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头条 i4cc.ca ｜从孤儿院走出来的大科学家

有这样一位美国科学家：他成长于孤儿院，却做出了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成就。

撰文 | 赵坤

2006年走到生命尽头的弗兰克·普特南，不知是否还能忆起自己多年前在一张小小的便利贴上写下的七个单词以及在落笔时的兴奋愉悦。“Oh, how wonderful my life has been”（啊，我的生活曾经多么美好）包含着“学以忘食，乐以忘忧”之后“不知老之将至”的感慨，也是精神富足之后的满足反刍，同时还是保尔·柯察金式的人生评价。

小小的便利贴可以反思整个漫长人生，这似乎蕴含着某种辩证法的哲思，但是我们当下对普特南的回顾和纪念可能会远远超出一张便利贴所能表达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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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great depression”到“greatest generation”

在精神分析学的传统里，童年是个体最基础的问题意识的来源之一。上世纪德国最重要的批判理论家阿多诺也曾提示道：“一个人在生活中所实现的，无非就是变换方式弥补童年的尝试。” 出生于一战尾巴的年代——1917年的普特南无疑有一个坎坷的童年。总体而言，普特南的人生经历横跨了人类历史上最动荡世纪中的所有动荡事件，也见证了人类理性发展的最高潮所带来的飞速科技进步与发展。

1917年，普特南出生于太平洋中的新不列颠，他的父母刚刚于三四年前从澳大利亚迁居至此。当时尚为未开化之地的新不列颠显然给普特南一家带来了包括经济和身体在内的多重威胁。从事磨剪子戗菜刀并顺带量体裁衣工作的父亲和给富人家做佣人的母亲显然不足以为刚刚出生的普特南提供一个温馨舒适的童年生活环境。然而更加糟糕的是，疾病总是穷人的附庸，在普特南出生仅仅三载之后，他的父母就被在二十世纪肆虐的疾病——肺结核双双夺走了生命。我们似乎可以想见，这样的苦痛经历在多大程度上转化成为了普特南成为一名顶尖生物化学家的动力。

此后，普特南顺理成章地被安置到了一家隶属于教会的孤儿院，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社会福利的庇护之下，普特南安稳度过了大萧条的危机时代。

普特南虽然处于孤儿院中，但天可怜见，上人见喜。他很早便显露出了在学习方面的天才品质，常常在在数学、历史、经济等等多个科目赢得奖金。这些出类拔萃的才能吸引了当地一家银行经理Hubbard的关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Hubbard扮演了普特南人生导师的角色，并在普特南即将进入大学之际，建议他将自己的名字从Poglitsch改为Putnam。

普特南在卫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进行了本科和硕士学习。在大学期间，普特南依然十分清贫，入校时全部身家只有五十美元，离校时依然只有五十美元加上一只看了一夜书之后在经济竞赛中赢得的金表。此后，普特南奔赴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并耗时两年于1942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天才总是在很早的时间段就显露出了自己出色的品质。

之后，普特南进入了杜克大学的生物化学中心成为博士后，对血清白蛋白的生物物理特性进行研究。普特南成为了最早对洗涤剂SDS对白蛋白的影响进行研究的研究者。在这一时段，普特南参与了众多高质量研究项目，并逐渐明确了自身的研究兴趣即免疫化学和白蛋白研究。

1947年，而立之年的普特南收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全职教职邀请，这根橄榄枝来自于芝加哥大学。普特南于1947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并于1950年成为“Markle Scholar”（由Markle Foundation进行资助，该基金针对科技、医疗健康以及国家安全领域的研究进行资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在英国剑桥大学，他作为研究员学习了如何手动排序蛋白质，这影响了普特南之后近三十年的科学研究。除此之外，普特南在剑桥完成了第一份关于本斯-琼斯蛋白的可变序列分析。

在回到芝加哥大学之后，他评价本斯-琼斯蛋白（BJPs）的研究拿到了第一份来自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拨款。普特南展现了自己在蛋白研究领域的卓越才能，小荷已露尖尖角，俨然隐隐将要成为“greatest generation”中的一颗学术新星。

本斯-琼斯蛋白（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从孤儿到父亲

在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普特南与在当地广播电台工作的Dorothy Linder相遇了，并与1942年喜结秦晋，两人相伴55年直至1997年Linder去世。彼时，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所引发的巨大震动尚未消退，广播依然是具有相同当统治力的媒介形式。Linder供职于明尼苏达当地一家广播电台，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高潮期成为了一名坚定的民权运动支持者。

同时，普特南与Linder都是重度的音乐爱好者，尤其是对歌剧有着极大的兴趣。他们经常徜徉于布卢明顿和印第安纳的歌剧院，或者是在慵懒的周日午后一起享受大量歌剧唱片的美妙乐章。

1962年，普特南在梅德本普斯湖畔买下一块营地作为他和Linder的避暑之地，那是个不通电的“荒蛮之地”，但也是二人的伊甸园。热爱滑水和摄影的普特南一定在此地度过了难忘时光，那露营的小木屋里一定充盈着关于沙滩和阳光的金光闪闪的回忆。

Linder为普特南诞下两子，长子成为了一名名声斐然的物理学家而次子则成为了一名海军上尉。此后整个家族更是人丁兴旺，直至普特南去世，他已经成为了五个孩子的祖父。在普特南的晚年，他常常和孙子女们待在一起，对着字典教他们识字，尽享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不知道幼而失孤的普特南在儿孙满堂之际是会回忆起自己的孤儿院时光，还是想起早已过世的父母双亲，抑或是毫无牵挂，无所要求。

从错失的诺贝尔到NAS

普特南很早便认识到了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血液和尿液中发现BJPs的重要性，但他的观点在当时极具争议性，直至1955年普特南才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研究环境。在之后的实验中，普特南对BJP展开了更为细致的研究。最终，Putnam最初提出的BJPs和骨髓瘤蛋白是免疫活性抗体的确实代表的观点被完全接受，这对理解抗体的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了Porter和Edelman以奖励他们在抗体化学结构发现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许多同行和观察家当时都认为普特南应该与这两位科学家一起分享这一奖项，以表彰他在早期关于抗体所做出的前瞻性工作。事实上，在获奖之后，Porter亲自给普特南发了一条信息，其中不无遗憾地写道：“你绝对在比所有人早很多年关注到了BJP和抗体的化学机制问题。你本来应该很有可能与我们两人一起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但是很遗憾你没能来。”与诺贝尔奖的失之交臂着实让普特南难过了几天，但是几天后他就立马又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了。他担任了一项更加繁重的行政工作，同时依然活跃于科学研究领域。

1976年普特南成功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并在1977年被任命为生命科学分部的主席，这对于已近知天命的普特南的学术生涯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肯定。

2006年，经历了一战、大萧条、二战、冷战等等人类历史上最残酷事件的普特南怀着对自己和人类的美丽期许离开了生活了九十年的世界。或许他难以想象，在他去世之后的十几年内，我们的世界又经历了怎样的技术进步、政治对峙、经济发展以及各种层面上的道德失落，这些目前尚未明晰地显现出好坏特性的事实强硬地横亘在我们眼前，我们难以立即作出反应。但无论怎样，我们总还是要怀着希望走下去。毕竟，希望几乎是仅存的可以被我们拥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