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林离婚争到房车:460万国赔款谁也不能拿走(图)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19年11月11日,刘忠林拿到了和妻子崔丽丽(化名)的离婚判决书。经历一番拉锯战后,他争取到了房子和车,但他要求返还10万元钱的请求没有得到法院支持。

刘忠林曾是一名故意杀人案的“凶手”。

1990年,有人在吉林省东辽县凌云乡一处耕地内发现一具女性尸体。东辽县公安侦查后认为,刘忠林有重大作案嫌疑。4年后,他被辽源市中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他坚称无罪,多年申诉。

2016年1月22日,48岁的刘忠林刑满释放。经吉林省高院再审后,2018年4月20日,他终被改判无罪。

2019年初,他获得460万元国家赔偿款。在当时的公开报道中,这是最高额的赔偿。多年牢狱之灾后,钱似乎是唯一能抓住的东西了。他将所有的账目和相关文书收藏在家中的衣柜里:银行流水账单、法院冻结财产的民事裁定书、无罪判决书、国家赔偿决定书、释放说明书、汇款单、收款单和零零散散的购物小票。

他用这笔钱买了两套房,一辆车,还开过一间烤肉拌饭馆。



刘忠林积攒的票据。 摄影:曾金秋

刘忠林看过赵作海被骗走国家赔偿款的故事,从一开始就决定“不能让任何人盯住这笔钱。”但是,面对离婚官司,他害怕失去妻子,却也无计可施。

这场婚姻的终章与其序章一样迅疾。结婚时,他曾怀揣对生育的期待,但他最终选择守住这笔钱,“那是我25年流血流汗换来的赔偿款,谁也不能拿。”

刚出狱那两年,他一穷二白,在姐夫王贵臻的帮助下,去北京、深圳、长春找了多份临时工。这让他与时代稍稍接上了轨。

在快手上,他给一位年轻女子演唱的80年代歌曲《梅花泪》点赞。他用美图软件和妻子自拍,再把照片精修到20岁出头的模样。他的着装也像个小镇上的年轻人——白色T恤、黑色运动裤、球鞋。

他看起来的确比同龄人年轻。尽管身材臃肿、黝黑,但处在五十多岁的年纪,他的脸上少了很多皱纹。



刘忠林。 摄影:曾金秋

他似乎不大明白自己容貌年轻的原由,只记得在监狱里有些人一夜就能白头。“我感觉我还活在那个时候。”刘忠林评价自己。

他一生中交往的女性不多,第一段恋情结束于20多年前他入狱那年,此后没再联系。第二段则是姐姐帮忙介绍的,双方因为在一笔钱的用途上无法达成共识而分手。

2018年底,刘忠林相中了28岁的崔丽丽。从认识到结婚,他们只用了两个月。

“我就寻思着有个家,有个后。”刘忠林觉得,崔丽丽让他看到了踏实过日子的希望。



结婚是在2019年夏天。

新人满怀热忱。他们去拍了婚纱照,也按照头婚的习俗办了场还算盛大的婚礼。

崔丽丽身材微胖,刘忠林也胖。经过一番精修,照片里相差23岁的两个人看起来年纪相当。

王贵臻记得,婚礼酒席每桌598元,席面在东丰县来说已经算得上排场。

那场婚礼的礼金簿还被保存着。上面记载着,份子钱数额从200元到1000元不等。

婚后,夫妻俩住进了东丰县最好的小区,这个小区有商品房和保障房,刘忠林住的是商品房。买房时,国家赔偿款尚未下发,钱是律师请求法院提前从中支取的。

服刑多年,他老家的泥土房早已无法下脚。那间房子没了窗户,天花板也坠入泥地。如果不是在东丰县买了房子,他算得上无家可归。

事实上,他已经无家可归了。多年前,患有精神病的母亲走失,父亲也已去世。而因为入狱,他与绝大多数亲人早已不来往。

这间新买来的房子被前房主装修成欧式风格。刘忠林没做改动,只是把生活用品搬进来:他全部的凭证、衣服、锅碗瓢盆、洗漱用品以及一辆自行车。

与所有新婚家庭相似,新人的主卧悬挂着婚纱合影,客厅挂着崔丽丽的单人照。而在次卧,高悬床头的是一对新生儿的贴画。在中国,有传说新婚夫妇如果对着新生儿的照片多看几眼,能讨个好彩头。



新房里的新生儿贴画。 摄影:曾金秋

生育是刘忠林成家最大的理由。他说,在牢里这么多年,最崩溃的时刻就是想到自己很可能“没后了”。

“人一辈子活着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有个后吗?”

