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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许多事件背后的勾连，都能从一个甲子前的风雨如晦中去寻找。

1949年5月14日，青岛警备区司令官刘安祺接到蒋介石的密令，撤离青岛，到台湾待命。经停海南，两个月后，刘安祺率部在高雄登陆。

从青岛撤离之时，刘部搬走了大批重要战略物资，日后助推了台湾的经济发展。除了国民党中央银行青岛分行储备的黄金，还有青岛啤酒厂的生产机械设备，台湾公卖局啤酒厂用它生产出全岛最畅销的啤酒品牌——台湾啤酒。

撤退之前，国民党军队还从上海秘密运来两万公斤炸药，准备炸毁青岛。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劝阻下，刘安祺改变了主意，作为山东人，他想在本地留个好名誉，美丽的青岛得以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

随刘安祺一同撤退的还有一个山东籍上尉军官——郎丰津，1923年生于潍坊，1941年考取张作霖创办的东北大学，1949年入伍，枪还没捂热，就去了台湾。

郎丰津蛮有意思，其他国民党军官撤退时，都乘机抢掠，携带一箱黄金或白银，他只带了一箱青岛啤酒、三块大洋，以及有孕的妻子上船。他妻子毕业于东北大学化学系，晕船厉害，只好花两块大洋租了一个舱位，当那箱啤酒喝完时，船就靠岸了，有农民卖水果，台湾产的香蕉好大只，他又用剩下的一块大洋买香蕉。

就这样，“潇洒哥”郎丰津携妻踏上台湾时，已经是身无分文，住在眷村，日子很苦，他忙于部队事务，家中重担落在妻子肩上，为补贴家用，她去补习学校做教师，后来还成了台湾最好的化学老师。

7年后，郎丰津又添一子，此前妻子已育一子一女。小儿子出生时，算命先生说：这个孩子活不过12岁。不祥预言的阴影，时时笼罩在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的头顶——扁桃体发炎、一周三次的抗生素注射、吃各种药片。

这个倒霉孩子叫郎咸平，自小敏感孤独：

我爸爸是个军人，他经常在部队里，很少回家，一个月偶尔回家一两次，他看我总是不顺眼，总是找我的错。他的脾气极坏, 我和他很难相处。记得小时侯从来没见过爸爸对我笑过，而我对爸爸从小就怀着很深的敌意。

 

妈妈很疼我，但她在补习班教书非常忙，没有时间陪我。

 

姐姐也对我也非常不友好，我跟姐姐处得也很糟糕。不要说她应该照顾小弟弟，可她常常以大欺小指挥我干这干那，家里有点好吃的，她不仅占有一份，有时连我的一份她也要霸占过去。我晚上一个人在家看电视，姐姐一回来，一定会把电视抢过去看自己喜欢的节目，只要我有意见，她一定会和我大吵一场。

 

我哥跟我关系不错，他常帮我，他说我这人小时候怪里怪气，我想从小孤独应该是主因。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本应被呵护，但郎咸平的回忆如此阴暗，这给他的成长及后来三观的形成，涂抹了“怪异”的底色。

郎丰津事业发达，深受蒋经国器重，40出头就升任“国民党空军”少将。家庭生活在度过最初的困境后，也走上正轨，大儿子还考上了台湾最好的大学——台湾大学。

大儿子在校时就当上了国民党台大党部常委，常带同学来家里聚会，多数人都穿得很随便，只有一位总是服装整齐、额头发亮，有点白面小生的感觉，大儿子介绍说他叫马英九，“当时感觉马英九很斯文，白白净净有些脂粉气，并不讨人喜欢，谁料到后来他当了国民党主席。”

台大毕业后，大儿子顺利进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获得农学博士。返回台湾农业所做指导，经常出入田间地头，总是短裤、拖鞋的打扮，久而久之，大家都管他叫“短裤博士”。

相比大哥，郎咸平学生时代的表现就糟透了。中学时被老师编入“放牛班”。所谓“放牛班”就是成绩最差学生组成的班，书读不好，将来回家放牛的意思。郎咸平回家痛哭，父亲安慰他：“你不是放牛的孩子，何况咱家也没有牛，你放心。”他这才破涕为笑。

但在很多年后，已经暴得大名的郎咸平接受采访时却说，父亲对他不理不睬，从不过问他的学习，也根本不知他被分进“放牛班”。他任己自生自灭，还跑去学木工，打算以后凭此手艺谋生，结果误打误撞升入高中。

高中时，郎咸平开始学习“螳螂拳”，每天放下书本就开始练功，常跟台北西门町的小混混们打架。他大哥开玩笑说，如果生在清朝末年，郎咸平一定会参加“扶清灭洋”的义和团。

检视郎咸平后来赖以成名的路数，还真与义和团几乎如出一辙，不得不说知弟莫若兄。

就这般玩玩耍耍，郎咸平勉强考上了一所不入流的大学。他说父亲觉得很丢脸，自己更不满意，大学毕业后，闭门读书三个月，终于考上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

两个儿子都考上台湾大学，郎丰津扬眉吐气。郎咸平挺起胸膛，自觉智力不差，一定会否极泰来。研二时，在同学的介绍下，他去《工商时报》当财经记者，接触到“部长”级大人物，对光环带来名利有直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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