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郑州上班的第二天，张科收到一条陌生信息，电话里，一个女人自称胡小雨，是邓襄镇计生办的干部。她笑嘻嘻地说，“听派出所的人说，你在查顶替你上中专和户口的事。我们想办法把你户口给你弄回来，这个事儿你不要再追究了。”

18年来，张科始终忘不掉自己被别人顶替上了中专的事。18年来，自己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但他心有不甘，因为，当年的顶替者依然杳然无踪。

2002年，一封从郾城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简称人社局，又称人才交流中心）寄给父亲的“档案管理费”催缴信，让张科发现，自己1997年第一次中考后，被人冒名顶替上了中专，户口也被顶替和迁走。他顺藤摸瓜，自己追查，从母校、村委会、派出所问到教体局、中专院校，所有人都回答“不知道”。

然而一个得知消息的陌生女人却打电话、登门送礼，让他们“不要查了”，随后又神秘失踪。

2003年春节，张科带着电视台记者第二次跑遍各部门查访，无果；2004年，他两次向法院起诉中招考试、录取和户籍等相关部门，均被驳回；2005年，他在“公安大接访”活动中再次试图查明真相，又无果。

此后，张科结婚生子、努力赚钱养家，生活的洪流似乎抹平了一切波折。但他有时也会想：那些参与顶替造假的人，是否已经平稳度过了自己的半生，而毫无悔意？

莫名其妙的“档案管理费”

2002年8月，张科的父亲张运祥接到一封河南漯河郾城县人社局寄来的信，信中称，张科欠缴档案管理费2年多，因此催缴。张运祥不明所以，把信转寄给在郑州工作的儿子。张科深感不解，因为他一年前中专毕业后，档案就在自己手上。

张科请了4天假，回到郾城县了解事情原委。在人社局看到那份托管的档案后，张科吃了一惊。这份档案中，家庭成员、中小学信息和一些笔迹都是张科自己的，催缴信也是根据家庭地址寄出的。然而，1997年之后的信息，却发生变异，“嫁接”到一个陌生人身上。

2002年8月郾城县人社局寄给张科父亲催缴档案管理费的信封。张科保存至今。

“首先，档案上的照片不是我，是一个陌生人；第二，照片不是一次性贴上去的，是把原来的照片撕下来又贴上去新的，重新盖了个章，两个章的圆圈也不重合；第三，这个人1997年被汝南园林学校录取了，可咱没去过汝南园林学校。”这三点，让张科明确，自己被别人顶替上了中专。

18年过去，那封催缴“档案管理费”的信已经丢失。但张科一直保存着这份档案，还有1997年中招考试的试卷，上面的笔迹都是张科自己的。然而，其他的信息，却比较清晰地显示了不同的“手”为假“张科”操作冒名顶替上中专的一系列“流程痕迹”。

《1997年普通中专学校招生考生登记表》上，首页贴着张科的分数条，总分442分，右上角的照片却被替换，印章盖过两次后形成“双环”；第二页上，是他自己填写的中小学简历、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第三页上，是邓襄镇一中审查评语：“该生思想进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属应届生，符合报考条件”，签名是邓襄镇一中校长李治河。

档案中，1997年邓襄镇一中所做的中招考生登记表，张科考分442分，照片被替换，两个印章明显错位。

张科记得，1997年中招考试前，他的志愿很明确，就是读师范或中专，这样，3年后他就能出来工作。因此，他填的所有志愿，都是师范学校，“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好像有漯河师范”。但现存档案中，《志愿表》填的两个志愿，均不是自己的笔迹。

同时，《常住人口登记表》根据张科的户籍信息将户口从“出生地”郾城县迁至驻马店汝南县，2000年7月毕业后又迁回漯河市。就这样，假“张科”成功入读汝南园林学校，户籍迁移自由出入。

