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五四」| 《大公報》直擊巴黎和會 點燃「五四」星火


編者按

爆發於1919年5月4日的五四運動迄今已過去了整整一個世紀。百年前,那場「救亡啟蒙」的浪潮,一呼百應,星火燎原,點燃了中國人民的灼灼愛國之情。


它既是一場偉大的群眾愛國運動,又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揭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對近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彈指一揮間,歷史的長河經歷了無數轉折點,正在引領中國不斷走向繁榮與強盛。但以愛國主義情懷為內核的「五四精神」永遠不會過時,依舊在時光的沉澱中持續散發着光華。



文 | 大公報記者鄭曼玲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


一個世紀之前,如果說南北割據、戰禍纍纍、民生凋敝是孕育民主革命的社會土壤,那麼,巴黎和會上中國作為戰勝國遭受的歧視和侮辱,無疑是壓倒將傾大廈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這個劃時代的歷史節點上,曾見證並記錄了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的百年老報《大公報》,某種意義上可被視為這股民主浪潮的參與者和推動者。時任《大公報》經理兼總編輯的胡政之親赴巴黎,成為唯一進入和會現場的中國記者。他從巴黎發回的第一手新聞報道,首次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發出了中國人自己的聲音。

 

親赴巴黎、成為唯一進入和會現場中國記者的胡政之(右一),向國內發回專電14篇、通訊4篇(資料圖片)


歷史指針回撥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中華大地上自大總統下至黎民百姓,還無不沉浸在「戰勝國」的喜悅之中。1919年初,巴黎和會召開,國人目力集中於此,希望中國能在國際外交中一掃過去受人欺辱的歷史,收回戰前被德國侵佔的山東。


中國政府代表陸征祥(時任外長)、顧維鈞(時任駐美公使)、施肇基(時任駐英公使)、魏辰組(時任駐比公使)和王正廷(原在美國,代表南方軍政府)五人出席會議,向和會提出了七項議題


(1)廢除勢力範圍;

(2)撤退外國軍隊、巡警;

(3)裁撤外國郵局及有線無線電報機關;

(4)撤銷領事裁判權;

(5)歸還租借地;

(6)歸還租界;

(7)關稅自由權。

 


胡政之成唯一進入和會現場中國記者


胡政之

一代報業宗師胡政之有「在舊中國新聞界並世無兩」美譽,帶領《大公報》創造了中國報業史上難以跨越的高峰。



當時之中國報刊,在國際報道上向來依賴外國通訊社,缺少自己的聲音,「一披閱中國之新聞紙,則英國半官方式『路透社電』之消息,連篇累牘,……而國際新聞為尤甚」。而外國通訊社在新聞報道中,往往以本國利益或西方列強的利益立場為重,因而「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利益得失」這一國人最為關心的問題,一般報紙刊載的信息,根本滿足不了受眾需要。

 

《大公報》意欲謀求突破,時任經理兼總編輯胡政之決定親赴巴黎採訪。他離開天津,經日本坐船先到紐約,後到巴黎,開創中國記者採訪報道國際重大會議之先河。在巴黎和會的3個月中,胡政之聆聽了中國代表顧維均的慷慨陳詞,也目睹了西方列強的秘密外交,最終他看到,中國人自鴉片戰爭後第一次昂起頭,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使青島免於歸屬日本。

 

刊登胡政之巴黎和會發回通訊的《大公報》(資料圖片)


作為第一位亮相國際會議的中國記者,胡政之於會場內外積極採訪,共向國內發回專電14篇、通訊4篇。這些第一手新聞報道,以民族利益為新聞價值的判斷標準,填補了「中國視角」空白。這在中國新聞界國際報道意識尚未開化的時期,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而胡政之亦因此贏得「在舊中國新聞界並世無兩」的讚譽。

 

