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我的儿子是死刑犯》导演李家骅因为2008年拍摄死刑相关议题时，逐渐改变自己支持死刑的态度。新片中，他更以三起受到台湾社会关注的死刑判决案件，揭露加害人家属不为人知的苦痛。他接受德国之声访问，谈谈自己从影像谈死刑的观察。

虽然台湾支持死刑的民意居高不下，然而，民众的意见又因前提不同而改变: 若有"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选项，反对废死的比例会降到5到6成之间。图为死刑犯牢房。

台湾在1990年就已经提出废除死刑的相关讨论，但是多年以来却因为社会争议，难以推动。

中研院"社会意向调查"从1990年代到2016年之间，持续调查民众对死刑的看法，显示反对废死的民众高达8成左右。

台湾官方在2017年两公约国际审查会议中表示，要重启逐步废死的讨论；但是在2020年4月，蔡英文政府执行了任内第二次死刑，处决死刑犯翁仁贤。国际特赦组织7月呼吁，台湾当局应暂缓执行所有死刑，并且推动废除死刑。

台湾主流媒体在死刑案件上，多聚焦在被告残忍的犯罪手法，以及支持判处死刑的被害者家属发言。至于其他意见的被害者家属、反对死刑的人士与团体则时常受到公共舆论挞伐，死刑犯家属更是鲜少受到关注。

《我的儿子是死刑犯》是少数从死刑犯家属角度切入讨论的记录片，上映前就已获得许多关注，德国之声专访本片导演李家骅，听听他拍摄这部片的动机，与他对死刑的看法。

德国之声：怎么会想拍这部片？

李家骅：当初要拍，最简单的就是我想谈死刑到底是什么。其实台湾的媒体上也有非常多跟死刑相关的讨论，可是你其实看那些名嘴或者是媒体在节目上的采访，你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死刑是什么，他们就乱讲，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好，既然你们都可以乱讲的话，那么我就找真的懂死刑的人来跟台湾社会说，死刑到底是什么。

德国之声: 你的想法跟台湾主流民意或是支持死刑的被害者家属好像不同。

李家骅：在2008 年之前，我的想法跟他们也一样，我也觉得说受害者家属需要死刑，需要加害人被处死，但是如果你去做更深入的阅读跟理解你会发现，受害者家属需要的"不只是"加害人被处死。受害人家属其实真正需要的可能是经济支援、可能是心理咨商、可能是法律服助。但是相对的，我们在这些层面上做的事情非常非常有限。我们都口口声声说，我们要照顾到受害者家属的人权、我们要帮助受害者家属，但是我们却没有认真去思考受害者家属实质需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德国之声：拍完这部片对于加害者及其家属有什么新的看法？

李家骅：我们其实忽略掉加害人家属其实也遭逢很重大的创伤。这一次应该是很具体的感受到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对台湾的司法和狱政有一些期待的话，我认为我们不能去除最人性化的那个部分，如果我们只是一直用标签的方式在看这些人(加害者)，我们不愿意把他们当成活生生的人来看的话，这件事情永远不会改善，就是我们对于监狱跟司法的态度。我觉得要不要废死是一件事情，大家要学会看人的时候不是只用单纯的重刑犯的标签来看他们，要理解他们有血肉，他们有感情，他们有家属。

德国之声：试映时有遇到观众挑战吗?

李家骅：有一个大哥，他就直接说为，什么你们这些人都只在意加害人的权益，不在意受害人的权利。我就觉得太棒了，有这样的问题就你就有澄清的机会，我觉得这样的互动都是好的。我就很明白跟他说，这位大哥你刚刚讲的那些NGO 组织，其实我们都替受害者家属做了很多思考，甚至??是大家所谓万恶的废死联盟，他们也办被害人家属办研讨会，他们甚至帮被害人家属出书。他们做了好多好重要的事情，可是大家没有看见。我觉得这就是2008 年之前的我，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些事情，所以我可能也会很膝反射地说，你们就是只帮加害人家属争取权益。

德国之声：你讲的内容台湾司法单位应该都知道，为何台湾还无法废死?

李家骅：我们非常依赖选举的结果，所以大部分的政治人物是不敢得罪选民的。不管是蓝绿，历来的政府从2006 年以后台湾就已经宣誓要逐步走向废死，可是我们只要一遇到民意的压力，大多数的政治人物都扛不住。我会认为一个有guts (胆量)的政治领袖，应该要是有带领整个国家往前走的魄力。如果什么东西都要用民意来当基础的话，其实我们就不用政府了，我们全部都公投就好了。全世界现在废除死刑的国家当中，当初废除死刑的时候，国内主流民意都是反对的，几乎没有例外。那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们不行？我觉得国情不服这个这个理由没办法说服我。

德国之声：拍这部片的目标是什么？

李家骅：我只求一件事情，就是观众看完以后，会想说原来这个制度跟我想的不一样，那我在下判断之前，可不可以再多做一点功课。我觉得如果可以做到这样我就很感谢了。
*访谈因为篇幅限制部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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