2000年的毕业登记表中，假“张科”用自己的笔迹填写了所有信息。他延续冒用张科出生年月、籍贯、父母姓名、中小学、政治面貌，甚至包括张科姑姑在洛阳某小学教书的信息。随后，他在中专得过“九八年度春季运动会标枪全级三等奖”。其三个阶段的学历中，洼张村小学、邓襄镇一中、汝南园林学校，均有“证明人”，其中第三个为班主任宋湘辉。接着，假“张科”写下了600余字的“个人小结”，讲述自己认真学习、热爱母校、奉献祖国的感情，而该文的开头却写道，“97年9月的金秋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汝南园林学校”。最后，小组、班主任均写了鉴定评语，“该生思想进步，学习态度端正”“热爱集体，尊敬师长”云云。

2000年6月，即将从汝南园林学校毕业的假张科所写《个人小结》，声称自己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且笔迹与张科迥然不同。

顶替者“嫁接”了张科的履历和人生。真正的张科这才回忆起1997年自己的第一次中考。当年考完后，虽然看到分数，他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便以为自己落榜，因此选择了复读。1998年临近中考，班主任却告诉他，“复读生不能报考师范和中专”，这意味着，他要么上高中，要么辍学。

可读师范、中专是张科梦寐以求的。“咱家庭条件太赖（差）了，没办法”，他唯一的路，是读三年，立刻出来工作挣钱。这时，在洛阳某小学教书的姑姑给他指点，“洛阳这里有个学校，不用考试，直接读成人中专。早出来早就业，减轻家里负担。”于是，张科没参加第二次中考，就去洛阳，上了河南省林业专科学校。2001年毕业后至今，他一直从事园林工程相关工作。

知道自己被别人顶替后，张科开始了一次次“追查”。

所有人都说“不知道”

2016年，延续30多年的“档案管理费”在全国全面取消，河南省于2014年年底就已逐步取消。可在21世纪初，一个人每年的档案管理费都在200元上下。张科判断，假“张科”是从汝南园林学校毕业，户口迁回漯河后，将档案托管在郾城县人社局的，欠费已有2年多。

根据档案上的信息，他先去汝南园林学校，找假“张科”的班主任宋湘辉，希望解开谜底。宋湘辉说，确实有这个学生，但具体情况他不清楚。张科又回到母校邓襄镇一中，找到主管招生的老师，询问1997年自己是否被汝南园林学校录取了，老师称“没印象”。他找到校长李治河，对方也称“不知道”。他追问，“可我的户口都被人家顶替、迁走了！”校长轻描淡写地说，“那你就想办法把你的户口弄回来。事情你别追究了。”张科不明白，校长是知道内情不肯说，还是见惯了这种事。

接着，他去邓襄镇派出所查自己的户口，户籍民警查阅后，确认他的户口在1997年被迁往汝南，户籍科档案中保留了户籍转移时村委会开具的证明。张科问，“为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户口就被转走了？”民警回答，“我们是按照正常程序走的。”

档案中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2000年7月，毕业后的假张科把户口迁回了漯河市。

张科又回洼张村家里，父亲张运祥说，家里的户口本一直放在村委会。户口本上有一家四口的信息，张科那一页，名字错写为“张柯”，这是那个年代常见的错误。

张科记得，1997年，自家的户口本仍在家里。后来这些年为什么会放在村委会？他不知道。“那时候，村干部以任何一个理由，就能把户口本忽悠跑了。”他推测，户口本应该是在中招前被人拿走，继而在村委会存放了5年。到村委会取回户口本，他责问1997年开户籍迁移证明之事，但“问谁谁不承认，就说不知道”。

这些年，张科上成人中专、工作、生活，一直使用那张办于1997年3月31日的身份证。他一直以为自己的户口还在老家。

户口本上，张科的户籍页确实还在，而公安户籍系统上，他已被迁走。这就是说，户口本上那一页是个“僵尸户口”，户口本上的他只是一个假影子。真正的张科已经当了5年“黑户”，“消失”了5年。

据《郑州日报》当年的报道，张科又赶往郾城县教体局，吃了闭门羹，第二天再去询问1997年自己被录取的情况，工作人员说，时间已过去五六年，事情不清楚，建议他去漯河市招生办询问。张科赶到漯河市，招生办已经下班，而他的假期已满。没能查到任何线索的他，只能匆匆赶往郑州上班。

