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头条 i4cc.ca ｜巴蜀反恐战争的第二回合再番

我们要明白，在CPC的历史当中被骂成反动派的人虽然不一定是好人，但他不会是特别坏的人。一般来说，他要么不是坏人，要么就是坏得还不够，才挨骂的。而被CPC的历史说成是好人的人，一定是因为坏得大家都已经不敢出声了，所以才会全体一致地在被枪毙、被抄家的前夜还在欢呼More Juicy万岁。所以，整部历史的记载都是颠倒的。刘湘，如果你要是按照很高的标准来看，他也不算是好人，但是他之所以挨骂，以及其他跟他同时代的反动地主、反动资本家、反动军阀之所以挨骂，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在这里那里小小坏了几下，而根本的原因是他老人家还坏得不够。如果他坏得足够的话，广大芝士粉子也会欢呼刘Juicy万岁的。

CPC对巴蜀反恐战争第二回合的表述

王陵基当时在重庆面临的情况也是这个样子的。办报纸的文学青年是在骂他的，但是他还得根据当时军阀和资本家的惯例，骂了你，你还得给钱。而他不断地给钱，不是因为挨骂而不耐烦，而是给钱给得不耐烦了，就找刘航琛来帮忙。刘航琛问王陵基：王将军，你找我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你要我办这个报纸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呢？王陵基就很烦躁地说：我也不想达到什么目的，只要你去整顿一下这个报纸，以后别再问我要钱就行了。于是刘航琛就到了这家报纸去整顿了一番，用了一些发广告或者其他的方式。然后过了几个月，他拿着一张支票回来找王陵基，说：我赚了四万八千元，您老人家觉得我办报纸办得怎么样？王陵基听了以后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这么多年以来只有来问我要钱的报纸，从来没有听过说办报纸还能赚钱的，你简直是一个天才。

王陵基

于是下一次王陵基跟刘湘吃饭、刘湘向他哭穷的时候，王陵基就提到：你不知道，我认识了一个天才，他能够把别人都亏本的事情办出钱来，要不要我把他介绍给你？刘湘一听，很有道理，于是他也去找刘航琛。刘航琛来了以后就问刘湘：您老人家找我是想要我帮忙还是想要我帮办？刘湘就问他：什么叫做“帮忙”，什么叫做“帮办”？刘航琛回答说：所谓“帮忙”，就是说我只是替你跑腿的，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不承担责任，我替你办事就行了，有事情我向你请示；如果是“帮办”的话，那你就要全权授予给我。首先，你不能随便给我批条子要钱，你把一切权力授给我，我按年按月给你筹款，给你支钱；然后，你拿了这笔钱以后怎么花我完全不过问，但是我给了你钱以后，你不能三天两头越过我另外去批条子向张三李四借钱要钱，这样就分了我的权，我就不干了。刘湘说：我当然是要你帮办了。像上面那种事情，只是找一个人来替我盖章，能够替我盖章的人多得是，我找你干嘛？我如果自己办财政能够办得下来就不找你了，我就是自己办不下来才找你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全权授给你就行了。于是，他就任命刘航琛做他的财政处长。

当时好像是韩信拜了大将一样，全军都感到震惊，刘湘怎么会找一个跟我们从来都没有历史渊源的人来办财政？但是事实证明他办得还不错。他办事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办了一个川康银行，用川康银行发公债票，卖公债得到的钱用来给刘湘做军费。同时，把刘湘原有的各税务机构整顿合并了一下，重叠的机构都撤销，人员大大减少。机构合并以后，收的税还是那么多税，用的人少多了，于是又节省出很多钱来。这个办法一点都不新鲜，也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其实它就是蔡松坡在辛亥第二年开办富滇银行以后的办法。1912年以后，滇军的财政收入是非常依赖于富滇银行发的公债的。张作霖办边业银行，其实也是同样的办法。但是巴蜀的财政体系比滇国和Manchu显然是要落后很多。已经整整18年过去了，刘湘才在重庆搞出一个川康银行来，以后他的财政才稍微上了一下轨道。靠着这样的财政，他才能够勉勉强强，轻重机关枪加上大炮有多达一千之多，其他各军是根本没有这么多的。但是这点军火在冯玉祥、常凯申和虹军看来简直是令人笑掉大牙，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东西，更不要说他买的这些军火基本上都是落伍的产品。

