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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泓旭在宜兰观光时的留影。

　　“牡丹本一种，二花深浅红。何如尊妙胜，共冠今时荣。”这是去年5月被台湾当局释放的“陆生共谍”周泓旭根据宋徽宗《牡丹诗帖》改编的打油诗。因为台当局又以新的借口禁止其离开台北，没有收入又无法工作的周泓旭，现在只能靠画写意画、练瘦金体来消磨时间。按照岛内媒体当时的报道，法院考虑周“曾自白罪行后又否认犯罪”，且仅引介一名“政府”人员、而其事后并未加入大陆地区组织，才以在台从事“共谍”工作、刺探台“外交机密”为由从轻判处。2017年3月，周被台北地检署以违反“国安法”嫌疑为由申请羁押时，大陆有关部门就已表示，此案纯属蓄意捏造，制造事端，背后动机令人怀疑。从台当局的监狱中出狱近一年后，周泓旭于近日接受《环球时报》专访，向记者谈起台当局炮制“陆生共谍案”的来龙去脉。他表示，台当局此案的侦办及审理过程“不公、不义”，目的就是靠打压统派来向蔡英文表忠心，并靠制造“共谍案”来转移台湾民众对当局执政不力的注意力。

　　“以对大陆感兴趣”设局下套

　　环球时报：请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并讲讲现在的处境。

　　周泓旭：我叫周泓旭，就是台检方所称的“陆生共谍案”主角。2017年3月，我被台北地检署以违反“国安法”为由羁押。当年9月15日被台北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两个月。2018年5月8日期满释放。但现在我人仍在台北，因为台当局又以调查“新党青年军案”为由，禁止我回大陆。

　　我是家里独子，现在在台北，回不了家，台当局又不允许我工作，所以我只能靠之前做生意攒的钱和家里补贴维持生活。从2017年到现在，一个月再节省也得花费两万多元的新台币。现在，我的3张银联卡都没法使用了，但大陆银行说没有问题，看来可能是台湾做了某些处理，导致现在连家里寄生活费给我也不行了。这是台当局对我生存权极大的侵犯。此外，每天我都要去当局报到两次，位于台北东边的六张犁派出所和位于西边的台北地检署执行科法警室，一来一回两三个小时就耗过去了。好在我还比较乐观，业余生活只能靠写字画画来消磨。

　　环球时报：你是怎么到台湾学习的?

　　周泓旭：我是辽宁本溪人，2009年在就读浙江大学时作为交换生在淡江大学学习数月。那次交换，我遇到的人都对我很友善，所以台湾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2012年大学毕业后我到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学系读研。2014年3月，台湾发生“太阳花之乱”，让我对台湾的印象有所改变。在我发表反对“太阳花之乱”的观点后，遭到一些同学的围攻，比如不和我打招呼或对我说过激的话。当然，班上有两三个同学通过社交媒体私下表示“抱歉，我不太方便力挺你，但我心里是支持你的”，这表明他们迫于压力不敢跟我讲话。

　　环球时报：那段时间的经历对你后来被抓有什么直接关联吗?

　　周泓旭：我觉得不能连起码的表态都不敢，以后如果我的子孙问我“面对‘台独’分子你做了什么”该怎么回答?后来我意外发现了“台大中华复兴社”这个团体，他们和大陆同胞志同道合，经常组织聚会，举办一些演讲会。2016年7月政大毕业时，我已认识很多朋友。现在回想，我那个时候已引起台当局的注意。

　　2016年5月，陷害我的“A男”出现了。他当时告诉我他叫陈肇伟，但谁知道是否为化名呢?他自称是台“外交部”人员，案件审理时我才意外得知他是“军情局”少校。他通过一名我在淡江大学交换时结识的台湾女生主动接近我。他的理由很奇怪，说自己同时在政大读书，要写篇论文，想了解大陆朋友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其实那段时间，他认识了很多台大、政大的陆生，但后来他跟那些人就没联系了，可能是觉得那些人不好害，而我特别会讲，而且也不怎么设防。当时我很单纯，觉得大部分台湾年轻人对大陆不感兴趣，这是最可怕的，现在有人对大陆感兴趣，这当然很好。接下来四五次见面，都是对方主动提出聚会吃饭，并送蛋糕等，让你很难拒绝。说到这里应该注意，如果我是台当局声称的所谓“共谍”，那是不是我应该更主动联系才合乎逻辑?但后来在法庭对质时，A男就说“没有、记不清了”，检察官也对这个细节既不否认也不查证，因为不公开审理，所以可以堂而皇之“耍流氓”。

　　A男说他觉得在“外交部”没什么意思，想辞职去大陆做生意，但觉得做生意总要认识几个“当官的”，希望我能介绍。我也就是酒后顺口答应“没问题”，这其实是有点胡吹。那之后我就回大陆了。

