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特·卡瓦诺法官的提名大戏终于落幕，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迎来了2018-19年度开庭期。在过去的一年里，最高法院判决了许多大案要案，包括此前一年因一个大法官席位空缺而积攒下来的一些重大案件，涉及到移民、堕胎、工会、同性恋、隐私权、选民权利等几乎所有热点法律问题。相比之下，即将到来的2018-19年度开庭期则要平静许多，卡瓦诺就任大法官后形成的新的保守派稳定多数尚无机会完全施展拳脚。不过，本年度的最高法院还是会审理一些关于行政权力、央地关系、死刑、移民、生态保护等领域的案件。截至2018年10月底，最高法院已经同意审理44起案件，未来一段时间也会接下一些新案件，其中也很可能出现几件影响较大的要案。

“甘博诉合众国案”（Gamble v. United States）在平时可能只是一桩普通案件，但在特朗普总统及其竞选团队深陷“通俄门”调查之时，本案的重要性陡然提升。特伦斯·马特兹·甘博曾是一个重罪犯，亚拉巴马州和联邦法律都禁止重罪犯持有枪支。2015年11月，他在亚拉巴马州一条公路上接受警察例行检查时被发现持有一把手枪，随后在亚拉巴马州的法庭被判1年监禁。同时，他也因此罪名在联邦法院被起诉，并被判46个月监禁。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有“双重危险”条款，规定一人不能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受到刑法处罚。但这一条款有一个例外，被称为“分立主权原则”（separate sovereign doctrine），这一原则使得同一犯罪行为可以在联邦和州的法院分别被审判。甘博在两次被判有罪后，上诉到最高法院，挑战这一已有150年历史的原则的合宪性。

本案对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正在进行的“通俄门”调查有独特的影响。比如，特朗普总统的前竞选经理保罗·曼纳福特在今年8月被联邦法院就8项财务罪名判决有罪。根据分立主权原则，假如特朗普决定特赦曼纳福特，那么他特赦的效力仅限于联邦层面的犯罪，纽约州和弗吉尼亚州仍可以就相同罪名继续起诉曼纳福特。但是，一旦分立主权原则在“甘博诉合众国案”被推翻，特朗普就可以利用手中的特赦权力使他的党徒同时免受联邦和州法院的定罪惩罚，而这对于“通俄门”及其他类似调查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可能使特朗普更加大胆地保护他的竞选团队和其他党徒免受可能的法律制裁。

“甘迪诉合众国案”（Gundy v. United States）除了名字很像甘博案之外，也与甘博案一样，是一件涉及一项古老法律原则但在特朗普时代可能有特殊影响的案件。本案涉及美国政府的三权分立原则，尤其是国会与政府其他分支的分权问题。2006年，国会通过了《性侵罪犯登记与通告法》（Sex Offenders Registration and Notification Act），要求性侵罪犯在前往其他州时应到当地政府登记。该法案对于法案生效后被判性侵犯罪的人的登记事宜作出了详尽的规定，但对于法案生效前被判性侵犯罪的人，却授权司法部长对这些人是否、何时、何地登记等事宜有完全的决定权。赫尔曼·甘迪在法案生效前的2005年被判性侵。2013年，他在前往纽约州时并未在纽约州政府登记，遂被判决有罪。甘迪上诉到最高法院，主张《性侵罪犯登记与通告法》对司法部长的授权违反了“禁止委代原则”（nondelegation doctrine）。

“禁止委代原则”是美国联邦政府三权分立的一个体现。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条将“所有立法权力”授予了国会，“禁止委代原则”规定国会不得将上述立法权力委代给行政机关行使。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分支的权力在美国历史上呈现出越来越强的趋势，国会将越来越多的权力委代给行政分支，授权行政机关制定各种规章。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就有广泛的权力管理食品和药品，包括决定禁用哪些药物等等。《清洁空气法》授权美国国家环保局（EPA）管理能源产业，制定“减少排放的最佳方案”，并要求发电厂等污染源执行这些方案。像这样的权力委代，在今天已被广泛接受。事实上，最高法院上一次运用“禁止委代原则”判决国会的法律违宪，已是遥远的1935年。

值得注意的是，“甘迪诉合众国案”的判决结果既会影响美国政府的权力结构，也会决定特朗普总统的一些标志性政策的走向。考虑到《性侵罪犯登记与通告法》对司法部长的授权太广泛、太明显了，最高法院极有可能判决相关条款违宪。事实上，在2012年，最高法院的自由派领袖金斯伯格法官和保守派巨擘斯卡利亚法官在有关《性侵罪犯登记与通告法》的另一条款的一个案件中发表了异议意见，认为“禁止委代原则”不应沉没在故纸堆中。2017年上任的尼尔·戈瑟奇法官也持这种看法。这样一来，最高法院判决甘迪胜诉的概率大大增加了。一方面，这可能给特朗普的贸易战增加困难。著名律师汤姆·戈斯坦（Tom Goldstein）就表示，一旦“禁止委代原则”在最高法院复活，那么特朗普以国家安全名义施加关税的权力就会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禁止委代原则”可能会给特朗普大开环保倒车的行为增添助力。我们上面已提到，国会授予环保局广泛的权力去制定减排政策，“禁止委代原则”的复兴可能使环保局的努力付诸东流。

