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小病不求医" 是因看病无门还要给红包?

近年来,内地医院频频因*「医闹」等问题成为舆论焦点,至近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病例之多、传播性之高,为内地医疗系统带来巨大挑战。在湖北武汉,至今仍不断传出医院空间过度拥挤、应接病患不及的情况,暴露了疫情下中国衞生医疗体系的问题。

在内地,医疗资源集中于顶层,普通科门诊短缺,但上佳的公立医院服务及名医,却是「争崩头」。因此,人们普遍抱有「小病不求医」的想法,遇到感冒、咳嗽、腹泻等轻微症状,不少人宁愿到药局或上网买药,「去医院」可能是稍显陌生的体验。这种「没大碍」的看病习惯,是由于心理因素,还是社会制度配套所限?又是否会对个人预防疾病、以至公共健康造成影响?

「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小病自己吃药解决,大病就去大医院……像感冒这种难免都会得的病,去医院也不就是给你开个药嘛,没有必要,还可能交叉感染。」在北京生活近十年、27岁的天津人余先生表示。他平日在出租屋常备消炎、止痛、退烧药,每年去医院的次数不超过两次,通常都是「三甲」大型综合医院。

余先生的说法也许反映不少内地求医者的心态,通常病情较严重时才会去医院,要去医院都会选择较大型的公立医院。某程度上也反映出内地医院系统的「断层」:理应负责治疗「小病」的医疗机构并不为大众所信,其功能很多时候被药店取代,症结正正在于内地基础医疗(primary care)的缺失。

由于医疗系统呈「倒三角」的状态,普通科门诊等基础医疗缺乏,就算到公立医院看急症,也大多由专科医生看诊,全科医生仅占全国医生总数4.8%。

赤脚医生印象负面 难推社区医疗

在香港,以预防为主、以社区为中心的基础医疗功能,由大量私家诊所、医务中心分担。内地则建立一套有别于医院的「基层医疗衞生机构」体系:城市里有社区衞生服务中心等,村镇则有衞生室、衞生院,旨在为社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及公共衞生服务。根据国家衞生健康委员会(衞健委)编撰的《中国衞生健康统计年鉴》,2018年全国共有逾94万间此类机构,逾65%位处农村。

然而,大众对这类衞生所的印象一般。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政府曾推动一项改善农村「看病难」的计划,培养数以千计在农村行医的「赤脚医生」,大多数仅经过最基本的医疗培训便走马上任。来到今天,内地医疗水平及医务人员学历均大幅提升,逾半执业医生有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但基层对「赤脚医生」的负面印象仍挥之不去。

再加上在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设备、服务水平参差不齐,难免让民众质疑其专业性。2018年,这类机构的诊疗人次大约44.1亿,当中不足两成在城市;作为对比,全国约33,000间医院,合共为35.7亿人次提供服务。

民众对承担基础医疗功能的机构缺乏了解与信任,提及「看病」只想到大型医院,体现了医疗服务结构失调。尤其在大城市,社区医疗服务往往门可罗雀,大型综合及专科医院则人满为患,门诊挂号时「一号难求」。

毕业于北京高校的余先生忆述,感冒时曾光顾大学内的医院(校医),「没有药的时候才去,只是想开药……现在租房的地方,还真不知道附近有哪些(社区医疗机构)。」他补充,近年来北京各大医院均采用网上预约门诊挂号方式,以疏缓在现场排队的人流。

托关系给红包 「专家号」最难求

余先生说,在大医院看门诊,第一步要使用微信公众号「北京114预约挂号」,其涵盖北京二、三级以上所有公立医院,民众可以预约未来一周左右的门诊挂号,到时去医院取号即可,之后再轮候看诊。「现在比较少出现(现场)挂号台排长队的情况,除非有长辈不知道可以网上预约,程序的确简便很多。」

尽管网上预约系统能够缩短在医院排队的时间,却纾缓不了优质医疗资源供不应求的难题。例如预约挂号时可以选择专科、甚至指定某位专家看诊,不过「专家号」难抢,动辄等待一周以上,背后滋生「托关系」、「给红包」、「黄牛号」等等的灰色行为。

