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实施香港国安法，美国当即宣布暂停香港优惠待遇，参众两院快速通过《香港自治法》以制裁中国官员和实体，英法德日等27国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声明呼吁北京重新考虑港区国安法，遭北京强硬回击，中国为何要不惜成本控制香港？早在今年4月，加拿大议员埃里·奥图尔（Erin O’Toole）就指与西方“正处新冷战边缘”的中国，“能否承受第二次冷战完全取决于其控制‘境外近邻’（near abroad）的能力”，而香港正是北京至关重要的‘境外近邻’。

曾在哈珀内阁担任加拿大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的奥图尔，正二次角逐反对党保守党党魁，4月23日他在加拿大《国家邮报》撰文《我们正处于与中国新冷战的边缘》，回顾了西方与前苏联的第一次冷战如何在加拿大打响。一般认为，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对苏联“铁幕”降临欧洲的描述是冷战的开始，但实际上冷战一年前就在加拿大打响了。1945年9月，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密码员伊格尔·古琴科（Igor Gouzenko）叛逃，向加拿大皇家骑警揭密苏联正部署与前盟友交战，在连续多日向媒体、政府官员和警察讲述后竟不被人相信，最终说服皇家骑警后，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分享了他的故事，他透露的内容引发了冷战。现在世界又处于新冷战的边缘，不同的是这次是与另一个专制共产政权--中国。

奥图尔指“共产主义的生存法则是消除所有的政治自由。公民不能有不同政见或不同的宗教信仰，当然也不能有言论自由”，“中国能否承受第二次冷战完全取决于其控制前苏联所谓的‘境外近邻’的能力。霸权势力在‘境外近邻’需要无可争议的政治权威和压制异议人士的能力，以维护共产党在国内所要求的‘政治统一’”。他举例说“在第一次冷战的前20年，苏联不得不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暴动，并切断西柏林与世界的联系。柏林墙1961年建成后，查理检查站成为冷战的象征”。

奥图尔在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内负责外交事务评论，他把今天中国的“境外近邻”分为两个区域：香港、台湾和澳门是近境外；新加坡、韩国、日本和越南是外围地区。他说“在新冠病毒爆发前，香港是中国共产党的软肋。在过去五年中，北京侵犯香港的自治权引发了几个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自1970年代以来，台湾一直在努力争取国际承认其脱离中国的独立地位，却几乎没有得到帮助。支持香港和台湾在学术及新闻界的异议人士，鼓励他们与自由国家接触，是西方与中国冷战的重要战略。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政界和媒体将会如何对待香港或台湾下一波的反华抗议活动，将成为观察西方对中国新冷战是否真实的第一批指标”。

奥图尔还分析了中国和前苏联针对西方的不同策略。前苏联利用与西方交战来维持对国内的控制，中国的战略是利用其影响力和西方的惰性。中国悄悄地投资于重要西方国家的学术和决策机构，展开研究、文化及学术交流活动。它的长期目标是美化中国的专制，还利用其影响力将“境外近邻”边缘化，并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等全球机构进一步推进其目标。在中国的战略里，对西方的利用是关键。中国希望西方国家感到害怕，其外交战略是要使对中国共产党的任何批评都显得不合理甚至是仇视中国。

当澳大利亚和美国就中国疫情处理增大了批评声量时，中国共产党就调高了武汉的死亡人数。中国指望西方国家对真相视而不见，但如果七大工业化国家持续批评，中国将如何应对？什么时候中国会意识到西方国家已经不再胆怯，利用西方不再是可行的战略？

上次冷战到了1970年代，西方制裁使苏联经济崩溃。但奥图尔相信“归根结底，使苏联崩溃的是他们无力弥补始于古琴科和加拿大皇家骑警会晤造成的灾难性的破坏。因为一旦信任破裂，他们就再也无法重建信任，再也没有西方国家会假装视而不见”。奥图尔最后说“历史将铭记那些敲响新冠病毒警报的中国医生们。他们是当代的古琴科。起初，我们不相信他们，我们胆怯。但是现在，我们再也不会视而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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