最高法院今年还会审理两起与死刑有关的案件。“麦迪逊诉亚拉巴马州案”（Madison v. Alabama）涉及痴呆症患者的死刑问题。弗农·麦迪逊是一名现年68岁的死刑犯。1985年，他因故意杀人被亚拉巴马州法院判处死刑。三十余年来，他几次中风，患上了严重的血管性痴呆，连自己牢房床边的厕所都找不到，更不记得1985年自己曾经杀过人。今年，麦迪逊上诉到最高法院，认为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残酷与非常的刑罚”的条款禁止对他这种已记不得自己犯过罪的痴呆症患者执行死刑。另一案件“巴克鲁诉普雷塞斯案”（Bucklew v. Precythe）也是与第八修正案有关的死刑案件。拉塞尔·巴克鲁因杀人、绑架、强奸罪被判处死刑，原定于2014年5月执行注射死刑。巴克鲁上诉到最高法院，称自己患有海绵状血管瘤，注射死刑很可能导致他当场大出血，死状极其凄惨。他请求法院同意自己更换死刑执行方式的要求。在死刑案件中最高法院往往按意识形态战队，因而上述两个案件很有可能最终成为本年度为数不多的以5-4判决的案件。

“惠好公司诉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案”（Weyerhaeuser Company v. United State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涉及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问题。密西西比林蛙生活在美国南部，体长不到10厘米，背部有黑斑，目前仅存不到200只，是世界上濒危程度最甚的一百个物种之一。这种蛙的生存条件极其苛刻，只栖息在冬季积水、夏季晒干的浅池中。除了密西西比州的一处池塘外，只有路易斯安那州的一片土地仍适合密西西比林蛙栖息。这片土地上目前并没有密西西比林蛙，但它们历史上曾在这里繁衍过。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试图将此处划为保护区，但这片土地为惠好公司以及其他两家公司所有。这些公司打算用这片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和木材采伐等活动，划定保护区将使这些公司在20年内损失3400万美元。最高法院将在本案中决定《濒危物种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是否授权联邦政府将目前无濒危物种栖息的私有土地划为保护区。

此外，有几件要案仍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被最高法院接手。今年2月，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判决《民权法案》第七章禁止性别歧视的条款同时也保护雇员免受基于性取向的歧视。最高法院此前尚未决定过这一问题，而各个巡回上诉法院的意见是分裂的。第二和第七巡回上诉法院认为性取向歧视违法，而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认为不违法。2017年12月，最高法院曾拒绝审理从第十一巡回法院上诉的一起性取向歧视案件。在2018-19年度开庭期，最高法院如果接手来自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高空快车诉扎尔达案”（Altitude Express Inc. v. Zarda），我们将首次看到肯尼迪法官退休后的最高法院如何处理性取向的法律问题。

另有两起与移民有关的案件一旦被最高法院接手，很可能称为本年度最高法院最受关注的案件。2017年9月，特朗普总统下令废除保护未成年移民的DACA政策，引发轩然大波。此后，支持DACA的人士在多个地方的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特朗普废除DACA的行为违宪。加州、纽约州和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官先后作出了不利于特朗普的判决，要求政府继续DACA政策。2018年8月31日，德克萨斯州的联邦法官安德鲁·哈南（Andrew S. Hanen）出人意料地也判决DACA应当继续。如果特朗普政府决意将此事上诉到最高法院，本案将成为2018-19年度为数不多的引发巨大争议的案件之一。另外，就在10月30日上午，特朗普声称将签署行政命令，规定在美国境内出生的人不再自动获得美国公民权。按照正常人类的解读，特朗普一旦签署这种行政命令，势必直接违反第十四修正案，一定会有人将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但是，我们很难预测最高法院的五名保守派大法官会想出什么花招使本案与“布什诉戈尔案”和“公民联盟案”媲美。

不过，就最高法院目前已经同意审理的案件来看，2018-19年度开庭期的最高法院的总基调还是相对低调的。爱惜名节的罗伯茨首席大法官一向注重维护最高法院的形象。他平时就经常努力促成大法官们互相妥协、达成一致。现在，卡瓦诺法官的听证会使围绕着最高法院的党派斗争以及最高法院的政治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样一来，2018-19年度的最高法院势必试图“降温”，尽量避免审理与社会和文化议题有关、可能引起过分关注的大案。“我认为未来一年的最高法院将会十分努力地展现法律与政治的不同，”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杰弗里·费舍尔说，“最高法院迫切地需要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政治化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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