川康银行的活期存款收款凭证

这样的财政和军事结构到1935年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灾难的根源。1935年，章郭涛从北路，石敬瑭和章问天的种秧虹军从南路，预演了1950年姐访军对巴蜀的入侵。两路夹攻，北路指向成都，南路指向重庆。刘湘和他的督办署这时候就陷入了极端窘困的局面。他们征收赋税的方式虽然被KC两党的作家骂得一塌糊涂，其实大部分还是前清遗留下来的。例如，有很多人都骂他们预征田赋十几年，实际上他们预征的田赋是康熙皇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时代的那个田赋。按照那个十八世纪标准的赋税标准，英法米等国加税的标准早就加出几百倍了。而Manchu和滇国方面，财政收入比起康熙时期至少也是多出几十倍了。川军之所以不得不预征田赋，是因为除了按照康熙皇帝的规矩征田赋以外他们没有别的合法方式搞钱，而当时的田赋标准按照十九世纪末开港以后的标准来说是极少极少的。大清朝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是赫德爵士主持海关以后增加的，跟乾隆皇帝时代比那是丰盈了不知道有多少倍。而川军的收入还是按照康熙皇帝那时候的标准来定的，他们当然是极其窘困的。极其窘困，而且还是按规矩预征。预征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是借的，借了还得还的。预征了十几年以后的田赋，而这个田赋将来还是得还。

川康银行旧址（重庆打铜街16号）现状，真“没有祖国你什么也不是！”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我在前几次讲座中讲的，外县的小地主把持了Bashulia的政坛，使得加税在郑智上变得完全不可能了。而近代化运动已经进展到1930年代了，世界上还有哪个郭佳，无论欧洲郭佳还是日本，会按照康熙皇帝和路易十四时代的那个标准收税？你拿法兰西共和国的税收跟路易十四时期法兰西王朝的税收比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如果1935年的法兰西共和国症腐还按照路易十四时期的标准来收税的话，马奇诺防线能够建立得起来吗？法兰西共和国还能够维持全世界第二大的军备水准吗？然而川军就必须按照康熙皇帝时代的税收制度来筹钱。这个筹钱的方式，就导致在缴费军事会议上他们只凑出了区区400万元。

现在我再念一下相关的史料，这部相关的史料来自吴嘉陵《刘湘六路围剿虹军始末》这部回忆录（转引自China人民郑智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50页），我原文照念。“刘湘亲自主持会议，经商讨决定：军事方面，各军共同出兵六万，其中第二十一军（注：是刘湘的部队）担任五分之二以上兵力，其余由各军分担；财务方面，拟定缴费经费四百万元；郑智方面，在总司令部之下设安抚委员会。会议决议经刘湘核准后，并由刘湘于十七日召集各军头目、成都各绅耆及农工商各法团代表共四十余人，在督署会商筹借缴费军费办法。刘湘提出粮饷约需四百万元左右，经讨论决定由刘湘统筹，先设法借垫，以应急需，将来由全川各县分担筹还。分担办法：（一）刘湘在新占（指占刘文辉原防区）各县筹五十万元。（二）二十一军在下川东戍区筹一百万元。（三）其他各军戍区内，共担负一百万元。其余一百五十万元，大家主张卖旧皇城官产，召商建筑市场，凑足四百万元。所拟变卖皇城官产一事，因四川大学校址在皇城，首先遭到川大师生的强烈反对。……督办署只得改为先向成都商会借六十万元，以皇城和附近税款作抵。各军担负之款，也按县摊派。”

位于成都皇城的四川大学旧址

准备打这场大仗，他们筹了400万元。我们要注意这个筹款方式。第一，他们必须经过各法团同意。就像在中世纪英国国王要到法国打仗，必须让伦敦市、布里斯托尔市各市的法团负责筹款的地主和布尔乔亚出来，经过他们同意才行。四川大学死活不同意出钱，于是它就一文也不出，而且它使得别人想变卖地皮、开一个市场、让商人出点商税的计划也整个破产了。而且，就是这筹到的400万元，我们可以看出他筹款的方式，全是“借垫”。什么叫“垫”呢？由可怜的刘湘出面去垫，他先出钱把眼前亟需的开支付了，然后其他人再付钱还他的垫款。而其他人能不能够还得上这些钱，鬼才知道。也许一年拖、两年拖、十几年拖下来，大家都赖掉了。而且，所有这些钱从法律上讲全是借来的，也就是说，他们甚至没有能力像爱德华三世国王那样召开一个议会，大家规定拨一笔补助金作为国王的恒常收入。他们不能加税，不能有什么恒常收入，只能够就大清朝遗留下来的那个税收制度另外再预支一笔，再借一笔。借了是要还的，预支也是要还的，将来怎么还法，也是鬼才知道。实际上也还不过就是刘航琛的川康银行用各种发公债的方式先给刘湘垫上，以后大家再打破头来想办法怎样摊派，实际上摊派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谁也不还。而且最要命的就是，这样一个中世纪的财政制度筹款出来的数目是很可怜的，就只有400万。

