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运动使意大利再度焕发出灿灿光辉，吸引着英国的年轻人）

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壮游最早发源于英国。

Grand Tour在华语世界中多被翻译作“大游学”，或者按字面意思译为 “大旅行”或“伟大旅程”，而近年来，又有人根据杜甫的《壮游》一诗，将其简介而又信达雅地称为壮游。

在都铎王朝治下的几十年相对稳定持续的发展后，十七世纪的英国上层人士积累了相当丰厚的财富，而同时欧洲大陆，尤其是意大利诸城在文艺复兴运动后重新发扬光大的典雅文化和艺术极大地吸引着这些英国人。为学习大陆诸国的语言，了解和观察欧洲文化、礼仪和社会，胸怀抱负的英国人相继来到欧洲大陆，到意大利、法国、低地国家和德意志诸邦的历史名城、大学和文化中心学习和游历。

16世纪70年代，英格兰旅行理论就引来了其发展的一个高峰。

最早完成探索这条欧洲文化之路的英国人据信是一位名叫托马斯·科里亚特（Thomas Coryat）的旅行家，他当时在王太子亨利（Prince Henry Frederick）手下做一位侍从，并在1608年受其之托开始了历史记载上第一次的欧洲壮游。

科里亚特先到达法国，然后一路南下到意大利的威尼斯，后折返一路经瑞士、德国和荷兰返回英国。他的这次壮游可以说是一趟苦旅，因为超过三千公里的路途中居然有一半以上是他步行完成的。科里亚特在1612年出版的游记《科里亚特草稿》（Coryat’s Crudities）在英格兰上流社会引起了轰动。

（英年早逝的狂热旅行者科里亚特，被一些人奉为英国精神的代表）

哲学家以及政治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也在他著名的论说文集中大力提倡年轻人远游。1625年，培根发表了他的短文《论旅行》。

文中，他写道：

“在青年人来说，旅行是教育的一部分；而在年长一些的人来说，旅行则是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而《牛津英语词典》第一次记录Grant Tour一词则是因为一位侨居英国的罗马天主教神甫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Lassels）所著的意大利游记，他在其中告诫其读者，理想的旅行必须包括“思想文化、社会、伦理道德和政治”四方面的感受。

（伦敦市长之子威廉·贝克福德在18世纪末的欧洲壮游路线，基本跟随了科里亚特的经典路线）

（歌德在罗马壮游）

在科里亚特第一次完成经典欧洲旅行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以教育和求知为目的的旅行活动渐渐成为英国上流社会的风尚。大批年轻、富有的英国人有如候鸟般南下。

当时这场“大旅行”的参与者们一般从伦敦的多佛尔出发，乘船穿越狭窄的英吉利海峡到法国的加莱、勒阿弗尔或比利时的奥斯坦德等港口，先在巴黎住上几个月，熟悉早早完成中央集权而高效运转的法国宫廷并练习早在儿提时代就开始学习的法语和宫廷礼仪，并且学习舞蹈、击剑和骑术。

然后再雇佣一架长途旅行的马车一路溯塞纳河而上，进入瑞士的阿尔卑斯地区。

多数游历者的南进也就在罗马结束，但行有余力者们还会继续往南，到那不勒斯学习音乐，甚至出海去马耳他和希腊一睹古典时代留下的遗迹宝库。

而那些在罗马折返的人们在回到阿尔卑斯山区时会选择向东经过因斯布鲁克，前往维也纳、德累斯顿和柏林，中途或在海德堡与慕尼黑的古老学府中潜心学习一段时间的德语、医学和哲学，再到低地国家欣赏当地自成一派的新艺术形式，最后乘船回到英格兰。

旅行者们往往会雇佣一位熟悉各国风土人情和语言导师与几位仆人，并带着家乡名流的推荐信叩开目的地上流社会的大门，参与无数的社交场合，并不断磨砺自己的语言和知识。

当然，他们的欧洲之旅也不全为欣赏，而是会辩证地看待各国的发展状况。比如意大利就不仅仅被作为古典文明的宝库而欣赏，也被作为衰退国家而受到英国青年的批判。

（著名的诗人与浪子拜伦，他在壮游途中居然被希腊民族精神感召而将余生投入到了希腊民族独立事业中去）

这场南下壮游绝不只是为了游山玩水或受文化熏陶，更是体面教养人士的成人礼。在完成壮游回到英国时，出身上流阶级的年轻人已经能深谙世务，人情练达，熟练掌握多门外语，有了极高的艺术修养，并且在法律、外交、行政、科学和哲学上也都具备了相当程度的造诣，可以作为统治阶级的一份子而带领自己的国家奋发前进了。当时英国政治和文化界的著名人物几乎没有不曾经参与壮游的。