　　2017年2月，我以一家公司董事的身份再次来台湾，想跟台湾做创投的朋友交流，把资金和想法连接起来。这纯粹是生意上的事，因此少不了应酬，互相引荐商业伙伴。3月7日晚，A男在酒局上不停劝我喝酒，又缠着让我给他介绍大陆官员，并表示自己还在“外交部”，可以在海外见面。我被问烦了，就半开玩笑地随口说：“你去日本，我给你介绍高官!”其实有脑子的人都明白，这是我不想撕破脸。酒局结束前，A男神神秘秘地掏出一个牛皮纸袋，上边印着“中华民国外交部”之类的字眼，并表示：“这东西给你。”当时我就拒绝了。仅仅隔了一天，3月9日早6时，我就被抓到一个偏远的山区。后来按照律师的讲法，牛皮纸袋是“诱饵”，如果当时我接了，当场就会被抓。

　　“钓鱼执法”，办案不公

　　环球时报：你被抓后经历了什么?

　　周泓旭：调查人员冲进我家搜名片，发现几百张名片大部分都是创投圈的，只有三四张大陆公务员的名片。其实这都是在一些两岸交流活动上随手交换的名片，什么都说明不了，但调查人员却如获至宝，认为终于发现“跟大陆的联系”了。更可笑的是，他们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发现我手机上跟一个叫“老韩”的人联络很多，就兴冲冲地来问我：“这是什么上级的代号?‘老韩’是谁?”我回答说：“那是我妈。”

　　实际证据没有，为让我认罪他们就想别的法子。有一次，一个调查人员在车上跟我说：“泓旭，你跟我儿子差不多大，青春不能都这么浪费了。你现在如果认罪，我们就给你写句“态度良好”，因为你这不是什么大罪，按‘国安法’就是判5年以下，你未遂就两年半以下，如果态度好刑期还能减到1年3个月以下。你现在已经出了这个事，不会无缘无故放你的，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承认我被说“动”了。毕竟从2017年3月9日我被羁押禁见起就吃了不少苦头。所谓“羁押禁见”就是与另外一个或两个人一起被关在四五平方米大小的房间里，吃喝拉撒睡都在里边。如果睡觉平躺，肩膀会紧贴着另一个人的肩膀，而这个人或浑身刺青，也可能吸毒。因房间潮湿，很多人身上都生了疮。在约6个半月的时间里，除了出去开庭，我基本就待在这个房间里。

　　环球时报：你认为台当局在整个案件的调查和审判过程中，有哪些不合程序的地方?

　　周泓旭：首先是“钓鱼执法”，也就是“先射箭再画靶”。我刚被抓时，还天真地觉得因为自己在酒桌上乱说话，害了A男。后来我才知道，我和A男平时交往的整个过程都被其录音，但在法庭上他只截取出对自己有利的录音。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后，台湾一些情报界的人想要表忠心，照台当局这种方式，要制造多少“共谍案”，都能制造得出来。

　　另外，台当局办案程序漏洞太多。二审时，调查局的人说完全没动我被扣的电脑。到了5月，他们“突然”想去检验一下电脑，就查出来所谓“在台发展组织的计划书”。但直到12月，调查局才去抓新党的人，这不合常理啊?为什么发现如此“重要”的资料，不立刻动手?还有就是，他们在查电脑时，按规定即便被告不在场，被告的律师也要在，不然的话，调查人员岂不是想放什么东西就放什么?

　　第三点就是在看守所我遭受了很多折磨，每次只有在法警带去开庭的路上才有机会对媒体喊一两句话，有些媒体的采访就曝光了台湾司法的弊端。法院居然在二审快结束时又判我羁押禁见，因为怕我跟媒体互动!

　　总体来说，台当局对我的调查和审判过程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不公、不义。大家应该注意到，本案全程都是不公开审理，台当局的心态很可疑。

　　绿营想借此炒作“大陆渗透”

　　环球时报：台当局为何还不放你回去?

　　周泓旭：把我定成“共谍”就达到民进党当局的政治目的了，绿营是想借此炒作“大陆渗透”“中国威胁”，来为“台独”行径找借口。如果台湾民众都把注意力放在所谓“大陆渗透”上的话，当局经济上做得再烂，施政上做得再不给力都没关系。这应该是台当局真实的目的，所以台当局必须把我留在这里。因为办案人员知道，新党那些人的案子办不下去了，他们必须要弄一个大陆人，和新党的人凑在一起就是个“组织”了。

　　环球时报：你现在向媒体透露这些，会不会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周泓旭：请问“民主自由”的台湾地区的法官为什么放了我，还要嘱咐我“谨言慎行”，是害怕我说什么?我一张嘴两张皮，会说什么让你们觉得这么恐怖?不排除报道出来后，台当局如果看了不高兴，再找个理由把我关回去。不过，我现在还有什么人身安全可言?他们最想看的就是我被关怕了。我曾有段时间听人劝“认罪”，后来又不认罪，因为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如果我这么容易就“认”了，以后制造“共谍案”会变成台当局驾轻就熟的套路。如果台当局一定要把我塑造成一个“共谍”的话，那么我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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