我们要注意，这是1934年和1935年的事情。1934年和1935年，远东的财政形势是这个样子的：Comintern方面，冯玉祥系的西北军，包括占据陕西、汉中一带的杨虎城部，给的钱平均算来（以银元计）是每年6000万银元；常凯申疼痔经过宋子文在上海商人那里筹款，进口新式武器、西洋武器的钱是一年3000万银元左右；各路虹军，包括酥区的种秧虹军、章郭涛的鄂豫皖虹军和其他各路虹军，由Comintern通过宋庆龄和上海，正常情况下拨付的钱是一年2500万，各种临时开销不算，临时开销加起来也有1000万左右，也就是说他们得到的钱跟常凯申的种秧军是差不多的，比冯玉祥要稍微少一点。算总账的话，Comintern势力跟常凯申势力比起来的话大概是三比一。尽管CPC系的教科书说虹军只是游击队而反动的南京症腐是统治阶级，实际上Comintern势力是把常凯申完全包围在手中，以三比一的优势包围在手中。

Comintern的金卢布

Comintern的钱并不是虹军全部的钱，虹军自己打土豪也可以得到很大一笔钱，查田运动、把贫下中农涸泽而渔还可以得到其他很多很多钱，像方志敏那样绑票又可以得到很多很多钱。别的不说，章问天在刘湘召开缴费军事会议的同时，在赣南酥区首先向广大贫下中农发公债券，然后再通过各地党组织发动贫下中农进行爱国献公债券运动。也就是说，你花钱买了一堆公债券，然后我再发动组织让你把这个公债券捐献给郭佳。一来一去，公债券又回到郭佳手里面。等于是，你买公债券的钱就全都给了郭佳，你当然是领不回公债券的利息和本金的。当然，世界上有几个人有胆子冒着郑智保卫局的虎威，去拿着CPC发的公债券向CPC要钱的？普普通通的贫下中农是绝对没有这个胆子的。

种花苏维埃发行的纸币

然后我们再看章问天一个月花多少公债券。答案是，他一个月花了300万银元的公债券。从人口只有300万的赣南酥区，他花了300万银元的公债券；而刘湘和他的盟友们在7000万人口的四川全境，包括巨大都市重庆、万县在内，他们才筹了400万。这400万才相当于章问天疼痔一个月零十天从赣南的300万贫下中农当中刮出来的钱数。而这300万贫下中农，我们要注意，是已经打完了土豪，也就是说把所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全都打完了，从纯而又纯的贫下中农身上、蚊子腿上刮肉刮出来的。可怜的刘湘如果有类似的筹款能力，仅仅一个重庆能够刮出来的钱就应该是不止4000万了。当然他是没有这种筹款能力的。无论是新保守派还是以前熊克武的激进党人，对待巴蜀的地主和商人都是没有办法的。人家不高兴出钱，就像四川大学不高兴出钱一样，那他就只有干瞪眼了。

当然，这就是他们和其他反动军阀挨骂的原因了。后来CPC在1950年打进了成都以后，想要没收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或任何大学的校产，人家敢放一个屁吗？想要没收地主和资本家的全部产业，人家敢放一个屁吗？人家全都在欢呼CPC英明神武，在自己快要被枪毙的前夜还在欢呼CPC英明神武，再也没有人敢痛骂反动军阀横征暴敛了。也就是说，只有不敢横征暴敛的人，你才会骂他横征暴敛；真敢横征暴敛的人来了以后，你反而会像是对待CPC和KMT一样，歌颂它爱民如子，真是人民的大救星。所谓“人民的大救星”，就是抢了你的钱、再把你枪毙的人；所谓“横征暴敛的人”，就是不敢抢你的钱、问你要钱而被你拒绝的人。