崔丽丽也配合他的想法。婚后,她去医院摘了环,还做了孕前检查,结果显示还可以生。刘忠林说,刚结婚时,他还偷偷想过未来孩子的名字。

“我女儿一直挺同情他的。”崔丽丽的父亲说。

夫妇俩在白泉镇加盟了烤肉拌饭馆,还在东辽县白泉镇买了套房子以及一辆红色奔驰车。“零零总总加起来,花了将近一百万。”

刘忠林算过,拌饭馆每天大概能赚500元。但一两个月后,他看生意不好,把店关了。

他开始抱怨崔丽丽花钱太快:结婚时她提出买房买车,他答应了,也写了她的名字。但她竟然私下把钱借给外人,而他至今都不知道十五万花到了何处。他要求法院判返还,她却说只花了十万,而且连十万都还不上。

琐事引向不断的争吵。最后一次吵架,是因为姐夫王贵臻打来电话,而刘忠林在来电对象的身份上撒了谎。

王贵臻说,他多次被误解要“拆散”这对新人,因此刘忠林不敢告诉妻子是他打的电话。

这让王贵臻哭笑不得。他曾经带着岳母的嘱托给刘忠林伸冤,从东北到北京,跑了近十年。“我第一次去探视,他就说,如果有人要来救他,肯定是我。”

但是现在,王贵臻感到疲惫。他说,刘忠林出狱后性格怪异,他都忍让了,但他不想再陷入刘忠林夫妻俩的私生活。

这次吵完,崔丽丽离家出走。

第二天,崔丽丽的父亲接到女儿电话说她“被打了”。当时,他正在吉林市做一项水暖工程,他猜想,小两口闹别扭不算什么。

结果,第三天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没见过这么做事的,懵了。”事后他想了想,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事的方法。

“现在想想闺女还是嫁人嫁早了,她要多读点书,晚点嫁人,可能更好。”崔丽丽的母亲说。

崔丽丽父母觉得女儿“挺能忍”。据描述,她初中毕业就辍学,十八九岁时嫁给了当地一名年纪相仿的生意人,有了一个儿子。前夫曾经给她富足的生活,但在这段婚姻的末期,她挨过打,故而选择离婚。最后,这位30岁妇女没能带走自己9岁的儿子,母子“也没有经常联系”。



九月以来,刘忠林经历了一场离婚拉锯战。

关注过他的媒体纷纷上门拜访,他也接受采访。但拿到判决书后,他屏蔽了微信上的记者们,不愿再与之接触。“觉得没什么帮助。”

他曾向媒体诉说,比他小23岁的崔丽丽肆意挥霍赔偿款,还喜欢说离婚,让他摸不清想法。

但同时他也表现出求和的意愿。他没有把客厅里、主卧里的婚纱照摘下来,“能不离就不离吧。”

他承认自我矛盾,但认为妻子“挥霍赔偿款”的罪恶更大。问他崔丽丽到底怎么想的,他用不置可否的语气答,“谁知道女人在想什么。”