「北京的医疗资源比较丰富,有很多专业性特别强的医院,比如说看眼科就会去同仁医院,暑假有很多家长特地从外地带着孩子来配眼镜……当然,人人都想要最好的资源。」余先生续指,专家看诊自不必说,普通的专科门诊在周末也较难挂号,因此对打工仔来说,去医院并不是一件很方便的事。

实际上,单就数量而言,内地医生资源放在世界标准并不输蚀:每千人口对应2.6名执业医生,在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之上(2016年香港是1.9名)。内地城市地区,每千人口平均有4名医生,这数字在北京为7名,是内地31个一级行政区当中最多。但连北京民众也尚且对所谓「专家」、优质医生资源如此趋之若鹜,其他地区的情况可想而知。

另外,在费用方面,内地医疗保险制度已覆盖逾95%人口,需要个人承担的医疗支出占大约三成。单看医院门诊病人,2018年其人均医药费为274元人民币,当中四成是药费。门诊挂号本身收费并不高,但是民众却难以避免检查、开药、乃至给医生红包等额外支出。

「小病」靠吃药 药品市场商机无限

基础医疗系统不受信任、大型医院又人满为患的背景下,不少城市里的健康成年人都倾向「小病」时自行吃药解决。当局近年来探索建立药店评级制度,提高药剂师覆盖率。根据国家药品监管局2018年数字,内地有48.9万间零售药品门店,约一半属于连锁企业,执业药剂师注册数量为46.8万人。

由此可见,全国药房网络已颇具规模,并朝向连锁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再加上内地药品管制相对宽松,非处方药范围较广,因此不难理解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买药比去医院方便、简单、快捷。

宏观来看,内地药品市场近年来可谓商机处处,原因之一在于政府推进医药衞生体制改革,希望实现「医药分开」。例如自2017年起取消公立医院的药品加成政策。该政策曾实施逾六十年,允许医院在药品批发价基础上加价15%,以补贴收入,长期以来形成「以药补医」的局面。另外,各省市政府也有措施出台,允许患者凭处方自由选择零售药房,而不必在医院门诊药房购药,即推动「处方外流」。

医院逐渐撤离药品市场,不仅为零售药房创造无限商机,也有助医药电商行业的崛起。不少内地民众对「网上购药」已经习以为常,京东、阿里巴巴等电商巨头均有此类服务,也有业内商家尝试医药结合的模式,为网络用家提供看病、买药、快递送药全套服务。

当局早在2018年便为「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发展背书,提出一系列鼓励政策及监管要求。尽管此后在是否开放网售处方药的问题上似乎摇摆不定,但从大方向上来看仍是支持的。如今内地医药改革与「互联网+健康」风潮不减,这一行业未来相信会有大好前景。

医院跟药房相比,余先生便这样形容:「就像买菜一样,如果门口有市场,就会天天买;如果要坐几站公交(即巴士)去大超市,自然要等到有需要才去。」可见便利性仍是不少人选择就医、购药服务的一大衡量标准,对于自恃青春力壮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

基础医疗漏洞 背后隐患何在?

然而,「小病不求医」的心态与基础医疗系统的缺失,背后存在不可忽视的隐患。咳嗽、头痛、腹泻等看似「小病」的症状,或许是意想不到的「大病」征兆,正如今次病征与感冒差不多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少病患可能基于这些内外因素,未必去求医。

基础医疗的关键作用正是慢性病、早期癌症等的常规检查,以及注射疫苗等疾病预防措施。如今部份内地企业会为员工安排定期体检,作为一项职员福利,也侧面体现强化基础医疗系统的必要性。

除此之外,基础医疗起着承担医患分流的作用,例如西方国家流行家庭医生(Family Medicine Specialist)或普通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往往是经他们之手,将有需要的病患转介至专科医生,以减轻上层医疗体系的负担。中国内地如今也借鉴这一概念,注重培养更多与专科对应的「全科医生」,希望他们去社区医疗机构服务,惟这班人处于薪资偏低、职业发展不明朗的尴尬境地。

内地民众的求医心理,乍看是健康观念问题,但归本溯源,也许症结仍在于公共医疗系统的畸形之处。至于解决方案是仿效西方的普通科医生模式、香港的小型私家诊所、还是加大发展「线上医疗」,那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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