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大年初一晚上10点,社区一位82岁的疑似患者老人高烧去世,死者家属打电话要求社区处理遗体。疑似病患死亡,必须要经过深度消杀,殡仪馆才同意搬运遗体。社区书记郑玲当天晚上不停打电话给防疫部门、疾控中心、社区卫生院,电话要么占线,要么接通后说向上面反映,然后没了消息。
1月26日,仅戴一个普通口罩的社区工作者张莉带着两名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的医务人员,在居民楼下等一对发烧的老年夫妻,准备送医。
当天上午,一名64岁的老人到社区服务站登记求助,他自1月17日开始发烧,到医院拍CT显示双肺感染,由于床位不足,医院只给打针,无法收治入院。1月23日武汉封城公共交通不便,老人没再去医院,呆在家里,到大年初二这天,夫妻俩一个发烧38度,一个发烧38.5度,向社区求救安排车去医院。
1月23日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封城令”下,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1月25日第九号通告又宣布,自1月26日0时始,除经许可的保供运输车、免费交通车、公务用车外,中心城区区域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发热和疑似新冠病患看病出行成了一个大难题。根据1月24日的第八号通告,全市紧急征招6000台巡游和网约出租车,作为应急用车分配给中心城区1159个社区,由社区居委会统一调度使用,供社区居民提供上门送菜、送药、送餐服务;发热疾病患者原则上只能通过卫生防疫部门专业交通工具运送,紧急情况确需应急车辆运送的,社区应立即报区卫生防疫部门为驾驶员采取必须的隔离防护措施。
社区书记也找不到救护车,打了三个小时电话,终于从别的社区卫生站借到一辆。张莉负责对接疑似病患和医疗人员,她仅有一个口罩,而且是喷洒酒精后重复使用的。“社区服务站这样的口罩马上就没了,更不用提防护服和护目镜。”张莉告诉财新记者,当她和全副武装的医疗人员站在一起接疑似病患,她觉得自己在“裸奔”。
张莉是武汉青山区某社区的网格员,她负责的网格内有900余户居民。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张莉的首要任务是对管辖网格内的住户进行发热情况排查。除夕那天,她挨家挨户上门登记排查情况,戴的就是这个普通口罩。
1月26日晚,张莉觉得喉咙疼,量体温37.5,她把当天所有的衣服清洗消毒,和家人隔离。张莉说,她对新冠病毒的了解都是从网络上学来的,并不比普通居民了解得更多。
张莉把她和医疗服务员同框的照片发到社区工作者群,引发社区工作者悲鸣。“我们在基层直接面对居民,处理各种紧急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接触感染病毒了。”
疫情防控关键时期,除了医院,社区是另一个不见硝烟的主战场,目前仍然有不少疑似患者和潜伏期而不自知的病人没有收治住院,散落在社区各个角落里。如何追踪防控疑似患者和密切接触者,也是防止疫情扩散的关键一环。
在1月27日国家卫健委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重点谈到了社区防控工作,“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必须充分发挥基层社区包括农村社区的动员能力,实行地毯式追踪网格化管理,将防控措施落实到户、到人,群防群控,稳防稳控”。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多次强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落实分级分类筛查的会议也都强调,要强化社区网格化防控措施,加强入户排查和流动人员登记,做好发热人员排查、诊断。
国家卫建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1月28日接受采访时指出,早发现、早隔离是应对传染病疫情最原始但也最有效的两条,而社区医疗和疾控工作,事关“内防扩散”的及早隔离,与疑似病患及早发现送医救治的大局。但财新记者在武汉多个社区调查了解到,社区工作站防护物资普遍紧缺,工作人员超负荷工作。
“政府说了居民有困难找社区,但社区缺少物资,缺少人手,我们也很无奈。”江岸区某社区书记郑玲告诉财新记者。
郑玲管辖的社区组织相当严密,社区23名工作人员,登记住户2000余户,划分为8个网格,每个网格员管200多户。郑玲介绍说,网格员对自己管理的户数情况基本了如指掌,组建微信群,发布通知,帮助居民办理低保、养老等等,社区工作一直有条不紊。“1月21日气氛突然变了。渐浓的年味突然被消毒水的刺激味道取代。街道下发给社区通知,要求全力做好疫情排查工作,同时还要兼顾社区稳定,照顾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的生活。”
1月23日武汉封城,公共交通停止,1月26日,市内交通禁行,居民基本都呆在家里。社区作为基层组织,应对的事务变得无比庞杂起来。
孤寡老人家里生活物资供应不上,工作人员要负责帮老人买水、买车;一名尿毒症患者要去医院透析,社区要安排车……街道给社区配备了四辆出租车,用来困难群众的紧急情况。
“这些都还不难,最头疼的是如何处置发热和疑似新冠病患。”街道要求社区工作人员要挨家挨户上门登记排查发热患者的情况,早晚两次汇报居民发热情况。然而,没有护目镜,没有防护服,社区工作者仅戴一个口罩就入户排查。
统计结果显示,郑玲的社区里有17名发热疑似病患,死亡两人。“社区工作人员没有经过专业知识培训,大家心里恐慌。”两名社区工作者出现发烧现象后,郑玲不敢再让工作人员入户排查,改为每天电话了解相关情况。
1月25日,大年初一晚上10点,社区一位82岁的疑似患者老人高烧去世,死者家属打电话要求社区处理遗体。疑似病患死亡,必须要经过深度消杀,殡仪馆才同意搬运遗体。郑玲当天晚上不停打电话给防疫部门、疾控中心、社区卫生院,电话要么占线,要么接通后说向上面反映,然后没了消息。
1月26日早上,患者家属情绪激动,声称再不处理就要把遗体抬到社区服务中心。郑玲又打了一上午电话给民政局、卫生局等各个部门反复沟通,到中午12点,社区卫生院才来给遗体消毒,然后殡仪馆来车拉走遗体。
死者家属认为社区处理太慢,打了投诉电话。“我们没有任何权力,头一次处理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道要找哪些部门,给各部门打电话得到的回复一头雾水。”郑玲觉得有点委屈,“社区工作者和居民直接接触,居民只会把气撒在我们头上”。
同样物资短缺和超负荷工作的还有社区卫生院。1月24日,武汉市抗疫指挥部七号通告称,为解决发热病人筛选、分类和救治,社区收集发热病人信息后,报社区卫生院对病人进行筛选分类,初筛后不需要前往发热门诊的,社区落实在家观察,需要前往发热门诊就诊的,重症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系医疗救治组送达发热门诊。
基层社区卫生院要对居民进行发热初筛,基层医生要直面疑似患者,但他们的医疗物资同样紧缺。1月27日,财新记者走访江岸区宝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门诊看到两名医护人员仅戴着口罩,没有护目镜和防护衣。
该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杨庆红说,整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0名工作人员,只有一套防护服,用紫外线照射反复使用,谁接诊疑似病患谁穿。医生头戴的一次性帽子是反复使用,库存的口罩也马上要用完了。幸好当天快下班的时候,他们领到了35套防护服和一批口罩,但也得省着用。
杨庆红说,1月27日他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出诊,看了100名病人,其中30多位发烧患者,2例疑似重症患者,转诊去了发热门诊。
“维护社区稳定是我们的职责,无怨无悔,但我们也是普通的社区工作者,没有资源,冲锋在第一线,希望我们的安全能有所保障。”郑玲说。
社区工作者的困境也引起社会爱心人士的关注。财新记者了解到,1月27日,武汉志愿者上门送了3000个口罩给郑玲所在的社区。郑玲留下200个口罩,把2800个口罩分给周边的14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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