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安塞尔（Neil Ansell）到荒山野岭去，像隐士一样与世隔绝地生活，纯属偶然。

1980年，他在伦敦，跟另外十多个人住在他们非法占用的房子里。后来，有人问他，愿不愿意到威尔士山里去生活，住在一座农舍，租金是一年100英镑。安塞尔无法拒绝这样的好事。那个地方是真正荒无人烟的山野，夜里星空满天，像闪烁的穹庐。

美中不足的是，住在这里意味着极度与世隔绝 — 至少按英国标准来说是这样。那座山间农舍里住着一位单身老人，他的邻居是一棵雪松树上住了20年的一对乌鸦，最近的村庄在几英里之外。

那里没有电话。安塞尔在那儿住了5年，期间没有一个人从门前路过。

他说：“我变得非常适应独处的生活，以至于有一次去附近村里的商店买东西的时候，说话声音都在发颤。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两个星期没说过话，一个字都没吐过。那种状况对我来说变得很平常。”

安塞尔重返文明社会时，已经完全适应了一人独处的状态，喧嚣的社会给了他不小的文化震荡；“我发现跟人交谈很困难。我本性不是个反社会的人，但那时确实有点挣扎。”

另一个变化，安塞尔注意到，是他的自我认同感开始逐渐淡漠。“当你独处时，你的自我意识开始模糊，因为无法从别人对你的反应中看到自己的镜像。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回归社会后必须重新发现自己在社群中的定位。”

快进到2020年，安塞尔那段经历可能比当年引发更广泛的共鸣。抗疫封锁、防病毒护具、自我隔离，大部分人都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离群独处。

长期隔离对人的大脑有什么影响？我们需要社交练习吗？等到疫情终于结束的那一天，我们是否还记得该怎么跟人交往，如何融入社会？

邓巴数( Dunbar~q~s number)

人类是社群动物，这一点似乎不证自明。但是，有一条最关键的证据，却藏在我们的头颅中。

是这样，灵长动物脑子的尺寸大小跟他们能够组成的社群规模之间有关联：脑子越大，社会群体的规模越大。人类大脑的尺寸意味着在所有灵长类动物中，人类可以组成的社群规模最大，平均包含150名成员。

这个数字叫“邓巴数”( Dunbar~q~s number) 。这个数字经常被提及、被引用，从最优化教区规模的人数上限，到推特上朋友圈的大小，适用范围很广。

一种理论认为，社交是脑力劳动，为了顺利地跟其他人互动，你的脑子需要储备大量信息，除了一些基本信息，比如家住哪里、在哪里上班之类，如果能记得对方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特征，比如他们有什么样的朋友、谁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有过什么轻率鲁莽的历史、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动力来自哪里，对你会很有帮助。

社交方面的许多不妥或者过失实际上是因为这类信息的处理中出了差错、失误。举个例子，一位朋友最近被解雇了，你却问他工作怎么样，或者对着一位即将当父母的朋友诉苦带孩子有多麻烦，很可能就得罪了对方。

归根结底，我们能够驾驭的人际关系数量受制于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过去千百万年来，社交活动较多的物种，脑子就进化得更大。而且，这个过程是双向的，脑越大社交范围越广，而短期内缺乏社交活动会导致大脑缩小。

脑子变小了

2019年，德国科学家发现，在南极考察站生活了14个月的9名探险队员，任务结束时大脑尺寸跟去南极前相比缩小了。对比前后两次扫描图像，他们发现这些考察队员大脑海马体上的齿状回（dentate gyrus）在14个月期间平均缩小了大约7%；齿状回呈C状，主要负责形成新的记忆。

除了脑体积缩小，这些考察队员在两次智力测验中成绩也不如之前，一项测空间距离感，即一个物件在一个空间内的相对位置；另一项测选择性注意力，大致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对一个物件保持注意力集中的程度。

