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总理2020年4月14日在首都河内参加东盟网上峰会（美联社）

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失责已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疫情初期中国政府隐瞒和拖延疫情，但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民众难以向政府追责。于是，近来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着越南进行政治改革的消息，体现出中国人对越南民主化的期待和向往。同样是共产党主政的国家，越南的政治改革是否真的走到了中国的前面？

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的分析报道。今天请听第一集：揭开越南政改的面纱

46岁的武汉人刘亚东原在深圳一家教育机构打工，新冠疫情期间，公司歇业，他趁机去了趟越南。

刘亚东告诉本台他此行的原因：“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帖子，是关于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对我来说吸引力特别大，因为我生活在一个相对来说，管制特别严的一个国家，我对这个特别看重。”

刘亚东在越南只待了一周，就已决定要在越南从商、定居。“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是逃离一个坏的地方，只要另外一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好，我就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这个在刘亚东看来相对较好的国家，近年来在国际舆论界的曝光度不断提升。随着美中全方位交恶，不断有消息传出，世界产业链的一部分正从中国转移到越南。

最近越南政治改革的传闻又在中文社媒上火了一把。在推特、微博上，乃至微信群中，不断有人以艳羡的口吻提到了越南的几大体制改革：党内和国会采取差额选举、官员财产公示、公务员打破终身制和建立西方式的工会组织等等。甚至有人惊呼，这些改革措施表明，越南的改革直追日本的明治维新。

虽然这些论调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部分中国民众渴望变革的心态，但与越南的实际情况对比，却并没有那么让人乐观。

疫情下的越南首都河内（美联社）

差额选举进行得并不顺利

越南共产党多年来逐步在党内开展差额选举。但在越共最高领导人的选举上，差额选举实行得并不顺利。

2006年，在越共十大对中央总书记进行表决前，政治局对阮明哲和农德孟两个候选人进行了内部测评，结果农德孟险胜。在最后投票阶段，候选人只有农德孟一人，并且最终全票当选。而这种近似于差额选举的做法，并没有在此后的越共最高领导人选举中持续。这表明，竞争性选举的机制已经进入了越共体系，但实行的范围还比较有限。

越南国会代表从1992年开始实行直选，从2001年开始实行差额选举，但这并不是真实的自由选举。根据选举法的规定，所有的候选人，无论是中央或地方推荐的，都需要由越共所控制的非政府组织越南祖国阵线审议通过。

澳大利亚国防学院（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Academy）越南问题专家、荣休教授卡莱尔·塞耶 (Carlyle Thayer)告诉本台，“在国会，每个人都要宣誓效忠于越南共产党，忠于宪法，忠于社会主义，所以，从政权的角度看，他们都是安全的人选。”

目前，越南国会代表92%是越共党员。虽然国会选举从2007年开始就增设了独立候选人，但这些候选人有不少是与越共有紧密关系的企业家或知识分子，而且他们大部分在选举过程中因为各种因素遭到淘汰。

财产公示制度验证机制不完善

官员财产公示的做法也吸引了很多的眼光。越南政府早在2005年通过的《防止和反对贪污腐败法》中就规定了公职人员必须公开申报财产和收入。自那以来，财产公示制度经过多次修改；直至2018年《反腐败法》修订，对财产公示做了更严格的规定。

长期研究越南公务员制度的泰国学者塔韦邦（Thaveeporn Vasavakul）告诉本台，这些法律规定还有不少漏洞，公示制度的实施情况并不理想。

“（财产公示）规定的验证范围非常有限。而且即使人们申报了财产，却没有相应的力量去验证每一项申报。我们感觉某些公示的信息可能是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但我们没有办法去证实。”

与此同时，所谓财产公示，并不向社会公开，而只是内部公开，这就很难让媒体和舆论起到对公职人员的监督作用。

塔韦邦还指出，即使是官员都公布了财产，这些数据是否直接用于腐败案件的调查，也还是一个疑问。

越南官员的腐败问题，不但是国内政治的顽疾，也对外商在越南的投资造成困扰。在越南已经定居5年的中国商人阿雄告诉本台，在越南的中国商人中公认的潜规则是，外商在越南投资还是要靠送礼给官员，作为敲门砖。据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2019年全球清廉指数，越南在186个国家中仅排名第96。

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自2016年在越共十二大上获得连任后，越南加大了反腐力度。石油、金融和公安等敏感领域先后有六十名高层官员因腐败问题锒铛入狱。

外界普遍认为，这些反腐败有派系斗争的痕迹。中国商人阿雄感觉，越南政坛的派系斗争与中国不遑多让。“（越南）更明显，吃相更难看，也更直接，不像中国还隐晦一点。” 这种看法接近于西方媒体的观察。

正在上课的越南一所学校（美联社）

打破公务员铁饭碗 - 不包括官员

外界也对越南政府改革公务员终身制抱着浓厚的兴趣，认为这可能也是抑制腐败的措施。但这种兴趣却搞错了方向。越南国会的确在2019年底修订了《公务员法》（Law On Public Employee），打碎了部分公务员的铁饭碗，让他们从2020年7月1日起实行合同制，受到聘用才能上岗。但这里针对的公务员，只是教师、医生和图书馆员等公用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法律上称为Service Delivery Professionals）。

泰国学者塔韦邦指出，这种做法和反腐败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这部分的服务更加现代化，有更多的竞争，并进一步提高效率，同时也减少公务人员的数量。”

允许成立独立工会

在另一方面，越南政府于2019年11月修订了《劳动法》，规定从2021年开始，越南工人可以自行组织工会。这是在越共控制的越南劳动总联合会之外的组织。虽然这一改革在越南国内赢得了激进的赞誉，但外界的反映并不积极。

这部法律通过后，澳大利亚商会（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发表声明说，如果相关部门不颁布实施细则，工人的这一集会权利就难以实现。

而近年来，随着工人运动的加剧，越南政府并没有放松对工人维权的打压。2018年，劳工活动人士张明德（Truong Minh Duc）被越南政府以“企图推翻人民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至今仍在狱中。

（在下一集中，我们将介绍越南政改内部蕴含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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