2003年5月，《郑州日报》、《检察风云》杂志，根据省台电视节目，刊载了报道《世事迷乱让我不知道我是谁》和《谁剥夺了我的公民权》

当时张科21岁，还没有勇气与别人论争，只想着把各部门都跑一遍，看能不能找出真相。但一圈跑下来，他深深感到，这件事陷入了“一个‘不知道’的世界”。

顶替者疑为某“镇长亲戚”

返回郑州上班的第二天，张科的传呼机收到一条陌生信息，电话里，一个女人自称胡小雨（音），是邓襄镇计生办的干部。胡小雨笑嘻嘻地说，“听派出所的人说，你在查顶替你上中专和户口的事。我们想办法把你户口给你弄回来，这个事儿你不要再追究了。”

言语间，胡小雨语气轻松，似乎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张科忙问，“顶替我上学的是谁？”胡小雨说是“李峰”。“李峰是谁？”胡小雨不回答。张科很愤怒，“你们这样做，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要承担法律后果。”电话里，胡小雨继续嬉笑了几声，挂掉了电话。

此后，他再打这个电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称不认识胡小雨。再后来，对方不接电话了。

2003年1月，春节前夕，张科回到家，父亲告诉他，不久前，一个叫胡小雨的女人到家里来过，拎了几样礼品，“人家放这儿的，说两句话就走了”。胡小雨仍旧表达了“想办法把你户口给弄回来”“别再追究了”两个意思。张科气哭了，对父亲说，“人家就带这么点东西，就给咱买了？”他把那些礼品扔了。

这是张家人与胡小雨唯一的一次正面接触，也是离顶替者最近的一次。“我父亲是个老农民，啥也不会说，有啥办法？”从那以后，张科再也没有接触过与“李峰”直接相关的人。

但张科立刻展开了第二轮追查。当年1月，他找到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与记者一起，花了5天时间，又跑遍了各个部门。

据《郑州日报》当年报道，他们先去了假“张科”读过的汝南园林学校，希望查清他是如何蒙混过关的。据说按照中招流程，入学后，大专院校会审查学生的学籍档案，还会通过文化课考试来核对考生的笔迹，检验身份。面对省电视台记者和张科的一再请求，学校办公室的李主任找到了假“张科”的学籍档案，但这与郾城县人社局的档案大同小异。学生科建议他们去查录取通知书。

张科陪同记者又来到郾城县教体局。主管招生工作的张姓纪委副书记显得很重视，称，“这种事属于严重的违法乱纪。但年头太久，追究起来也比较困难。”张副书记安排县招生办主任李耀明，向他们介绍了中招录取通知书的发放流程：市招办发到县招办，由各学区负责人领走，然后再发至各学校，最后由班主任交给学生。而学生档案则是自下而上，由学校办理，经县招办送至市招办。

因此，他们又去张科的母校邓襄镇一中，询问当年通知书发放情况。校长李治河的态度和上次一样，认为张科的追问“多此一举”。《郑州日报》当年的报道称，李校长劝张科不要再追究，“这也没影响你升学，也没影响你上班找工作。”张科说，“可我的户口没了呀。”李校长说，“户口没了，想办法把户口恢复不就得了！”当年的班主任付治政，是通知书发放的最后一手，但这次，付依然回答，“我不知道”。

至此，张科对顶替者的了解，仍然只有一个名字，“李峰”。趁着春节假期，他拿着档案上的照片，询问了当年5个班级的所有认识的同学，但没有人认识这个“李峰”。

张科不甘心，带着记者又来到邓襄镇派出所。郭所长再次出示了当年迁移户口的手续，里面还保留着手续的存根、准迁户口的证明，后者盖着洼张村村委会的公章。可能面对镜头感到紧张，户籍科的女民警主动说，“前段时间，镇计生办的胡小雨来过派出所，询问怎么把张科手续转回来的事情。”

基于此，他们找到洼张村村委会文书张金友，张金友说“没印象”；他们又打听到胡小雨家的地址，找上门，却大门紧锁。“记者在门口说了个结束语，就走了”。

这件事依然没有着落。《郑州日报》当年报道，春节期间，村委会干部再次上门，称是受胡小雨委托，来劝说张科，“这个事算了，不用追究那么狠了”。同时他透露，顶替的人，“是某镇长的亲戚”。语气里，有一种让张家“掂量掂量”的意思。