科学家们猜测，这种变化也许可以归咎于长时间的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以及整个冬季囿居在铁盒子里那种日常作息的一成不变。这项研究不包括考察队员去南极前后和在南极期间的社交能力是否有变化。不过，其它类似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南极越冬的人，即便去之前经过严格的适应能力评估检测，到南极后冬季过了一半的时候，社交功能障碍问题会明显增多。

孤独与独处

保持社交间隔对我们的社交技能是否会造成影响，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还是有一些线索可循。

首先，心理学家其实并不特别关心你交往的人有多少。绝大多数研究聚焦你对自己的处境怎么看，有什么感受。独处是独自一人但不感到孤独；那是一种心满意足的状态，跟安塞尔在威尔士荒山野岭中经历的一样。

孤独却完全是另一码事；孤独的人感觉自己与世隔绝，被孤立，渴望社交接触。

研究结果表明，孤独的人即使有社交机会，其孤独感还是会扭曲他们对周围事物的看法。讽刺的是，这种状态加深了他们对社交接触的渴望，而且会削弱他们与其他人正常交流沟通的能力。

觉得自己被孤立的人有较强的社交危险意识，比如唯恐说错话。他们通常更敏感，更小心翼翼，更容易掉进一种叫做“证实偏差”（confirmation bias）的陷阱，对他人的行动或言语的容易做出偏向于佐证他们对自身状态和社交能力负面评估的理解。孤独的人对他人的期望值低，对自己的看法又不公平，结果招致别人对他们不友善。

孤独的人难免还会陷入另一种处境，即对自己思维、情感和行为的掌控能力被削弱。这个技能对于遵循社会规范至关重要，主要体现为根据他人对你的期望值持续不断地分析和调整自己的行为。这个过程通常是自动的，人的自我掌控能力会在自己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

因此，隔离、孤立就可能成为一种自证预言，即“孤独循环”（loneliness loop）。它会导致自卑、好战、悲观、精神紧张和社交焦虑等多种负面情绪交织混合，最终驱使陷入孤独循环的人进一步疏离他人。

最糟糕的情况下，孤独使人忧郁，而忧郁的最常见症状是社会退缩，即孤僻、不合群。

社交尴尬

令人惊奇的是，独处的老鼠对其他老鼠的社交吸引力也会降低，甚至于到了一种令人伤心的程度 — 交际广泛的老鼠会努力躲避孤独的老鼠。这说明孤独的老鼠身上可能有某种不招人喜欢的东西，共同的社交经历对于跟其他动物建立关系、培养感情非常重要。

几十年来，自我选择独处被认为是有益。哲学家、宗教领袖、部落原住民和艺术家们很久以前就在赞颂独处之益。但是，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远离社会人群可能会带来意外的后果，即便独处是自觉自愿的行为。

偏爱独自消磨时光的青少年往往缺乏社交能力，研究表明，尽管有些人可能认为自己更喜欢离群索居，但他们实际上喜欢与他人，甚至是陌生人，有接触来往。这种负面期望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使人们无法了解与人互动时实际发生的情况。

这样看来，似乎我们确实需要社交活动-但原因并不是你可能认为的那样。经常与他人互动教我们产生自我价值感，帮助我们准确理解他人的意图，而这又有助于我们获得更积极的社交体验。

心理学家泰田代朗（Ty Tashiro）写过社交尴尬的专著。他认为，我们现在整体上更多社交尴尬似乎是合理的，但他强调，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由此产生的社交失误、不妥很可能十分轻微。

田代朗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与社会期望的微小偏差会带来极大的尴尬-这恰恰展示了人类思维在捕捉、识别社会期望、评估自己是否满足这种期望方面的精微细致程度。”

孩子和成人

对于那些还在培养自己社交技能的人，接触越多越好。

田代郎说：“儿童和青少年确实需要面对面互动。因为他们必须了解在现实生活中会出现的大量社交暗示和期望。”这对于那些天生容易尴尬笨拙的人-包括他本人-更为重要，他解释说。

