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笃笃笃笃……”一阵密集的枪声传来，子弹飞速穿过我的四周。我拼命奔跑，精疲力尽跳进了一片废墟掩体。

烟雾弥漫中，只见周围全是残破不全的肢体，堆积如山。突然间，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脸庞，在残破的肢体上看着我笑，我大声呼叫：“哈姆扎、哈姆扎……”

叫到快要窒息的时候，才突然惊醒过来。这个重复的噩梦困扰着我，我害怕被人发现异常。

2019年9月，我独自去了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战后创伤后应激障碍。

2018年4月初，我从伊拉克苏莱曼尼亚入境。机场询问室里，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警察，重复询问着我此行的目的。

我一遍遍用英文回答：“帮助有需要的人。”

在询问室耗了近9个小时，我才被放行。

我走出机场，拨通了一个号码，对方说很快来接我。

大约半小时后，有辆皮卡车停在路边，司机举着写有我英文名字的牌子。我径直走了过去，对方热情的招呼我上车，并帮我拿行李。

我随他驱车离开，一路颠簸，抵达旅馆时已是傍晚。将我安顿在旅馆后，接头人告诉我，第二天去罗贾瓦。

后来才知道，那是我在当地睡得最踏实的一晚，此后再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抵达罗贾瓦时，已是凌晨四点多。罗贾瓦位于叙利亚北部，属于库尔德地区，我将在这接受叙利亚库尔德民兵组织40天的考察和训练。



进入一条小巷，我被带到一栋民居里，是指挥官办公室。指挥官盯着我看了许久，突然用不太标准的英语问道：“如果有一天你战死了，是埋在战场，还是运回自己的国家？”

没有一句寒暄，直言后事，那一刻我懵了。

他没有催促我回答，递给我一张纸，让我先填一份资料。还给我起了一个库尔德名字，叫Tarik。假名下方，要我留下真名、国籍、地址以及亲人联系方式。

指挥官说：从此叙利亚只有Tarik。

思虑良久，我才开口说：“死了就不麻烦你们了，不用运回国，就地掩埋吧。”

对方笑着接了一句：“如果遇到自杀式爆炸，你会被炸成碎片，我们也没法运。”

清晨，我被带到一个院子里，20多个不同肤色的外国人在忙忙碌碌。他们这批志愿军任务已结束，天亮后将启程回国。而我是最新招募的志愿军里，第一个抵达罗贾瓦的。

送别他们，我没心情收拾行李，便一头栽到床上。但那个关于死后的问题，萦绕耳间，一时百感交集，辗转难眠。

五年前，我还是个高三学生。

或许对大多数高中生来说，学校的读书生活单调又无趣。我也不例外，我并不喜欢校园里的呆板生活，一进去就烦。

父母也比较忙，没空管我，而我学习又不努力，我只得尽量与他们少说话，免得惹他们生气。后来，我实在不愿再呆在学校，父母支付几万托管费后，将我托付给了一个教育培训机构的托管班。

那时我一直有个梦想，做一位音乐人或是DJ，但没人理解。

最终，我还是在2014年6月参加了高考，成绩还算不错，考取了一所还算满意的学校。

上大学后，我的音乐梦越来越近了。我追寻着世界各地的音乐节，开始了我的旅途。

我坚信，自己一定会在音乐上有所建树。

上海、东京、吉隆坡、首尔......我追寻着音乐节的步调，三年多的时间里，我跑遍了几十个国际都市，参加了50多场音乐节。

我在吉隆坡参加音乐节

2016年韩国首尔音乐节，那是我参加过所有音乐节里最燃最嗨的一次。现场的灯光、节奏让人亢奋，加之十几万人聚在一起的气氛烘托，感觉我开心得快要飞起。

我梦想着有一天，我也可以以知名DJ的身份登台，看着台下人头攒动，粉丝为我疯狂，为我振臂欢呼。

我索性休学去追逐梦想。我想没有比这更酷炫、刺激的事情了。

2018年初，我到法国旅游，偶然从网上看到了叙利亚战场征召国际志愿军的消息。

看着网页上对战争的描述，以及各种断壁残垣的照片，想到和一帮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由战士一起战斗，我热血沸腾，觉得这可比DJ还要酷炫、刺激百倍。

