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刑事诉讼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严端先生因病于2020年6月24日8时逝世，享年86岁。

严端(1934年10月24日—2020年6月24日)，江苏省南通市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严端先生是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奠基人和主要学科带头人，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普法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18岁的严端先生投考北京大学法律系，因全国院系调整北大法律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而成为北京政法学院的首批学生。1954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55年在北京政法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专攻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生期间师从前苏联专家楚贡诺夫，着重对苏联的刑事诉讼法及其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学习，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刑事诉讼法学专业的研究生。

严端先生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教研室主任，科研处处长，并在1985年出任教务长。严端先生是刑诉法学界有很高声望的教授、学科带头人，参加了1979年和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修改工作，为实务部门宣讲该法，并在教学岗位上辛勤耕耘，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学生。

严端先生代表的老一辈学人，以精深的法学专业修养、深入浅出的授课、亲切随和的性格赢得同学们由衷的敬佩和喜爱。她与巫昌祯、薛梅卿、孙丙珠三位先生一起，被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学们并称为法大“四大才女”，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培养了大量的杰出人才，影响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为法学教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严端:若有来世 再做教师

郭烁

(原载2006年11月7日 中国政法大学校报第543期)

这样的描述非严端先生莫属：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奠基人和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见证了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学五十多年发展历程，全面参与1979年、1996年刑事诉讼立法、修改工作的女教授。

国庆佳节前的这次采访，过程虽说是流畅的，但内容并不都是令人十分愉快——这并非指采访本身，而是每每听到先生提及只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生起落，我极不忍心，分明看到老人的神伤。

1952年，18岁的严端投考北京大学法律系，因全国院系调整而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即原北京政法学院的首批学生。毕业留校一年后，又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刑事诉讼法专业研究生之一。研究生期间师从前苏联专家楚贡诺夫，着重对苏联的刑事诉讼法及其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学习。1957年，严端研究生毕业，面对注定了的学术人生正意气风发准备大有作为的她，却面临着一场飞来横祸。

那一年，严端被划为“右派”。为其罗织的罪名有三：一是因发表正常的改进教学意见而被指称“恶毒攻击党的老干部”;二是因替某教授的职称待遇鸣不平而被上纲为“恶毒攻击党的德才干部政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其在给本科生上课时讲授、赞成无罪推定原则而被称“在课堂上公然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法律观点”。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有了这三顶大帽子，被划“右派”、开除党籍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本该站在讲台上的她被下放到京郊农村，和江平等人一起，加入了农村“大跃进”的行列，干了各种农家活、山里活。回首五十年前的这段岁月，老人豁达得出乎我的意料，“淳朴的农民深深地感动了我，并且也算锻炼了身体嘛!”“当时我和孙丙珠教授一起要养几百头猪，拉泔水，喂食扫圈、给猪接生。咳!我干活可一点儿也不比男人差呵!”在老人的笑容背后，是无奈，是遗憾，是辛酸。“那时，不让我讲课，也没有书看，后来回去教了汉语。我的专业，就从此撂下了。”

“我要用行动书写自己的历史!”

在那些被人误解、身处极端困境的日子中，严端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的心态，因为她坚信，历史是公正的，时间是纠正偏见的最佳处方。

于是，她努力做好每一件事，真诚对待每一个人。政治上的歧视、繁重的农活、亲人离别的痛苦，以及汉语教员、印刷厂校对员等与自己专业不相干的工作，都没有将其击倒。自己的信念，亲人的理解和关爱，以及那些在逆境中给予她无私帮助的人们，是支撑她一路走来的强大力量，以至于当严端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界中时，善良的人们惊喜地说：“严端当了20年的右派，精神没有倒!”

1978年12月31日，是严端生命中又一个转折点。那一天，院党委宣布了第一批改正右派名单。先生说，那是20多年来，“她过的第一个踏实的好年”，现在依旧记忆犹新：那一天，她对与自己患难与共的丈夫、中国政法大学徐杰教授说：“我们要开始新的起点了”。

在这之后，严端自始至终地参加了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工作;给司法部举办的省级干部培训班学员、中央政法干校学员、各级公检法干部以及全国第一届律师学习班学员讲授刑事诉讼法。据估计，当时参加听课的约有2-3万人次。

听过严端课的同学对于她的教学质量和师德普遍称道。这是因为：一方面，她上课能抓住重点，探讨难点，善用启发式。她笃信“教学相长”乃至理名言。用她自己的话说，“最优秀的教师也能从学生那里汲取营养。学生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看过的书，教师未必都涉猎;他们具有的知识，教师未必都掌握;他们考虑问题的视角，教师未必都顾及。启发式教学，不仅会启发学生，同样会启发教师。”另一方面，严端认为教师传授给学生的，绝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还有许多为人处世之道。所以，身教重于言教，自己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生教育恢复之初，严端就开始作为硕士研究生导师组成员，参与研究生的培养和论文指导工作;自1983年起，严端开始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培养了近二十位硕士研究生，他们以良好的人品和法律素养在教学科研和司法实务部门工作，许多都取得了突出成绩。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熊秋红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所所长刘玫教授以及刑事司法学院岳礼玲教授等人，都是她那时的学生。

“时代注定了我是铺路石

但我相信江山代有才人出”

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说，严端先生留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做学问严谨、讲求质量”，“所以学术口碑极佳，影响广泛”。比如，先生撰写的《刑事诉讼法教程》出版之后深受好评，多次再版，累计发行量达到了20余万册;为厘清何为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先生在对大量实际案例进行了分析、总结之后提出的四项标准，至今仍是刑事诉讼法学界的通说，为众多学者论著所接受。

采访中，笔者提出，有一件事让自己不解，严端老师作为在刑诉学界有很高声望的教授、学科带头人，为什么没有申请担任博士生导师?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条件。刚一毕业就赶上了动荡的年代，最应该汲取营养、出成绩的黄金时光白白浪费了。自己外语不娴熟，不能很好地及时、直接了解国际上学科最前沿的发展与动态;同时，作为一名应用法学教授，自己缺乏应有的司法实践经验。时代决定了我只是学生的铺路石。我相信江山代有才人出，希望在你们身上。”

人生最好的职业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严端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教研室主任，科研处处长，并在1985年出任学校教务长。后因身体原因，在无力教学、行政双肩挑的情况下，她毫不犹豫地向司法部党组请辞教务长职务，“因为我觉得我更适合教书。”

“63岁的时候我被查出了患有两种癌症。做医生的女儿说，‘两张黄牌，您必须下场’。这之后的9年中，我一心一意地与病魔作斗争。现在看来，效果不错。”老人向我平静地叙说，并且微笑。而我竟一时语噎：我分明能够感受到面前的这位古稀老人被迫离开她无比热爱的讲台时,内心的遗憾与伤感。

采访的最后，自然要请问先生对为之奉献一生的教师职业有何感想。谈及此点，老人的眼眸似乎更加明亮，声音也有些高亢了起来，“我无比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在走过那段崎岖岁月之后，组织上给了我很多荣誉，在1993年还评我为全国优秀教师。我一直心存感激。多少年来一直都和你们年轻人打交道，让我心态也保持年轻;尤其是精神，充实而又宁静。我今年已经七十有二，如果人有来生，我仍愿做一名教师。”

她是

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奠基人和主要学术

带头人之一

新中国第一批刑事诉讼法专业研究生之一

中国政法大学“四大才女”之一

她说

“如果人有来生，我仍愿做一名教师!”

严端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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