他说：“我在初中、高中时，对自己的社交能力很不看好。我认识到一点，那就是我们对那些东西反应比较慢。我的直觉不太强，但这没关系。”

为了弥补这一点，他就更加有意识地努力提高社交意识，并花时间去练习。

图像来源，KENNY WILLIAMSON/GETTY IMAGES

大量研究结果为此提供了的支持，包括极端孤立状态对其他动物的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当大脑还在发育阶段时，社交经验尤其重要。

在孤立的环境中饲养大的老鼠大脑长得较小，行为也会偏离常态，以至于它们经常被用作研究精神分裂症的实验动物，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症状之一是社交功能受损。另外，与世隔绝的蚂蚁的大脑也较小，行为与同伴不同；属于群居生物的鱼如果被孤立饲养，其配合能力就较低。

对比两组退役的实验室黑猩猩的行为，一组曾经在幼年时被剥夺社交联系，另一组晚年独处，结果发现幼年独处的黑猩猩对自己私人空间受到侵犯更不能容忍，更少为同伴梳理皮毛（重要的联络方式），社交活动较少，更倾向于组成较小规模的社交网。

研究发现，人类在童年时的社交活动程度与他们的社交技能之间有直接联系。葡萄牙一组学龄前儿童，其中一部分社交活动增多，他们的社交能力也相应提高。参加课外活动和体育运动也有很大助益。同时，兄弟姐妹多的孩子在社交场合适应性更强。跟成年人一样，独处时间更多的儿童更容易对社交情境做出不利于自己的解读。

对于孩子们来说，学校是找到练习社交技能伙伴的再好不过的地方。即便在新冠大流行爆发前，全世界有大量学龄儿童没有上学；2012年，美国在家受教育的儿童有180万人。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大趋势，即远程教学正蓄势取代更多师生之间和同学之间面对面的交流。

关于多年在家接受教育的风险早有辩论和争议。德国1919年立法规定儿童不上学，在家接受教育属于违法，理由是学校是培养社会容忍能力的场所。然而，这个观点有很大争议，一方面有证据显示从小在家接受教育的人社交能力欠缺，但成年以后他们参与公民社会的程度却超过按部就班上学的人。

图像来源，ERIK CORNELIUS/NATIONAL MUSEUM STOCKHOLM

硬币的另一面

社交隔离、离群独处的缺点有大量记录在案的证据，但它也并非有百弊而无一利。

田代朗认为，适度的社交尴尬是值得欢迎的。他经常听说，一些生性害羞或社交尴尬的人在他们的伴侣看来是极好的配偶，因为他们会仔细琢磨别人为什么会有某种感觉或想法，会细想在不同的情境下什么是最好的应对方式。

“那种体贴周全是很暖心的，”他说。

安塞尔则更愿意强调他从独处经历中发现的积极面，以及态度端正的重要性。

他说：“人们觉得难熬，往往是因为（独处）时间不够长。”

他把在威尔士山里隐士般生活的机会视为一种挑战，挑战自己自力更生的极限。

那时，安塞尔住的地方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电话，也没有汽车，粮食大部分要自己种，或者去山林中采集。但是，他说，过了没多久就不再觉得那种生活是艰巨的挑战，“而只觉得自己在经营自己的生活，觉得那就是正常的生存状态。”

关键在于，安塞尔不知道这种与世隔绝的独处状况会持续多久。“我相信，人们在度假时遇到这种状况，心里总是有个盼头，直到自己最终会回归正常。但因为我的经历不是计划好的，也没有明确的终点，所以我就尽可能让自己浸没于其中。”

即使到了今天，出了三本书之后，安塞尔依旧认为那五年的独处经历对他仍有助益。毕竟，他知道万一落到独自一人在荒山野林的破败农舍的境地也没关系，因为这不是最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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