征召志愿军的是叙利亚库尔德民兵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爱好和平的人都可以加入，不问国籍，不分地域，不论职业。

了解清楚招募条件后，我提交了申请。对方很快便接受了，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让我先去伊拉克的苏莱曼尼亚，入境后会有人来接我。

我决定要冒险一试，去叙利亚打仗。战争那么刺激，我去走一遭看一看，以后回来茶余饭后也有谈资。

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是一场灾难。

进入库尔德地区的罗贾瓦，映入眼帘的是成片的废墟残垣，弹孔、弹壳随处可见，街道上到处都是持枪巡逻的士兵。零星营业的小卖部，售卖一些香烟和日用品。

偶尔能看到几个孩子聚在一起踢足球，周围一片废墟，孩子们找来一些沙土，将弹坑填平，搬几块碎石，垒起来当球门。

随后的一周里，同批志愿军陆续赶到，他们中间有医生、教师、学生和律师，还有退役特种兵。我和20多名队友一起参加了集训，40天枯燥的训练，有些乏味。

在这里，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哈姆扎，他来自爱尔兰，和他的民族一样，这是一个疯狂而又浪漫的大男孩，比我整整小了4岁。

空闲时间，我就教他学习中文，他一边模仿我说话，一边夸张的表演，像个喜剧演员，令人捧腹大笑。

我们约定，要活着离开这里，到彼此的祖国去看看。

5月中旬，我们来到前线后方的据点哈金镇。IS恐怖组织盘踞在这里，几乎每天都有自杀式炸弹袭击发生。

一天，我去小卖部买烟，钱都还没来得及掏出，就听到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我不知什么情况，拔腿就跑。只见马路对面浓烟滚滚，墙体坍塌，四处充斥着惊叫声，停下后我才发现脚下踩着几根被炸断的手指。

当时我两腿发软，心跳加速，差点就尿裤子。但当地人，仿佛没那么害怕。后来他们才告诉我，当地人对这种炸弹袭击已经麻木，很多人都会在爆炸后，去寻找是否有自己的亲人。

目睹IS的暴行，我见到真正的“地狱”。上战场前，指挥官就让我们在身上留一颗子弹，用在被俘虏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从上前线的那天开始，我一直都处于紧绷状态。精神高度紧张的我，没被派去交战区，而是留守据点。指挥官安排我们每天晚上轮流值岗。两人一组，一个在房顶，一个在楼下，两小时轮一次岗。



一旦有IS成员伺机而动，要迅速发出信号。

有战斗时，要24小时轮岗侦查，吃住都在屋顶上，防止IS极端分子偷袭据点。时常会传来爆破声，我觉得这很“酷炫”，但我更希望能真正参加战斗。

十多天后，我终于等来了机会。

这次是围剿哈金镇的IS极端分子。指挥官安排我们跟随装甲部队，前往交战区。我负责配合友军炮击对方，每两小时一次，昼夜不停，战斗持续了6天。

在距IS据点三公里处停下来，指挥官命令我和队友撤退到后方，这场战斗我们队没有伤亡，大家都如释重负，回据点后聚在一起喝酒打扑克。

三天后，前线告急，指挥官安排我们随增援部队进入交战区。但出发时，他们自顾自开着装甲车走了，将我们留在原地，没作出任何解释。

我们无比愤慨，但听不懂库尔德语，并不清楚他们在饭桌上说了什么。最终我们决定乘车去交战区，一名会讲英语的库尔德战士，自愿为我们当司机，带我们去追装甲部队。

坐在卡车后厢里，我们一路嬉闹。

然而，这种愉悦感并没持续太久。临近交战区，当看到尸体不断被运出来，所有欢笑戛然而止。

我不清楚一车能拉多少人，尸体被挤压到变形，密密麻麻，我完全被吓懵了。这个场景，成了我内心无法抹去的阴影。

队友们全都面色凝重，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司机开着车继续前进，在绕过一个弯时，他停下车，向右手边指了指。



顺着司机手指方向，我看到了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几十个死人，肢体残缺不全，肠子内脏到处都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恐怖的场景。