有媒体记者曾经在报道中描述,经历过25年的牢狱之灾,刘忠林对异性产生了戒备,有女记者只身前去采访,他却不敢与之独处。

刘忠林的确不喜欢直面记者。采访时,他把身体侧到另一端,对着晾衣架,一边拨弄,一边回话。采访末尾,记者邀请他共用晚餐,他拒绝了,但请求记者帮他叫一份外卖。



刘忠林一边聊天一边拨弄晾衣架。 摄影:曾金秋

起诉后,刘忠林恢复了单身汉的生活。

他每天去驾校学车,想尽早开上被法院裁定财产保全的红色奔驰。

为了这辆车的保养,他煞费苦心。先是跟姐夫王贵臻商量把车开回乡下,被否决后,他又提议买个车库。王贵臻继续否决,他劝刘忠林省着花。

与此同时,刘忠林也没有表现出经营生活的意愿。他不在乎饮食,一盆酸菜炖白肉能吃好几顿。在需要仪式感的中秋节,他去食杂店买了简装月饼。

他不太明白国庆节是什么节日,想了一下说,以前在监狱里,国庆节要放假。怎么放假呢?“就是不干活呗。”

他对外界描述监狱生活时总说自己不干活。“我是冤枉的,他们不敢管我。”刘忠林宣称。

他还讲述了许多监狱里的小故事:跟人做编织袋换工分,同监狱的政界大人物帮他看申诉状,将被执行死刑的囚徒被很多只大雁围住……只是他的记忆都被模糊了时间,除开他出事的那一次。

与之熟悉的人劝告:“他说的没一句真的。”

媒体记载了他言辞上的矛盾。2018年,刘忠林在接受采访时说,“在监狱的头十几年我一次活也没干过,我觉得我没罪干什么活?后来里面的人告诉我,不干活就没有分,还不如干点活减刑,早点回家打官司。我要一直不干活到现在我都出不来。我出来前减了6年刑。”

前几年,姐夫王贵臻陪刘忠林回老家,发现后者走路“不走直道,老往草丛里钻,好像生怕别人跟着他。”

感觉情况异常,他带着刘忠林去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做检查,结果显示,刘忠林患有重度抑郁。“都有医院证明,说他需要监护人。”

被宣告无罪之前,刘忠林曾去深圳投奔亲哥,结果因为服刑问题被用人单位拒绝。最后,王贵臻帮着刘忠林在大连、北京、长春都找过工作,工种五花八门——厨师、公交车安全员、小工,唯一要求就是包吃包住。但刘忠林“干一阵就走,把朋友亲戚都给得罪了。”

起诉离婚后,刘忠林把妻子的衣服从衣柜里收拾出来,堆在两把椅子上。衣服不算多,看起来也并不名贵。柜子里,还放着他那一张结婚证、结婚请柬、礼金记账簿以及他几乎所有的票据。



崔丽丽(化名)的衣物。 摄影:曾金秋

刘忠林说,他有保存票据的习惯,从刑满释放证明书到超市宣传单,他都留着。那张开于2016年1月22日的释放证明书似乎经过了他反复审视,折痕上已经缺了很多角。

为了打官司,他还把银行流水打印出来。流水显示,还剩下38万多元人民币。

“她口口声声说离婚,我心里也不踏实,毕竟我在她身上花过钱,给她买房买车,还有钻戒手镯啥的,还有15万块钱。”

刘忠林觉得,结婚花掉的不是小钱,但他“都不在乎,只是寻思着不是个事。”

2019年中秋节那天,刘忠林提着月饼去了岳父母家。比他小一岁的岳父母留他吃饭,他感到场面尴尬,急匆匆就走。

岳父母只比他小一岁,他们种了40亩地,偶尔外出打零工。在东北农村,这样的家庭条件虽不算阔绰,但也不穷。

“开始就觉得他老实可靠。”崔丽丽的父亲说,尽管他们也看到了刘忠林从不社交、没有亲戚朋友的一面。

女儿的婚姻出现问题后,他们也尽量表现出理解的态度。“人跟人性格不一样,都是闺女自己选的,我们也不好说啥。”

被起诉后,崔丽丽拒见来客,躲到了镇上亲属家。这位30岁的年轻妇女正为冠心病所困,在喝中药调理。“现在就只能等法院判决了。”她的父母说。

九月采访结束时,他反复询问记者对他婚姻走向的看法,他还喜欢把头扬到客厅婚纱照的方向,说“她”如何如何。他时而激烈地批判,时而低头叹息。

有时,他会把目光停下来,审视着妻子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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