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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教皇方济各在圣彼得广场。他的几位前任曾寻求与中国达成协议，以解决有关谁将选择国家主教的长期争议。 TONY GENTILE/REUTERS

罗马——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和他的外交官们一直在悄悄花费精力与中国政府谈判，这可能有助于结束数十年来对中国天主教会控制权的争议。

但是，在可能出现突破之际——如何任命主教一直是个难题——一些天主教徒开始担忧。他们担心，梵蒂冈急于达成协议，可能会背叛那些数十年来非法实践信仰的神职人员和教民——他们冒着被捕和被迫害的风险，在所谓的地下教会做礼拜。他们还担心，协议可能会结束地下教会长期以来的独立性。

上周五，这场纷争进一步升级，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Joseph Zen)加强了对谈判的批评。他表示，和解可能会导致1200万中国天主教徒实际上被置于共产党控制的“牢笼”之中。他指责教会官员“出卖”中国天主教徒，并警告称：“一个被政府奴役的教会并不是真正的天主教会。”

陈日君枢机没有直接攻击教皇，但指责教皇的二号人物、彼得罗·帕罗林枢机(Pietro Parolin)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另一位教长则嘲笑教皇的一位亲密合作者生活在“幻境”里，因为后者将中国描绘成一个与教会的价值观一致的国家。

尽管梵蒂冈和中国政府谈判的确切细节尚未公布——也不知道教皇方济各为达成协议可能会做出哪些牺牲，但公众的抨击已经爆发。该协议可能会成为梵蒂冈恢复与中国外交关系的第一步，让他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教皇。

“有了一些进展，”梵蒂冈的一名高级官员确认称。被问及谈判情况时，他坚持要求匿名。教皇方济各已经派教会的高级中国专家赴北京参加秘密工作小组。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对这些会谈的报道显然是正面的。梵蒂冈的高级官员们谨慎地提到“现实的”解决方案和“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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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得到政府批准的西直门天主堂在复活节期间举行圣周六弥撒。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梵蒂冈和中国于1951年断绝了外交关系，也就是在共产党掌权两年后。1957年，中国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负责监管天主教会。梵蒂冈尽管部分承认爱国会司铎主持圣礼的权威性，但并未完全承认该机构。它还秘密任命主教，领导“地下”教会。

教皇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和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都曾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解决争端，但在两人的任上，谈判都停滞不前或失败。

尽管存在争议，梵蒂冈似乎还是坚信有机会达成协议。位于比利时的南怀仁研究中心(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代主任韩德力(Jeroom Heyndrickx)表示，可能达成的协议将是“我们等待多年的突破”。韩德力曾是本笃的一个对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最终会就在中国任命主教的问题达成一项协议。”

陈日君枢机证实，梵蒂冈已经要求一名地下主教给一位中国任命的主教让位，后者是形同虚设的中国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据梵蒂冈的那名高级官员透露，方济各还收到了赦免七名中国任命的主教的要求——之前，梵蒂冈认为那几名主教是非法的。

据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称，正在讨论的一种可能性是，教皇在中国挑选的三名候选人中最终确定一位主教。目前尚不清楚教皇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拥有绝对否决权。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当局是否会承认地下教会的30多名主教的合法性。香港枢机主教汤汉(John Tong)在去年的一封公开信中称，这是“最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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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香港教区主教身份退休的陈日君枢机警告称，把太多权力交给北京相当于“出卖”中国天主教徒。VINCENT YU/ASSOCIATED PRESS

这个问题很紧迫的一个原因在于，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几乎所有社会团体的权利都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上周，北京扩展了对宗教团体的严密监控，依照开始生效的一些新法律，未注册的宗教团体——例如地下天主教会——举行聚会和仪式的难度会更大。

在中国，天主教的势力正在收缩。中国目前有1000至1200万天主教徒，与40年代末共产党掌权时教徒所占人口比例大致相当。相比之下，新教迅速扩张，被普遍视为中国增长最快的宗教。

但在教会和中国政府内部的派别中，反对达成协议的势力颇为强大。在一次采访中，宗座外方传教会(Pontifical Institute for Foreign Missions)成员兼亚洲新闻(AsiaNews)主编贝纳德神父(Rev. Bernardo Cervellera)认为，中国政府正试图“消灭地下教会”。他说，根据新法律，地下教会的成员可能会面临新的罚款、监禁和没收房屋等处罚。

身在香港的陈日君长期反对中国政府。过去两周，他用了大量时间抨击梵蒂冈，并称他亲手把一名88岁的地下主教的信交给了方济各。这名主教被教皇的公使要求让位。

陈日君称梵蒂冈的中国代表团擅自行事。但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接受意大利一家报纸的采访时证实，教皇和他的外交官们在此事上的看法是一致的，不应妄自揣度。这次采访引发了大量讨论。

梵蒂冈与中国的博物馆之间一直有文化交流。与教皇过从甚密的合作者之一马塞洛·桑切斯·索隆多(Marcelo Sánchez Sorondo)主教最近刚从北京回来。他在接受梵蒂冈内部通讯(Vatican Insider)的采访时甚至说中国“对教会社会教义的践行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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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在河北石家庄附近的一座非官方教堂里，一名天主教徒在圣枝主日弥撒结束后做祷告。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这激怒了抨击中国侵犯人权的人士。

“我们可以理解，在渴望中国与梵蒂冈建立关系的狂热中，有人可能会偏爱和盛赞中国文化，”贝纳德神父在一篇名为《桑切斯·索隆多梦游幻境》(Sánchez Sorondo in Wonderland)的评论文章中写道。但他接着说，“奉承中国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肯定，会让教会沦为笑柄。”

在随后的电子邮件交流中，马塞洛·桑切斯·索隆多说自己遭到抨击是“因为显然我没有考虑到良心自由的问题”。

“他们说的没错，”他说。

教皇的捍卫者发起了反击。

“教皇一点也不幼稚，他和本笃十六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试图找到与当局对话的途径，”耶稣会神父兼教皇顾问安东尼奥·斯帕达罗神父(Antonio Spadaro)说。“问题是要面对现实。我们能达成什么样的协议？这是信任问题。我们希望中国政府知道我们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信仰。”

韩德力说，这类协议并不是没有先例。他说，教皇在16世纪曾赋予法国国王任命主要神职人员的权利。教皇庇护七世(Pope Pius VII)和拿破仑也签署了类似的协议。近来，梵蒂冈也愿意接受限制，在越南等共产主义政府的监管下活动。

在1949年赢得中国内战后，共产党宣称对所有有组织宗教拥有控制权，但天主教却受到了特别的审查。1951年，北京驱逐梵蒂冈公使，双方断绝关系。梵蒂冈反过来也从未承认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也就是北京为管理得到官方认可的主教和教会而成立的实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不承认爱国会的地下教会。

2007年，本笃朝和解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承认中国官方教堂举行的圣礼。他还选择当时还是一名大主教的帕罗林枢机领导与北京的谈判，不过后来，谈判陷入了停滞。2013年成为教皇时，方济各任命帕罗林大主教为教廷国务卿，后擢升为枢机。2014年，中国允许教皇在前往韩国途中飞经中国领空，教皇则派以克劳迪奥·玛利亚·切利大主教(Archbishop Claudio Maria Celli)为首的罗马官员重启谈判。

但在最近从孟加拉国回罗马的飞机上，教皇方济各再次表达了去中国的愿望。“与中国的谈判是高级别的，”他说，并接着表示，“我相信去一趟中国对各方都有好处。我想去一次。”

张彦(Ian Johnson)自北京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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