恐惧加恶心让我呕吐不止，我的身体止不住的颤栗，手脚冰凉，当时，我只想逃离一切。我害怕我死了也像他们一样被卡车拉出来。

司机却神色轻松，随意说道：“战场上可没有宝藏，只有沙子和死人。”

这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战争有多么血腥。战场上，人命还没有一枚炮弹值钱。

“那为什么不将他们清理出战场？”我问司机。

司机解释说，这些是IS成员的尸体，战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些尸体不能翻动，他们身上可能藏着炸弹。

几分钟后，我们看到了抛弃我们的那支装甲部队。他们似乎有点不悦，命令我们进入装甲车，不得擅自离开。

爆炸声渐渐平息，才将我们放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装甲部队不想带我们去交战区，是不想让我们去送死。

那段时间，晚上我根本无法入睡。合上眼，我就能梦见很多肠子盘在腰间的士兵，追着我跑。一会儿，又变成很多肢体残缺不全的人围着我，面目狰狞。

我被惊醒后，浑身是汗，不停呕吐。为了不再做梦，我只得强迫自己不要睡觉。

2018年5月28日凌晨，我们据点遭遇IS的偷袭。

当时我正在屋里等待轮岗，百无聊赖，我便与来自西班牙的老大哥玩扑克。屋外突然传来枪响，我们迅速扔下扑克，拿着枪冲出院子。

指挥官安排我去楼顶，朝外面扫射。我就位之后，手心全是汗，架枪的手不停发抖，我甚至不敢开枪。最终还是咬咬牙，朝着黑暗中的火光扫射。围墙外，几个退役特种兵的队友冲在前面，他们作战经验丰富，不久便击退敌人。

当我结束战斗返回一楼时，只见西班牙老大哥静静的躺在院子里，头部有一滩血迹。他的头部被流弹击中，早没了气息。我大脑一片空白，完全没法接受前几分钟还在一起玩牌的战友，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

天亮后，我们就要为他举行葬礼。葬礼上，队友们为他默哀，几名库尔德妇女在墓地为他唱着挽歌，他将长眠于这里。

我两位战友的葬礼

8月14日，IS极端分子发动新一轮袭击。他们被击退后，躲藏到附近居民楼里。指挥官决定乘胜追击，我们被分成几个小组，进行地面搜索。

这次我与好友哈姆扎一组，可能与敌人正面交火，我们十分谨慎，感觉空气都是凝固的。在搜索到第五间屋子的时候，突然有人冲出来，哈姆扎眼疾手快，迅速击毙对方。

哈姆扎让我跟紧他，在搜索第二栋民房时，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掀开。我瞬间失明，听不见任何声音，全身都麻木了，片刻后我才恢复意识，手背在不停流血。

浓烟还未散开，我看到他被压在一堵墙下，脸朝地面，一动不动。我用枪撑着身子，慢慢挪到他身旁。我拼命想把他拉出来，可一点力气都没有，动一下便感觉头痛欲裂。

渐渐我感到呼吸困难，瘫倒在地上，意识模糊。恍惚中看到两名女兵，将我拖到了一张门板上。

再次醒来的时候，队友站在我的床前。我只是受了冲击伤，半月就能恢复。

我从指挥官口中得知，哈姆扎进入房间时，IS恐怖分子引爆了诡雷。问起哈姆扎的情况，指挥官说：“按照他的意愿，他的遗体将在下周运回国。”

我的好友哈姆扎

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呆呆目送他的遗体被抬上车，慢慢消失在路的尽头。

来不及感伤，战斗还在继续，两个月时间，我们协助当地联军打退了IS的7次进攻。

一天，大约30名IS极端分子朝着我们冲锋，我们只得退守在屋内。

突然，我身旁的墙被炸开，一块墙体碎片，由于巨大的冲击力嵌入我的下巴，嘴唇也被割裂。血顺着下巴不停地流，胸前的衣服霎那间被染红。其他几名队友迅速集聚过来，掩护我撤退到墙角。

一场混战之后，两名队友阵亡，最后是空中援军救了我们。

那次下巴被扎出洞以后，我的嘴漏了，喝水都会漏，好长一段时间只能吃流食。



后来，在一次据点转移中，途中路过一个小卖部，我下车去买烟，刚把烟点燃，就看到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跑到我面前，伸手递给我两个鸡蛋。

