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的一天，周同宇结束了长达7年的监禁，悄然回家。此时，他的亲哥哥周恩来已经病入膏肓，而他却不能亲往探视。因为，他是一个被控参与组织反革命、被哥哥亲笔批示拘捕的人。

此前7年的某个子夜，凌晨一两点，一名首都卫戍部队的军官带着几个军人来到周同宇住在北京机织卫胡同27号的庭院，向周同宇宣读了拘捕令。

根据他女儿的讲述，作为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姑娘让他饱尝失恋之痛，他可能不会脱离革命的道路。失恋了，他跟上级请假去了外地，原则性很强的哥哥误以为他擅离职守，严厉地批评了他。可能是因为性子倔强受不了哥哥的责备，也可能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周同宇脱离了哥哥终生为之奋斗的组织。

脱党后也为中国革命做过一点贡献的他，在哥哥入住中南海的日子里，并没有显赫起来。从北京市直机关到国务院直属机关，他始终是个芝麻粒大的小干部。由于身体不太好，被捕时他已经提前退休好几年了。退休后，在中共培训党外人士的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政协委员的周同宇与同为政协委员的国家主席的某个妻舅，以及两个教授相处甚欢，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

祸根由此种下，至于被捕入狱的真正原因，我看到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法是周恩来连累了他。周恩来的政敌希望借此攻击周恩来，就无限上纲上线，弄出一个反革命聚餐会，把他弄成涉嫌参与反革命组织的坏蛋。还有一种说法是国家主席的妻舅连累了他。国家主席被打倒后，他的妻舅受到株连，被抄家了，审查者从其家中的请柬中，发现了周同宇等人的名字，红卫兵怀疑他们从事特务活动，就将周同宇之外的人全部抓起来。风声鹤唳中，一位老教授自杀了。死人了，问题大了，材料很快上报到中央文革小组，该小组的一名成员批了一笔，说请总理阅。

不管是哪种说法，最后的结果都是将周同宇交给了周恩来。可能是为了避嫌的原因，周恩来还将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提出两个建议，一是交给红卫兵，一是交给首都卫戍部队，控制起来后再由组织查证，并坦言自己倾向于交给首都卫戍部队。当主席请周恩来酌处的时候，他给公安部的两个负责人写了张批条，请他们命令首都卫戍部队，连夜将周同宇拘留审讯。批条上，周恩来还用蝇头小楷注明了弟媳和六个侄儿侄女的姓名，末尾还不忘写上弟弟家的住址。

依照中国文化传统，这是一则大义灭亲的故事。

要说周恩来完全没有保护无辜的弟弟，也与部分文献的记载不合。据说，周恩来向主席报告之前，曾找首都卫戍区的将领商议过，对方建议周恩来，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把他交给军队，用拘捕的形式把他保护起来，与部长以上的高官关在一起。这就像独木舟拴在大船上，惊涛骇浪中，固然险滩不断，但船翻人亡的可能性会小得多。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失去自由的周同宇保住了性命。

周同宇被释放回家，不过半年，哥哥就溘然长逝。举国哀悼中，7年未曾见过兄长的周同宇却不能出席追悼会，因为他还未彻底平反。他只能自设灵堂在家祭奠。当时的他可能并不知道，哥哥在临终前依然惦记着他，拜托夫人照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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