同時,在新聞報道的寫作上,胡政之非常注意現場細節和個人感受,使人讀來有感有悟、身臨其境。他所撰寫的一組人物通訊《外交人物之寫真》,以五位中國專使為報道對象,指他們有的「謙謹和平而拙於才斷」,有的「悃愊無華而遠於事實」,有的「才調頗優而氣驕量狹」,有的「雖老而性情乖亂」,有的「口才雖有而欠缺條理」,因此「以人物言皆不能無疵,其活動之成績,自亦無可大觀」。文章字字珠璣、擲地有聲,將北洋政府所派專使大員面貌刻畫得活靈活現。

 

圖文並茂激發學生愛國熱情


1919年2月15日,《大公報》發表題為《國外情形勢將如此》的第一篇新聞漫畫(資料圖片)


20世紀以來,新聞漫畫成為中國報刊的一種重要體裁。它誇張幽默,同時又能尖銳表達對時事的觀點。報道巴黎和會新聞期間,為讓讀者更加一目了然,清晰讀懂報道傳遞的信息,《大公報》還配發了一系列質量上乘的新聞漫畫。


1919年2月15日,《大公報》發表第一篇相關新聞漫畫,題為《國外情形勢將如此》。畫中,「歐洲和平大會」專使的口中封着日本旗,暗示中國外交代表團必然被日本收買;次日題為《親善目的》的漫畫,描繪外國代表交換青島的情景,表達了對巴黎和會後果的擔憂;《堅不退讓》一畫則詮釋民眾堅決不放棄青島主權的決心,抨擊當局對國家利益的出賣。

 

這些一針見血、入木三分的新聞漫畫形象而直觀,與文字報道相得益彰,在《大公報》刊發後,引起強烈反響,青年學生爭相閱讀,一時洛陽紙貴。人們從報道中看到帝國主義戰後分贓的猙獰面目,徹底打破了對帝國主義的幻想,長期壓抑在心頭的怒火和愛國熱情被瞬間點燃。


《大公報》反帝反封建「基因」與生俱來


英斂之

《大公報》創始人英斂之親筆撰寫的《論歸政之利》在《大公報》創刊第五期刊出,奠定了報紙「愛國」的基調和「敢言」的文風。



自誕生之日起,大公報便自帶反對封建專制、倡導維新變革的基因。1902年,八國聯軍已佔領天津兩年,《辛丑條約》簽訂也將近一年,國家勢若累卵,大廈將傾。報國無門的英斂之先生眼見滿目瘡痍,痛心疾首,遂與友人合議辦一份報紙。

 

1902年6月17日,由英斂之擔任第一任社長的《大公報》在天津法租界應運而生。《大公報》甫一面市便大膽議論時政,第五期就刊出英斂之親筆撰寫的《論歸政之利》一文,公開要求慈禧撤簾歸政,伸張民權,反對封建專制。

 

英斂之明確表示,他既不「如寒蟬之無聲,漠視吾國沉淪而不救」;也不「膠執己見,黨同伐異」;更不「意存趨避,拗曲作直,指鹿為馬,信口雌黃,求悅當今一二人之耳目,不顧天下後世之唾罵」。此後,英氏文章進而從鼓勵「保皇斥后」轉而呼號「君主立憲」,伸張民權,反對封建專制。

 

積極倡導洋務、振興實業、開設學校、傳播西學、啟蒙大眾,也是《大公報》的一大特色。英斂之認為「民智不開,萬樣事都作不到好處。」他提倡移風易俗,發表《戒纏足說》等文章,稱「中國有兩件壞處,大壞處是纏足,小壞處是蓄辮」。

 

自英氏起,《大公報》便奠定了「愛國」的基調和「敢言」的文風。梁啟超對《大公報》讚許有加:「天津之大公報,有特色,有新論,實可稱日報進化之一級。」可以說,從創刊之日到五四前夕,《大公報》在「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方面發揮了重要的輿論作用。1919年,巴黎和會成為導火索,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就這樣轟轟烈烈地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


(來源: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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