到了工业革命前后，它已经成为了上流社会的成人礼。

亚当•斯密在1776年曾写道：

“在英国，年轻人一俟中学毕业不等投考大学便被送往外国旅行已成为日渐浓厚的社会风气。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年青人完成旅行归来之后，在学识和才干上会有很大的长进。

（德国画家卡斯帕·弗里德里希笔下一位典型的壮游者）

到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欧洲壮游活动迎来了自己的巅峰。英国人纷纷涌向海外，前往欧洲大陆学习、游历。

作为教育过程组成部分的海外旅行，或者说教育旅行，成为英国绅士约定俗成且受人欢迎的实践。不过在此时，这种壮游活动还仅仅是上流阶级的奢侈品：深入欧洲大陆的游览少说耗时几个月，多则耗时三四年，其间的差旅费用本就不是小数目；另外为了保证游历对人的锻炼，参与者需要学识渊博的导师和吃苦耐劳的仆人一路陪同，更需要进入游历当地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

（典型的十八世纪壮游者）

这种情况到工业革命之后开始有了改变，火车和蒸汽船出现极大降低了远距离出行的时间、金钱与安全成本，在欧洲建立起四通八达的大规模铁路交通网络后，欧洲壮游第一次对所有人打开了大门。

在1841年，英国人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利用包租火车的方式组织了一次从英国中部的莱斯特市到拉夫堡市访问的团体旅游活动，这标志着近代旅游业的诞生，而从此之后，壮游欧洲的活动也开始从英国的上流社会扩展到中产阶级中，也逐渐向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发展。

19世纪英国许多伟大的作家都出身平民阶级，如毛姆（William S. Maugham）、奥威尔（George Orwell）等人，他们在年轻时能够像出身豪富的拜伦勋爵（Lord Byron）一样游历欧洲并得以观察不同国家的社会形态和习得专业知识，便非常得益于壮游活动扩展到中产阶级。与此同时，一些先进的女性也得以和她们的男性同辈一样，踏上壮游学习之旅。

蒸汽机车与蒸汽轮船改变了社会面貌，也让人类拥有了旅游业）

彼时中产阶级的壮游路线和一两个世纪前的经典壮游路线相比也出现了不小的变化。他们在多佛尔出海后，往往会选择先到巴黎漂泊一段时间，在那里尽情享受艺术的熏陶，浪迹于拉丁区或蒙马特高地的青年社区中。离开巴黎之后，许多人会经低地国家前往德意志诸国，然后再从奥匈帝国借道巴尔干前往希腊。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描述的便是英国上层社会女青年参与欧洲壮游时发生的故事）

壮游活动在自上而下从英国上流社会普及到中产阶级的同时，也从空间上延展到了美洲和北欧。

早在英国壮游之风渐盛的17世纪，瑞典（此时的瑞典也包括今天的丹麦和芬兰）上流社会的年轻人也与他们的英国同辈一起踏上欧洲壮游之旅，他们通常会先到海德堡或莱顿的大学学习，然后再前往巴黎和意大利。信奉新教的德意志诸邦的富有年轻人也在欧洲大陆进行类似的旅行，来自俄罗斯帝国的年轻人也时常组织前往西欧的旅行。

而工业革命之后的18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年轻人也加入了壮游欧洲的行列，他们往往会游览希腊和罗马的文化遗迹，把这段旅程看做是认祖归根的文化之旅。不过总体来说，到了十九世纪末欧洲壮游就渐渐走向式微，因为此时英、法等欧洲强国已经基本建立起全球化的殖民体系，更多英国人心系四海，并不想在欧洲的游历上花费太多时间。

（十九世纪的雅典城虽然屡遭战火破坏，但仍然是许多欧洲知识青年的精神故乡）

两次大战之后，世界的全球化趋势愈加明显，在现代航空业与汽车工业发展成熟之后，人们远距离出行的成本被一再降低。

但如今西方壮游风气仍盛，从经典壮游中催生出来的“Gap Year”文化便是其中一例：许多青年在毕业之后，工作或升学之前用大概一年的时间做一次长期旅行。

支持这种做法的人们认为它可增加外语能力，提升个人竞争力，包括独立精神、人际关系、解决问题的能力、自我约束力、沟通能力。更重要的是，许多人因此寻找到人生的方向，发现了完成自我的最大动能。

当代的壮游活动早已突破了经典壮游的各种限制，它不再是上流社会的专利，甚至囊中羞涩的劳动阶层年轻人都能够以“穷游”的方式用最低的开销去开阔眼界。参与壮游活动的也不仅仅是刚成年的人，而也有不少从工作中出来换个环境的人加入其中、而这项活动也可能和参与慈善项目、勤工俭学等种种其他目的相结合起来。

而今日Grand Tour一词也扩展了它的意义，泛化为用来形容人们增长见闻、提升自我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