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根本就不难嘛”！

短短几个字，听起来却令人毛骨悚然。这是今年台湾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的一句台词。剧中杀人犯李晓明的妹妹李晓文在外界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而被媒体围堵和众人指责唾骂时，她一时冲动脱口而出这句话。伴随着这句话的出口，她当时奋力挣扎欲与周围的人进行“拼杀”。

李晓明，是剧中无差别杀人案件的凶手，一口气杀掉九个孩子；虽然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其父母与妹妹却因为加害者家属的标签而被社会舆论歧视，这也就有了其母为了挽救妹妹李晓文而改名重新生活一事。但生活总有很多的意外，李晓文改名李大芝开始工作后，她的上司却是李晓明案被害者家属之一，也为后来的冲突与她身份的暴露埋下了伏笔。律师李赫因为是李晓明案的辩护人，因为李晓明的无差别杀人行为被社会唾弃，这名律师也被很多人斥责为什么要为杀人犯做辩护。

接受社会规训与“恶”的关系

可以说，《我们与恶的距离》赤裸裸呈现了这个社会的恶与善，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不是无辜的，甚至因为情境的变化随时都有可能转换为加害者的可能性。因此，从该角度而言这个社会的恶，是共同造就的。好人变成恶魔的路上，每个人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路西法效应。根据该效应，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

社会大众，在剧中自始至终呈现的都是同样一副面貌，以站在道德高地的角度对加害者家属施以语言暴力与社会歧视的惩罚，这也是为什么剧中会出现“杀人犯的家属难道没有活下去的权利吗”这一拷问人心的问题。然而，毋庸置疑，这就是大众心理，冷漠、狂欢、短时记忆，指责别人时惯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而这种行为的出现，则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在养成过程中受到常态的社会化的洗礼后所接受的道德标准。这些标准指引我们从事有益于社会的行为，遏止家庭或社群定义下的反社会行为出现。这些由父母、老师以及权威人物所施加的外在道德标准逐渐内化成个人的品行规范。我们在这样一种规训下开始学会控制自己，避免出现不符合人性的行为，尽力表现出人性。但是这些自我规约机制和个人道德标准之间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的，个人可以选择性地启动道德的个人监控，以便表现出可被社会接受的行为。

鉴于此，当剧中的律师王赦在为杀人犯李晓明辩护时，才被社会大众普遍认为有违社会道德，理应受到舆论的谴责，甚至有激愤的个体开李晓明案庭审结束时而将粪便泼向王赦……而他，只是想寻求犯罪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从而最大程度上避免这类恶性事件的发生。但是他的行为并不被绝大多数公众理解，而天然地站在他的对立面。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剧中另一名人物形象身上。应思聪，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导演，因为遭受生活中屡次的挫败而心理上出现阴影，并患有思觉失调症，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精神分裂症。在完成他创作的过程中，因为没有得到幼儿园方面的许可，而贸然进去拍摄影片，被认为对幼儿园构成潜在威胁而被警局带走。这显然是一起多方造就的乌龙“幼儿园挟持”事件。

但因为社会对精神分裂的固有偏见以及不包容，同样的，他会被大多数人以有色眼镜看待；而当他试图帮助别人时，也往往被误解为意欲加害。正是在这种误解下，他的心理与精神状态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大众，显然，在有意无意中，已经成为帮凶。于是，吊诡的，公众完成身份的转换，成为一定程度上的加害者。

平庸之恶 好人与恶魔

在加害者中，有一股力量尤其受到重视，那就是媒体从中扮演的角色。媒体，曾经一直被视为社会的良心担当，但这几年的媒体生态，有目共睹。自从有了收视率与点阅率的考量，举步维艰。媒体的恶、媒体的善，被大众舆论裹挟，为了赢得收视率，善与恶的区分，有时候不过就是一念之间：接受异化或者保持良知，然后在市场失去竞争力。

宋乔安，剧中李晓明案受害者家属之一，也是李大芝的上司，她曾指出这一切都怪社会体制出了问题。但这是不是根本性的因素呢？

美国作家山姆·基恩（Sam Keen）在其作《敌人的脸》中曾揭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如何运用形象化的宣传方式捏造出敌人的原形，以对付被认为极度危险的“他者”、“外人”、“敌人”。这些视觉形象创造出集体的偏执，使人们把注意力焦点全放在敌人身上，认为这些敌人会伤害妇孺、破坏家园以及属于他们生活方式的信仰，甚至全盘摧毁他们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这类宣传，实际上，成为一个“树敌”的伎俩：在本来善良正直的人脑中创造出一个新的邪恶敌人的形象。

回到剧中，电视台对应思聪精神分裂的强调，实际上已经在为这类患者在正常的社会中大量“树敌”，从而使得他们处于一种更加不友好甚至领他们看起来有点“邪恶”的环境中。应思聪们，就是一个典型。

通常我们说，一个邪恶性事件发生情境需要三种主要角色：加害者、受害者和幸存者。然而邪恶情境中也经常出现观察者与知情者，旁观者采取冷漠的态度冷眼视之，知情者不插手协助，从而导致社会的邪恶行为持续猖獗。邪恶最为关键同时也最不为人知的促成因素并不是明目张胆鼓吹暴力伤害的人，而是在他们背后沉默的大多数。在恶性发生现场的沉默不为，甚至使得善恶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这也就是与恶的距离究竟有多远。而不幸的是，我们在大概率上都是沉默大多数的一员。

本着趋利避害的本能，或许冷漠的态度是因为已经辨识出某些社会动态过程中的运作风险。

“邪恶的凯旋唯一需要的只是善良人的袖手旁观”。

王赦，剧中的律师，人间的正义使者，正是因为窥视到这些社会心理与人性的幽微，才执著地探求每一个接受案件背后的真相。他试图去理解情境和社会系统如何影响个体行为，并不是为了替谁辩护，或是为了免除罪犯所犯下的非道德或非法行为的责任，而是要了解不恰当的个体或团体带入了什么力量、优点或弱点到情境之中，辨识出特定行为下的复杂全貌而最大限度地去规避危险或者邪恶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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