两三个月后，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分5个晚上，播放了节目《我是谁》。当时，张科的同学、表兄弟都看到了，打来电话问情况。甚至单位的副总也发生兴趣，晚上追着看节目，“快点快点，时间马上要到了。赶快去看。”

2003年5月，《郑州日报》《检察风云》杂志，都根据这期节目刊载了文章。前者的标题为《世事迷乱让我不知道我是谁》，后者题目《谁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其中，《郑州日报》文章的版面上，还刊登着“非典”专题文章，《审视我们的食物链》《非典改变我们的习惯》。

然而，多次的追查、报道，并没有给张科带来水落石出的真相。谜，依旧是谜。

2004年，张科向县、市两级法院起诉村委会、中学、公安局、教体委等单位，均未被受理。

8年“黑户”，死无对证

2004年，张科到郾城县人社局复印了档案，随后，他将洼张村村委会、邓襄镇一中、郾城县教体局、郾城县公安局、汝南园林学校告上法庭。并提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赔偿精神抚慰金等三项诉求。

当年9月，郾城县人民法院裁定，“冒名顶替者即主侵权人下落不明”，“诉讼请求不具有可行性和确定性，无法确定五被告应承担的责任”，因此诉讼请求无法实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根据民诉法规定，法院对该起诉不予受理。

随后，张科又向漯河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但中级法院依然以“被告不明确，侵权责任无法确定，难以划分”为由，维持原判。

2005年，全国公安系统组织了一次“大接访”活动。张科向漯河市公安局反映，漯河市局指派邓襄镇派出所解决。张科回忆说，当时要求各区“结案率100%”，而他的案子是邓襄镇派出所接访的唯一一个案子。他提出，找出顶替者，找出参与档案、入学和户籍造假的人，让他们接受法律制裁。

派出所迅速结案，并告诉张科：根据胡小雨的笔录，警方确定顶替者为青年镇的李峰，派出所无法异地办案；帮助李峰冒名顶替的，是邓襄镇一中的董老师，但董老师已经去世，死无对证，因此无法继续调查。然后，民警告诉他，“你先别追究了。你签字，我们把户口给你弄回来。”为了恢复户口，张科签了字，这才结束了持续8年的“黑户”状况。

青年镇距离邓襄镇30多公里，李峰是哪个“镇长的亲戚”，为什么找自己下手，董老师又是怎么帮他操作的？这些，张科不得而知。但对董老师其人，张科印象很深。“我读初中时，董老师不教我，但他一只眼睛不好，腿还有点瘸，他的女儿还跟我同班。”派出所给他开来了董老师的死亡证明，他也亲自上门问过，董老师确实已经病逝。

就这样，好不容易有了一点进展的“悬案”，又断在一个死人身上。

同时，张科对2005年“公安大接访”中警方给他的回应并不满意。“既然能定案，出结论，总不能只凭一个李峰、胡小雨的口供。还需要学校、各部门的调查、笔迹鉴定，这样才能形成铁案。光通过口供，能行吗？”张科觉得，定案却不给出完整结论，本身就存在矛盾。

此后15年，张科忙于工作赚钱、结婚生子、养家，腾不出手再去追究。但他一直没忘这件事。2020年6月，山东陈春秀、王丽丽、苟晶等被顶替案舆论爆发，让他再度燃起希望。他决心，为自己讨回公道。

2020年7月，张科决定重启追查被顶替一事，他请求郾城县人社局冻结当年的档案证据，未获准。

他首先做了取证工作。7月1日，他去郾城区人社局复印档案材料，同时要求冻结档案证据，但遭到拒绝。随后，他向郾城区人社局信访办投诉，才办理成功。然后，他向市长信箱、召陵区纪委、教育局等部门实名举报。7月25日，他收到回复，郾城区纪委开始调查。但一个月过去，没有音信。

汝南园林学校，如今已演变为驻马店农业学校。最近，张科给该校纪检室写信、打电话，对方却说，“这事不归我们管”。张科说，现在不管，将来查清了，可能追究不作为的责任。对方说，“知道了”。

看不见的“背后力量”

谈起1997年的事，身边的人，包括妻子、朋友，甚至教育局的领导都说，“那时候冒名顶替的很多”。张科说，“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常态”。

