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如果说前几代人享受了技术红利的话，如今的年轻人得到的不过是一点残汤剩羹。而这点点“技术利息”，恐怕还得限定在特定行业。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远举

昨天，B站为了庆祝五四青年节而推出的演讲视频《后浪》引发了舆论场热议。其实找来70后、60后的老师，对90后、00后一番溢美之词，只是常规操作。这几年中国互联网的舆论中，热衷于赞美年轻人，是一个趋势。

这似乎要归因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网络流行的一种说法是：“90后是网络的原住民，80后是网络移民，70后是网络难民”，这个说法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当下所谓年轻人的创新优势，是基于技术进步的一种技术红利。

然而与直觉不同的是，并不是90后，而是70后、80后，才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红利的最大受益者。

在上世纪90年代末，第一批80后刚刚大学毕业，一个985的计算机本科，能拿到7000元的月薪，比一般理工科高出10倍。而当时的初中毕业生，只要花钱去学了Word、Excel、Powerpoint，就能号称自己懂电脑，就能在公司找到一个职员的工作。相比那时的80后，享受的技术红利还仅仅体现在薪资上，那时的70后则因为其更多的资源，享受到了技术的更巨大红利——他们构造了今天的整个互联网世界。

在更大层面上，技术红利带来了经济发展与资产价格上涨，从而普遍地惠及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中的中坚人群。是的，这个群体是70后、80后，还顺便搭上了60后。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才是互联网技术红利的真相。这个真相的另一面，90后，还有现在取而代之的95后，才是网络时代的难民。

随着硬件放缓，软件的发展也随之放缓，信息技术带来的代际区别已经非常小了。Word97 和Word2017有区别吗？20年前，会电脑，是职场新人，相对职场老人的优势。如今，95后会因为PPT做得不好，被大他20岁的上司训斥。与此同时，市场从产品设计、营销上，都在努力填平代际技能的差异，那些20年前没搭上PC时代，鼠标时代的船的人，现在搭上了触摸时代的列车。

所以，如果说60后、70后、80后享受了技术红利的话，如今的年轻人，得到的不过是一点点“技术利息”的残汤剩羹。

而这点点“技术利息”，恐怕还得限定在特定行业。现在大多数对年轻人的赞美之词，最典型的对象恐怕就是围绕网络而生的APP、文化、娱乐领域的诸如产品经理这样的岗位上的年轻人。

比如，视频《后浪》中，就有这样一段“你们正在把传统的，变成现代的，把经典的，变成流行的，把学术的，变成大众的，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你们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和成千上万的人，分享快乐的事业”。不知不觉之中，就代入了互联网、产品经理作为了叙说对象。

但显然，这不是年轻人的全部。前人所剩下的这一点点“技术利息”，远不能满足当下年轻人所需，并不足以支撑一代年轻人的生存与自由。所以当技术进步的车轮缓下来，作为一个整体的年轻人群体，面对的挑战，不是技术性的，而是社会性的。

他们需要和这个世界好好谈谈，但是，他们似乎早已败下阵来。

2019年6月17日，四川长宁6.0级地震，重庆等地有震感，市民纷纷到空地上避险。重庆某高校的人脸识别坏了，学生们就乖乖地拍队，验一个出一个。门禁应该有一键解除，学生应该加强紧急演练，宿管失职，这都是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门禁不高，很容易翻越，但在避险的时候，它居然能拦住20出头本来应该叛逆、不驯的年轻人。的确危险可能并不大，但翻越的成本更小。年轻人被规训得如此温顺。

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在规训中欣然创新。

现在很多高校为了严管学生，规定学生在晚上熄灯之前集体合照，为了区别每天的照片，必须做出辅导员规定的动作。很多新闻中说，学生配合度很高，还做出了各种花样的照相姿势，体现了年轻人的创造性云云。

20多岁的成年人，本该有安排自己生活的权利，夜不归宿，本该是多年后他们回忆的青春，而不仅仅只剩下“大学”。当然，基于中国的现实，学校承担着无限大的责任，必然严管，退一步讲，检查是可以接受的，但需辅导员亲自到寝室来，以更平等的态度进行检查。为什么辅导员为了省事，规定他们必须拍出各种奇怪姿势拍照，都能得到普遍的、如此高的配合度，并且还愉悦地将之称为“年轻人的创造性”？年轻倒是年轻，可对自由的渴望，对自尊的维护，到底是多了呢，还是少了呢？

规训的不仅是行为。

在遥远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年轻人说的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老狼的歌可以唱一无所有的流浪歌手。如今40年过去，婚姻天平上的房子、车子且不说，那是生活的重压，但令人惊奇的是，号称最具创新、最注重个性解放的一代，对婚姻、爱情这类问题的判断框架，却只剩下了两个概念：小三和渣男，退到了农耕社会的道德。在社交媒体上，这个框架下，年轻人云集，极具摧毁力。这并不是一代人的价值观、道德探索结果，毕竟他们的高考作文题目只有心灵鸡汤层面的思辨。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到底是思想解放了呢，还是复古了呢？

思想的衰弱，一定会伴随公共参与的衰落。

现在很多年轻人抱怨父母干涉自己的生活。他们无力反抗，是因为经济上需要依靠。而经济上需要依赖的最大原因，就是房子。当下中国的高房价，阻碍了很多年轻人追求幸福，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希望。从资产上涨的历史尺度来看，这部分资产上涨的收益，都被60后、70后、80后得到了，中国年轻人处于极大的代际资产不平等之中。解决这种不平等的办法很多，公租房、廉租房，而更深层次的话题是土地与户籍，最终指向的是年轻人在大城市的梦想。

在北上广深，有3400万外来人口，这当中大多数是年轻人，可是在激烈澎拜的年轻人的舆论中，你听不到任何一句“我要户口”、“我要在这里生活，工作”，“我的孩子要一个平等的未来”。

房价太高，本应是一个年轻人群体的时代话题，应该是他们重要的公共话题、公共参与。但是我们听到诸多90后面对房价的哀嚎声，听到为了房价而奋斗的社畜的自嘲声，但是我们只听到“年轻人的声音”，而没听到“年轻的声音”。相反，一旦遇到这些话题，他们顿时老成起来，甚至麻木得像80岁的老人。他们会说，我这点光，又有什么用呢？我这点热，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做不到鲁迅所说的光与热，起码，别去做了那冷水。鲁迅曾经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这似乎是当下的写照。

关于历史是否一定进步的争论很多。我觉得历史本身有方向，会向着高能级、高精度、低熵值的方向，以及相应的文化、政治组织形式发展。自组织的热力学方向一定如此。所以，如果这个方向能够称之为意义，或进步的话，那么，历史会是进步的。

但是，历史的热力学尺度，是宏大的，时代打个盹，就可以上百年。所以，如果你考虑自己，考虑自己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那么历史正如波普所说：历史不可能做到这点（进步），只有我们人类个体能够做到。当我们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进步取决我们、取决于我们的警醒、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取决于我们目标概念的清晰、取决于现实主义的目标选择，那么，我们就将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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