小女孩儿说了一句话，我听不懂库尔德语，便问一旁会讲英语的库尔德民兵。

队友告诉我，小女孩说的是，“谢谢你为我们而战”。

小女孩送我的鸡蛋和手环

我灭了烟，双手接下了这两个鸡蛋，蹲下身子亲吻了孩子的额头，跟她说了句“Thanks！”小女孩从兜里掏出一条手环，给我戴上，微笑着跑开了。

看着手里的两个鸡蛋，我只觉眼眶酸胀的厉害。这两个鸡蛋，也许是小女孩家里最值钱的食物。

几天后，志愿军与民兵组织组成联盟，一起去马利基耶围剿IS。我由于下颚仍未痊愈，被安排镇守据点。队伍离开不久，突然传来消息，他们在市区遭遇了IS策划的自杀式卡车袭击，46名队友阵亡。

前线没有纸和笔，休战时，我会用记号笔在后方据点的墙上写写画画，想到什么，就在墙上写什么。



刚来到前线的时候，我在墙上写下了一句话：活着，比什么都强。

可是那天，我抹着眼泪，写下了另一句话：唯有死人，可以看到战争结束。

当地时间12月14日，联盟队伍对哈金镇的IS极端分子展开围剿。IS顽强抵抗，队伍每向前推进一公里，就要损失十来名队友。指挥官调整策略，在交战区朝着IS极端分子昼夜不停的炮击，掩护队伍推进。

到IS据点附近时，我们开始用机枪扫射，没几分钟，我被流弹打伤左腿，负伤后我被送到后方医院。

这次围剿，有些队友因伤情严重而截肢，不得不终身与轮椅为伴，我瘸着腿但行动还算方便，负责照顾队友。

那段时间，我教大家学习简单的中文，也唱歌给大家听，我在这里认识了一对叙利亚的兄弟，哥哥17岁，弟弟才15岁。

我与叙利亚俩兄弟

弟弟总是询问我关于中国的事情，眼神里充满羡慕。极端分子杀光了他们的家人。兄弟俩四处逃命，但都没能躲避战火，最终只能拿起武器。

我突然想起一位叙利亚女兵说：“我们厌恶战争，也不想当英雄，我们拿起枪，只是不想看着家人一个个离去。”

2018年12月24日，所谓的平安夜并不平安。

当时，我们已转移到了马利基耶。那天傍晚，恐怖分子在据点附近制造了一起炸弹袭击，我和队友们听到爆炸声，去街道上查看伤亡情况。

由于电力设施全部被炸毁，搜索并不顺利。天微亮时，我们在废墟中搜索到了两具小男孩的遗体，他们被床单绑住双手，上身赤裸。

我们含泪为两个孩子擦净血迹，从废墟中找出两件衣服，给孩子穿上。我掏出手机为他们照了最后一张照片，随后与队友将两民孩子埋葬。

我心里默默说：“下辈子好好投胎，别再生在战火之中了。”



那段时间，部分队友因为承受不了巨大的痛苦，陆续申请返回自己的国家。不久后，我也回到了中国。

临别时，我们上交了所有装备。我们终于要回家了，可我却没有太多兴奋。刚来时，我有很多战友，能回去的却很少，他们永远留在了这里。

没人知道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包括我的父母。大家都只当我去国外旅游了一年。

但这些经历却宛如魔鬼，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浑浑噩噩，一闭上眼就能看到各种血腥景象，脑海中满是战友们的遗体，时常会想起和哈姆扎一起经历过的每件事，却不愿过多回忆。

他学中文的搞笑视频就保存在我的手机里，但我却不敢再看。在无数次失眠后，我只能靠酒精来麻痹自己。

炼狱般的场景浮现眼前，恐惧萦绕梦境。尽管医生给我开了很多镇静药，但我仍然像丢了魂一样，时常在想，我为什么还活着？

去之前，我并未想改变什么。可在真正经历战争后，我看到了叙利亚平民生活环境恶劣，随时可能被炸死，但他们还是很乐观的过好每一天。

我才知道，原来有很多人追求很简单，就是能活着。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加国头条 属于信息发布平台，加国头条 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