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朔二年（前127）正月，汉武帝颁布推恩令，令诸侯王分封子弟为列侯，并将王国封地分给自己的子弟。这直接引致了尾大不掉的各诸侯王国的分崩离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正式建立。自此，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宗族姻亲、功臣子弟分封领地和相当治权为特征的封建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长达两千多年、几乎看不到尽头的对专制集权的反复争夺与循环更替。 

元和二年（公元85年），汉章帝下令在全国推行干支纪年，并一直延续至今。与西方公元纪年的绝无重复不同，干支纪年每60年会重新一个轮回。 

我们这个民族，最鲜明的底色与烙印，在几乎两千年前就已定型，之后只是一轮又一轮的轮回而已。 

这，算不算一种冥冥中的宿命诅咒？ 

▌二、

1898年9月28日下午四时，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烈日高照下的刑场上人山人海。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颇为悲壮黑暗的一个日子，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等6位维新变法人士在这里被处斩，围观的上万百姓兴奋地向他们身上扔着白菜帮子！这一年是中国的农历戊戌年，史称“戊戌六君子”。而由他们主导的那场比日本明治维新晚了30年的变法，史称“戊戌变法”。

                                                   (image)

（戊戌六君子） 

这场变法的大背景，是中国已经停滞了近千年的社会与羸弱不堪的竞争力。尽管GDP一度达到过全球的三分之一，但清王朝其实在“康乾盛世”最顶峰时就已开始脱离世界发展主流，开始走向衰败的不归路了。除了物质财富产出效率被工业革命后的欧洲越拉越大外，清王朝顶峰时期的18世纪，人类真正的进步是政治制度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国的清教徒们在这一年发表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叫美利坚的新国家诞生。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提出“主权在民”原则。乾隆退位后的第二年（1797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完善了美国的民主政体。 

18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对统治者和权力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而在地球的另一端，满清皇帝们积几代人上百年的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史书上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其实只是以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中国今天的版图。然而对比18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康乾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家天下，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之一，是一个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其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期的成就。 

亚当·斯密在巨著《国富论》中是如此刻薄地批评彼时的中国的：

“中国长期处在静止状态，其财富在多年前就已达到该国法律制度允许的最高限度。如果改变和提高他们的法治水平，那么该国的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出很多。” “富人和大资本家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穷人和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低级别的官僚借口执法而被强加掠夺。” 

这种对平民财产的肆意剥夺，有的时候是一种个别行为，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专制集权基础上的政府行为。由于私人财产得不到有效保障，中国成了世界上财产继承与创造都极为低效的国家。 

但这其实不是康熙乾隆们的错。于他们而言，不受制约的专制集权，就如同壮年男人面前的春药与后宫，断无主动放弃的可能。 

世纪之交的1799年，华盛顿在大洋波岸去世，他给世人留下了一部三权分立的宪法，以及一个蒸蒸日上的现代国家。同一年，乾隆去世，留给他子孙的，是一个看似庞大，实则羸弱不堪，一推即倒的“泥足巨人”。 

100年后，饱受鸦片战争及甲午海战羞辱的康乾子孙们，推动了那场沽名钓誉式的变法。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并非“根正苗红”的革命者，某种意义上，他甚至属于“既得利益者”。其父谭继洵为晚清重吏，于京城户部任官十六年，后调任甘肃任省按察史，光绪十五年调任湖北巡抚，尝两次兼代湖广总督，为正一品封疆大吏，累官赠光禄大夫。 

但谭嗣同是少数看清了中国千年轮回症结的人，而1895年甲午海战的惨败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则让他开始对这个腐朽没落的专制王朝绝望，所以他要“废君统，倡民主”，指出“数千年来统治者皆大盗也，实为民贼！”，这也是“蒙幸”被光绪帝征召入京，参与变法新政后，他的激进主张最终会触痛“专制君权”这个慈禧太后底线的原因，加之维新派荒唐的“围园劫后”计划触怒慈禧，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逮捕维新派人士。 

事实上，维新派所谓的“激进”主张里，甚至连“君主立宪”都未列入——一旦涉及到最核心的“专制权利”，就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所以这场在史书上“轰轰烈烈”的变法，其实是一场几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的帝后权利争斗而已。 

但这丝毫不会黯淡谭嗣同的光芒。他如同一颗划过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引导、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热血儿郎，在为了自由理想的道路上冲锋陷阵，不畏生死！