张科的父亲生于1945年，晚婚，36岁才生子。1991年，因夫妻感情不和，张科妈妈离家出走，再没回家。父亲是文盲，身体有病，种8亩半小麦和玉米，养着一头牛，一个人养育他和妹妹，供他们上初中。2018年，父亲因病去世。在假“张科”当年的学籍中，家庭出身一栏写着“贫农”，倒是精确。

《郑州日报》当时的报道里写道，“张科的父母很早就离婚了，他和妹妹是在很早就失去了母爱的情况下，靠着身患气管炎的父亲的艰难供养完成学业的，生活的重担使年仅五十多岁的父亲过早地衰老了。假张科的冒名顶替，使张科又多过了一年‘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生活，全家人也跟着多受了一年罪……”

张科从无抱怨。谈起当年的选择，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家庭条件太赖了，没办法”。因此，读师范、中专，三至四年出来工作，就是全家人对他的希望。1998年复读那年，临近中考，他考入了高中“快班”，取得了上高中的资格。复读的班主任还是付治政，他说，“你不能考中专和师范，要不你考高中吧。”

后来，和他同届上高中、读大学的同学都混得不错，“有的当了银行行长，有的在国企当领导。”但当年，他从没想过读高中、读大学，“就算我考上了大学，我父亲也供不起。”张科说，在洛阳读成人中专三年，他的学费、生活费，都是姑姑出的。

当老师，是那个时代乡村少年的“金饭碗”，收入、社会地位都比其他社会职业优越。如果没被“李峰”顶替，张科在1997年就能上师范，毕业后当老师；师范不行，还能上正规的中专。“那样，我后来就是另外一条人生轨迹了。”

现存档案中，1997年张科自己填的《志愿表》已失踪，假“张科”填的两个志愿都是“漯河师范”，分别为统招、委培，都同意调剂，似乎延续了张科的心愿。但最后，假“张科”却成为汝南园林学校的委培生。《毕业生就业通知书》显示，假“张科”从林产品贸易专业毕业，到委培单位报到，期限是2000年7月1日至8月1日。

那份被替换的《志愿表》中，除了笔迹不是张科的，底下的“家长意见、签字”空格中，也用两个不同笔迹写着：“同意该生报的志愿”、“张运祥”。而实际上，父亲张运祥当年已52岁，他根本不识字。

1997年的中招《志愿书》中，假张科所填志愿。其中，笔迹、考生签字、家长签字，均非张科父子亲笔。

2001年刚毕业时，张科的工资只有四五百。后来他还想打官司，但请不起律师。好在经过自己的努力、“公司的培养”，他后来的生活过得还不错。

有时候他觉得，那些一问一个“不知道”的人说得也没错：成人中专和委培中专差别不算大，后来张科的路走得也还顺利，冒名顶替对他似乎确实“影响不大”。“人生无常，却有命。”张科只能这样理解，“路都是人走出来的”。

但他还是不愿放弃。“这不是有没有影响的事。就算我现在是个亿万富翁，或者我就是当时考了0分，你也不能冒名顶替，不能把我的户籍转走。这是严重的违法乱纪啊！”

虽然人的命运是模糊的，但过去多少年，他都感到，一次次追问后，那些“背后的力量”以神秘的形式掌控了自己。“我第一次去查，胡小雨立马就知道了，没人通消息，她是怎么知道的？”他希望这次，漯河市、郾城区纪委和教育系统能查出真相，让顶替者和学校、村委会、公安、教育、中专等环节的“黑手”们现出原形，接受法律的审判。“特别现在，我要相信法律，相信国家，相信国家的政策。”

“那时候才16岁，一个青少年，什么都不懂，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志愿表》是一个人对人生最初的认真规划。”张科觉得，那才像是人生的开始，“美好，代表着一个人对命运的祝福”。

可这美好而脆弱的志愿，却被别人轻易拿走。他还想过，如果当年顶替者的父母手段再高明一点，操作再严密一些，“档案管理费”的信也许不会寄到父亲手上，那他也就永远不知道自己被冒名顶替了。“那个人，‘李峰’，他现在过得好吗？良心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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