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教授:对找借口这事 我不得不服我的印度学生(图)

张文娟 印度金德尔全球法学院副教授

到印度执教已近三年,教授六个学期。学校成为我融入印度生活的主要平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教过的印度学生大约有200名,年轻人代表未来,他们成为我观察印度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但需要注解一下,这所大学是印度最贵私立大学之一,其生源构成多来自高收入中产阶级,且以法学生为主,所以,也只能代表一部分印度年轻人,当然,也不能低估其反应出的文化共性。

一、浓浓的权利意识 淡淡的责任意识

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在公民身上的投射,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感受,只有经历文化差异才会体会到,尤其是在对比性强的两种文化里生活,感觉才会强烈。印度建国采纳的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也因为曾经在殖民地时代二等公民的遭遇,印度宪法对权利的强调无与伦比。印度制宪者们认为,给予权利,是开启民智,改变积贫积弱印度的最好方式。这种浓浓的权利意识,已经投射到机构的日常运转中,也映射到公民的日常思维中。

印度大学有很多机制在中国大学是没有或者是罕见的。比如Open House,即每一两个月,学生组织起来跟院领导进行沟通交流,学生可提出任何问题,学院要给予答复。学校小的话,也由校长参加的Open House,解决学生提出的有关学校建设和自身权利的所有关切。

我参加过一次由法学院院长带队,其他副院长、助理院长参加的关于LLB学生提出的平等待遇与未来发展问题。LLB是完成三年或四年其他专业本科后再读法律的一个学位,类似于美国的JD和中国的法律硕士,因为BLLB五年制学位的开设,让传统的LLB学位不占优势。

学生们在现场提出了很多问题,包括他们参加国际交流、实习、就业及这个专业跟BLLB专业竞争的优势等。让我很容易联想起当年北大法律硕士的经历,只不过那时再怎么抗争也不一定有这样一次让所有学生跟所有院领导沟通的机会。学生们提问题的方式,很务实,也很注意分寸,各院领导就相应关切给予很务实的回应,院长当场拍板哪些会立刻解决,哪些关切是不必要的,哪些需要跟外部进行战略性沟通,并落实到具体院长头上。我很赞赏这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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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2日,德里大学Open House现场(图源:getty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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