作为封疆大吏的儿子，他本来也可以和梁启超那样出逃保命。但为了中国变法自强的大业，谭嗣同选择留了下来，试图用自己的鲜血来唤醒麻木的国人。在刑部狱中他给梁启超的绝笔书中写道：“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举。” 

“壮矣，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快哉！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这是后人撰于谭嗣同故居上的对联。

只是从1898年9月28日菜市口刑场上万人同嗨的现实，以及那个戊戌年后中国近百年令人唏嘘的诡异走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是否真“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殊未可知。 

▌三、

一个有趣的设问是：如果120年前的那场变法并未中断，中国能自强吗？ 

这个问题，在戊戌变法两年后，慈禧和光绪都问过自己。 

1900年8月14日，假义和团之乱而起兵的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京城完全陷落，一手扼杀了戊戌变法的慈禧仓皇出逃，一路狂奔到西安——这个出逃行为被清政府取了个很唯美的名字：“两宫西狩”。 

1900年8月20日，慈禧假光绪之口，发布帝国的《罪己诏》，皇家文件的豪华文采全不见踪影，像极了一篇小学生因为小错而写给老师的悔过书。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不读不行，读之生厌。 

《罪己诏》，把罪过一股脑推到了“爱国者”义和团身上，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涞涿拳匪，焚堂毁路…妖言邪说，煽动愚人…胆敢红巾露刀，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

(image)

（1900年，清政府抓捕的义和团）

“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不知道那些被炮灰了的“爱国者”看到这两句文绉绉的“爱国成贼”的评判，会作何感想？或许利用过后，碾做炮灰，就是他们的宿命？

慈禧假光绪之口发布的《罪己诏》中有一句颇值得玩味的话：“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 

在整篇《罪己诏》中，只有这句反问，像是皇帝自己的话。 

可是，话是问的不错，问题是：问谁呢？整个大清帝国，谁有这个视野和见识，能回答这个问题？ 

被史书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其实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他其实只是史学家雕琢出来，用以反衬满清当权者多么眼光狭窄短浅的一尊吉祥物而已。魏源赖以成名，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作《海国图志》是在南京城西清凉山下乌龙潭边，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 

换句话说：世界你都没观过，哪来的世界观？ 

在一个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一批知识分子到发达（欧美）国家亲眼观察并引进先进的思想与制度，至关重要。如果不直接地观察对比，仅仅通过阅读了解，常常是隔靴搔痒，甚至断章取义，走向极端。

与魏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与他同一个时代的福泽谕吉：前者留下了一本夹生熟的书，而后者在游历欧美后，以思想为武器，直接引致了整个日本的现代化。 

客观地说，慈禧是有视野和魄力的。她不反对变法，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 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没有慈禧的支持，戊戌变法根本不可能推行。而百日维新后慈禧扼杀变法，无它，只是因为变法最后在试图拿走她的权杖，完全架空她。 

慈禧一点也不排外，甚至对西洋器具情有独钟。1861年咸丰驾崩，20多岁的慈禧，没有像20多岁的武则天和孝庄那样用陪睡换江山，而是直接发动政变上台。慈禧在夺取大清统治地位之后的前三十多年里，只做了一件事，就是选择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科技”的洋务运动。她果断启用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外向进取的汉人，并提升李鸿章为洋务总工程师。洋务运动快速发展了大清的经济：火车铁路，兵工厂，纺织厂，电报局，北洋舰队，机械化露天煤矿，炼铁厂等等行业企业第一次出现在封闭千年的中国。洋务运动只用了短短三十多年时间，就把一个等同于唐汉时期农业经济体的国家，带进了近代经济体的大门——这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实属开天辟地。 

但作为全球最大专制集权政体制的最高掌权者，对权势的恋栈，将令慈禧排除任何可能引致统治风险的选项。这是一种无法医治的，骨子里的排外——排斥的不是外人，外面的技术，而是任何一个可能根本上动她权杖的事物，无论是人，还是制度。 

但只靠洋务运动一条腿发展起来的大清，很快就跌倒了。就算大清的历史没有甲午战争的惨败，只发展经济的洋务运动也注定保不住大清。一位学者如是论述：因为西方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是同体制配套使用的结果。大清只引进科技，就像买手机不要充电器，待机时间再长，也会没电的。 span 专制 中国 变法 谭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