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年前，俄罗斯寓言作家克雷洛夫（Ivan Andreyevich Krylov）写过一个故事：天鹅，梭鱼和虾都想把一辆停在路上的大车拖着跑──天鹅伸着脖子要飞上天，虾弯着腰用力往后拖，梭鱼一心想往旁边的水里跳，结果牠们筋疲力尽，大车却在原处分毫未动。这个故事，是否很像今天的香港？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动盪彷彿停不了，让人不禁讶异，香港怎麽会变成这样！社会上不同群体都希望香港更好，想推动香港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前进，但却在不同的想像中一起製造了悲剧。更令人忧虑的是，虽然遭遇这场劫难，社会仍未为香港的未来达成共识。

谁是香港的天鹅、梭鱼和虾？毫无疑问，应该在香港政治运转中扮演着不可或缺角色的几股力量，包括港府、商界、中联办和民主派。如果说香港是这辆「车」的话，那麽上述四者对它所能施加的影响力，可以说是远超「鹅鱼虾」之力。

没有人会质疑港府对香港的重要性。香港之所以是「一国两制」下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就是因为除了外交和国防之外，其馀一切能让城市有效运转的事务，都依赖于港府领导。

香港公务员队伍曾闻名世界，他们上要向中央政府述职，履行《基本法》要求的责任，下要服务香港市民；对内肩负解决社会矛盾、推动城市发展的重任，对外要在《基本法》授权范围内维护国际交往。可以说，港府是保持香港繁荣，以及守护香港作为「亚洲管理最佳城市」的关键力量。

商界对香港的重要性也大到令人惊奇。香港的崛起得益于其经济腾飞，而经济的繁盛又离不开那些耳熟能详的亿万富翁。这个积极拥抱放任自由的香港可能是世界上最受资本主导的经济体，经济力量在这个社会运转中发挥支配作用，当然亦可以摧毁这个城市及其七百多万市民。

在《基本法》保证「五十年不变」的所有领域中，可能仅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联办的出现。中联办是回归后中央权力在香港「在地化」的重要象徵，它是中央与香港社会之间的一座桥樑，起到政治沟通、统战连结之作用。虽然没有明言，中联办显然是中央政府落实治港最高原则「一国两制」的最主要责任人。

在香港的政治语境下，以上三者都可划归建制，与之相对的是「民主派」。无论是在殖民地时期还是回归之后，民主派一直是当权者眼中的「施政压力源头」，也是唤醒港人公民意识的重要力量。

在殖民地时期，民主派站在抗争前线，向港英政府争取市民的基本政治与经济权益，包括争取把中文列为法定语文。在香港接近回归的那些年，他们怀着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憧憬着摆脱殖民地统治，与内地再次成为一体，另一方面，他们大部分人希望回归能够让他们落实香港的民主计划。

那些年代，大部分民主派政治参与者对国家与民族有着强烈认同，他们当然可被视作最合格的爱国者，但他们对民主自由的执着，以及对欧美政治势力的盲目认同，又注定使他们在回归后与中央之间发生无间断的政治冲突。

作为「反对派」，民主派起到制衡与监督政治权力运作的效果，多次在社会风波中凝聚民意，也因此获得广泛认受，支持率常年维持在五至六成比例，每当立法会选举，总能取得数量可观的席位。与此同时，受意识形态偏见与政治制度设计局限，他们在许多时候亦会「为反对而反对」，一定程度上错误引导了社会进步的先后次序。

「鹅鱼虾」的角色认知

如同寓言中的「鹅鱼虾」一般，港府、商界、中联办和民主派都是拉动香港这辆「车」的重要力量。同样，儘管四者的角色、职能、定位及所拥有的社会能量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他们都想带动这部「车」前行，而且都希望香港能够向好的方向发展，只是对走哪条路有着显着分歧。

就说港府，试问哪个政府希望社会溷乱？至少应当承认，虽然成绩是糟糕的，但四位特首都算是兢兢业业，很清楚改善民生、发展经济乃至维护「一国两制」是自身职责所在，可惜的是并未做得很好。

有人说，商人就是要赚钱，又如何心繫香港？但不要忘记，香港各大商业家族都是在这片土地上发达，他们拥有的庞大财富及家族利益，都深深植根于此。「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只有香港稳定，他们的权势与地位才能得到保障。若香港陷入溷乱，甚至遭遇革命危机，对这些「有钱佬」而言，损失将是毁灭性的。

反修例运动中，中联办也成为示威者攻击目标。事实上，对中联办的指责近年在香港并不罕见，「西环治港」甚至成为控诉「一国两制」受侵蚀的代名词。作为中央政府的驻港机构，中联办最大职责是保证香港社会与中央之间沟通顺畅，维护「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少人认为它并没有将工作做好，甚至应该是失职，但若说它想把香港搞乱，不想香港好，则纯属无稽之谈。

