙内的一抔土丘，传说为周幽王设立的烽火台，另说是战国军事家尉缭子所筑“拜母台”，却因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首的阮籍栖居此台抚琴吟诗而得名“长啸台”。高台上没有雕梁画栋的亭台楼榭，更缺少古色古香的韵味儿，盘根错节的刺槐紧抱贫瘠的黄土，折射出阮籍含蓄而又极具韧性的人生轨迹。

阮籍，字嗣宗，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出生于尉氏县阮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阮瑀，系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高足，著名“建安七子”中的散文家和诗人。阮瑀“饱读诗学，善作书檄，倚马千言，无所改动”，曾入曹操帐下，授司空军某祭酒。阮瑀生二子，长子阮熙（阮咸之父），官至武都太守、太子舍人。次子阮籍，3岁丧父。面对失怙不幸，家境由盛到衰，阮籍在母亲的鞠育劬劳和训督嘉勉下，以“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的刻苦求知精神，成名乡里。时任太尉之职的蒋济闻阮籍“俊而淑悦，为志高”，欲将其招募门下。阮籍栖居乡野，能够在当朝谋得一官半职，养家糊口，应该是求之不得的好差事。可他却不为所动，以自身“才疏学浅，出生卑微，难堪重任”为由，婉词谢绝。其后，阮籍出仕，与王戎的父亲同任尚书郎。未几，阮籍抱病辞官，曹爽欲招为参军，他再次婉辞拒绝。正始十年（249年），已届不惑之年的阮籍，为生活所迫，勉强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司马懿卒后，阮籍又在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帐下继续做从事中郎。嘉平六年(254)，曹髦即帝位，司马师为了笼络人心，大肆封官晋爵，阮籍被赐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阮籍目睹司马氏操刀弄权，废掉魏元帝，独霸朝纲，作为魏室旧臣，他不愿奴颜侍奉西晋小朝廷，听说步兵衙门酒坊善酿白酒，自请充任步兵校尉一职，被后人称之为"阮步兵"。司马昭拿“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嵇康开刀，又将王戎、山涛、向秀招募府中。为了拉拢阮籍，司马昭不惜屈就攀姻亲，为其子司马炎求婚于阮家女儿。面对“皇亲国戚”的诱惑，视权贵如粪土的阮籍天天酗酒，大醉60日，终使司马昭无隙可乘。

阮籍胸怀旷世奇才，却生逢乱世，为藏其锋芒，结庐土台之巅，抱着“众人皆醒我独醉”的心态，终日饮酒赋诗，愤而引颈长啸，吼一声：“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或即兴乘一辆牛车，信车由缰而去，旷野穷途末路，幕天席地而眠，尽显“随其波而不浊其流”的孤傲个性，落得个狄俄尼索斯的疯癫形象。阮籍的佯狂不羁，“惟其不自是”，终能全身而退。

愤世嫉俗的阮籍，常以“青白眼”藐视权贵，蕴含了人生的大智慧。阮籍丧母，攀附于司马氏的嵇喜前来吊祭，他以白眼视之。随后，嵇喜之弟嵇康抱琴奔丧，阮籍即以青眼相待。后人将阮籍的“青白眼”与嵇康的“梗脖子”相提并论，为才高识寡的嵇康惨遭杀身之祸下了注脚。性情刚烈桀骜不驯的嵇康，常以“梗脖子”以下犯上，招致钟会嫉恨，以“不事王侯，负才乱群惑众”之罪名，怂恿司马昭痛下诛杀令。大义赴死的嵇康抱琴奔刑场，一曲激越的《广陵散》随着生命的终结戛然而止。若“口不论人过”的阮籍从醉酒状态中清醒如嵇康，生命则似《广陵散》之绝唱，焉能于高台之上抚琴吟诗。进退之间，以退为进，隐于迷幻，难得糊涂。

阮籍的后半生多半是在啸台上度过的，流传于世的《阮步兵集》之五言律诗《咏怀》82首，大都于高台之上即兴而就。其中第31首：“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深深表达出作为亡国之臣的忧国忧民情怀。阮籍的《咏怀》诗，多采用比兴的手法，或借古讽今，或寓景于情，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其“隐晦曲折，悲愤哀怒”的独创风格，堪称“建安七子”以来第一人，开创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境界，五言诗风为唐代诗人李白、杜甫之所用。

263年寒冬，阮籍在穷愁潦倒中病逝，享年54岁。

一代名士驾鹤西去，遗下啸台孤寂耸立，在经年累月的风剥雨蚀中见证那段沧桑历史，同时招引着后世的文人墨客步阮籍之后尘，慕名登临高台，发思古之幽情。唐代诗人刘禹锡有诗曰：“啸台数仞诗东城，晋魏名流啸此中。乱世全身唯醉好，平时爱哭为途穷。”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登临啸台，吟诵出“阮生古狂达，循世默无言。犹余胸中气，长啸独轩轩”的千古绝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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