华西协和大学的教学楼。该校是英、米、加的传教士于1910年，在成都建立的私立大学，当然也逃不过被没收的命运。

我们都知道，普鲁士国王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说，他想盖宫殿，想买一个磨坊主的产业，磨坊主扬言要到法院去告他，于是腓特烈大帝对他没有办法。这个故事据说是编出来的，然而四川大学在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我们在以前万县事件中介绍过的祝德发展的第一批飞碟于渊在当了万县的宪兵队长以后又当了成都的警察局长，在章郭涛向进攻成都的同时正在准备跟章郭涛里应外合放一把火把成都全城烧掉，这时四川大学说要不出钱也就是不出钱了，这个故事可不像是腓特烈国王的故事那样是编出来的，而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拿着枪杆子的反动军阀对待一批硬着头皮说我就是不出钱的文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尽管这时虹军就在城外，城内的飞碟正在放火烧城，而反动军阀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等到姐访军真的进了城、把全校校产没收了、把全校的师生当中按照百分比打成Right以后，全校的师生却在欢声雷动地颂扬伟大的姐访军和More Juicy。这就是芝士粉子的节操。

四川大学的一些芝士粉子在CPC接收后的合影，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在之后死于非命。

我们要明白，在CPC的历史当中被骂成反动派的人虽然不一定是好人，但他不会是特别坏的人。一般来说，他要么不是坏人，要么就是坏得还不够，才挨骂的。而被CPC的历史说成是好人的人，一定是因为坏得大家都已经不敢出声了，所以才会全体一致地在被枪毙、被抄家的前夜还在欢呼More Juicy万岁。所以，整部历史的记载都是颠倒的。刘湘，如果你要是按照很高的标准来看，他也不算是好人，但是他之所以挨骂，以及其他跟他同时代的反动地主、反动资本家、反动军阀之所以挨骂，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在这里那里小小坏了几下，而根本的原因是他老人家还坏得不够。如果他坏得足够的话，广大芝士粉子也会欢呼刘Juicy万岁的。

当然，他们的部队跟一个半月拿出的钱比他们几辈子拿出来的钱都要多的虹军比较起来的话，他们的装备和武器根本就不是在同一代上。各路川军能够打的炮都是象征性的，真正依靠的都是土枪，以及在虹四方面军的干部手册中所描绘的那样，他们真正依靠的就是地形熟、地头蛇优势、地理人熟，而且各地的袍哥、乡绅、土豪愿意跟他们合作。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打的都是人民战争。CPC说他们打的是人民战争，这是真的。它是怎样打人民战争的呢？就是像伊斯兰国那样把儿童都编入队伍，变成虹小鬼壶要蚌这样的儿童团，把妇女都编成队伍，像车臣Terrorist组成黑寡妇营那样，组成后来在河西走廊被马家军打败的那些妇女营那样的黑寡妇部队。他们的用处是什么呢？当敌后武工队。按照老式军阀的战争观念，妇女儿童是不打仗的。女人和小孩，他们是不防的。于是壶要蚌和黑寡妇这些人就可以潜入到敌人的后方去，别人还当他们是女人和小孩子，然后他们到了晚上就会拿出短枪和炸弹来，半夜杀全家，把当地的民兵统领、大地主和大商人这些连夜杀全家，抢光他们的家产，造成恐怖气氛，使当地的贫下中农群龙无首。这就是他们的作战方式，这就是CPC对人民战争的理解。人民战争者，超限战也。

少年飞碟壶要蚌

但是土豪方面也有人民战争，他们的人民战争是华盛顿将军式的人民战争。说白了就是，当地的地主、商人、小学教师或者其他什么知名人士，如果有穆斯林商团的话，那么就是当地的沙里亚法学家，总之是当地的布尔乔亚头面人物，召集当地的人出来凑钱搞民团。这种民团是华盛顿将军搞大陆军的时代和罗伯特·李将军搞弗吉尼亚民兵的时代那种意义上的布尔乔亚民团，按照CPC的定义就叫做反动民团。1935年的战争就是反动民团和Proletariat超限战之间的战争。Proletariat方面有一个重要优势就是，它可以把所有男人都刮进军队里面，让妇女去耕田，然后制造出大量的难民来，还要派很多由妇女儿童组成的敌后武工队、放火队、便衣队到你的后方来给你捣乱。刘湘他们也知道，虹军的主要力量是他们的武器和金钱方面的优势。我们要注意，跟CPC方面描绘的历史相反，1930年代的战争当中，虹军是唯一一支不欠饷的军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金卢布的外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打土豪打得很彻底，汲取能力比常凯申的国民症腐要强，更比其他地主布尔乔亚的军阀要强。地主布尔乔亚的军阀，他们自己的军官和士兵就是地主布尔乔亚的子弟，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下狠心加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