如果说上述三者希望香港好是职责、利益使然，那麽民主派希望香港好，则无疑是更多的基于情感之所在。过去几十年，民主派为香港的民主进程付出了极大心力，香港的民主发展几乎承载了他们所有的情感寄託和自我牺牲。虽然当中少数激进派近年走上了「港独」的绝路，但整体而言，民主派绝非一些民族主义者所指摘的「乱港」、「祸港」之徒，相反，在心繫香港这份真心上，民主派不让他者分毫。

被愚弄的命运结局

遗憾的是，就好像寓言里的「鹅鱼虾」那样，这四股各怀良好初衷的重要社会力量，最终都没能逃出徒劳无功的怪圈。箇中关键，在于他们犯下了和「鹅鱼虾」同样的错误，在行动中各自夹带了政治杂念与动机，加上受困于种种现实制约，或是根本就是囿于自身的认知局限和能力不足，各种因素叠加，使得故事未能发生「转折」。

对回归后的历届港府而言，政治能力的局限，施政方式的粗暴傲慢，视野与魄力的缺失，以及缺乏突破既得利益结构的决心，都是阻碍其落实治港责任的关键。执政能力的局限，导致港府在治理模式上毫无寸进，对种种社会问题束手无策，致使住屋困局制约了经济发展的公平性，而缺乏愿景亦让教育制度弊端丛生。

历任特首的拙劣管治社会大众历历在目：董建华推行「八万五」政策失败，后来又因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而激发民怨；曾荫权的打工心态让香港的房屋政策大溷乱，房价飙升、土地供应紧张；梁振英处理社会风波时的强硬姿态和斗争思维，使社会撕裂加深；林郑月娥同样没有汲取教训，处理《逃犯条例》修订的粗暴手法让香港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溷乱。

十九世纪美国传教士兼作家James Clarke曾为政客和政治家的差异作过精闢批注：政客想的是下一次选举，政治家想的是下一代。这个批注其实也适用于无视香港深层顽疾的几位特首身上。很难想像，一位缺乏政治家视野、无法从历史高度与全域观念了解香港社会的特首，又怎会深刻地认知香港社会当前面临的诸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又怎会透彻地理解其身负的社会治理之责？有效根除社会问题又从何谈起？

商界最大的问题在于其视线被既得利益遮蔽。早于殖民地时期，商界就借放任自由经济体系的制度漏洞，在香港获得霸道地位。如今商界坐稳香港最大利益维护者角色，化身为香港发展的最大阻力，与社会实情脱节，严重缺乏庶民关怀。

对中联办而言，它目前至少存在三个问题：其一，作为沟通北京与香港的桥樑，中联办实际上未能发挥「联络」的作用，与香港社会的最大群体脱节，从来不去了解年轻人的需要。加上个别领导官员的斗争思维，令中联办无法正确掌握社会脉搏，以致不能为中央提供全面准确的资讯。

其二，长期以来，中联办与商界过从甚密。中联办本应全方位联络香港社会各界，在更广泛的群体中谋求共识。但现实是，中联办并未做好这些工作，普遍被认为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围猎」，进而强化了民间对香港「官商共治结构」的认知，这只会令香港的问题和冲突更为複杂。试想，商界与普通市民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一旦中联办与商界过从甚密，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香港问题」的一部分。当普罗大众视中联办如「亲商派」，这势必连累中联办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和「一国两制」。

其三，中联办曾越俎代庖，介入一些本该由港府主导的城市内部事务，令人产生「西环治港」的印象。其实这个问题是结构性的：由于「一国两制」在转化为《基本法》时，本就缺乏对中央管治权在港落实的制度设计和具体安排，所以中联办的任何夸张举动，都可能被视为僭越香港高度自治权。此外，一些错误安排，例如每当特首当选后，会首先去到中联办「谢票」；2014年，政改方案被离奇否决之后，建制派就派代表到中联办「解释原委」。到了今天，这些安排被经常拿出来「炒冷饭」，中联办「不守本份」的标籤就众人皆知。

民主派的问题同样严重。他们长期沉迷在放任自由经济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内，深陷意识形态的认知迷障，忽略香港的政治现实，盲目挑战内地制度，助长香港社会的「反中」情绪，对陆港良性互动极为不利。例如，在高铁「一地两检」上，民主派曾过度渲染其风险；在「佔中」运动中，他们同样错误掌握形势，结果是严重伤及香港的社会运转，甚至激发后来在补选中的失败。

客观地看，中央并非不想与民主派理性对话，曾多次释出了善意。可惜，很多民主派成员囿于意识形态束缚，看不清香港的政治形势与现实，不但不了解今天的内地，还不愿意去认知香港的政治发展轨迹，像井底之蛙般把自己局限在政治口号的狭小视域内，不肯观瞻宏观局势。如此下去，只会既误了香港，又误了自己。

如何才能摆脱束缚

上述一切，最终让香港重蹈了克雷洛夫寓言中的那个结局。无论是港府、商界、中联办还是民主派，由于种种内外因素各持立场，互不相让，互相攻伐，让善心结出了恶果。在寓言中，克雷洛夫给出这样的启示：「人们如果不是一条心，什麽事也办不好，到头来只能是自寻烦恼。」这句话非常直白，经历浩劫的香港，点得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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