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少穷人？

总理李克强给了一个算得上官方权威的回答：中国有「 6 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 1000 元左右」。

这个数字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他们难以想象「每个月 1000 元是怎么活下来的」。

今天的流水线工人能拿到 3000 元左右的工资

后续媒体报道引用统计数据来说明总理回答的严谨性。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住户抽样调查数据，2019 年收入最低的 40%家庭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1579 元，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965 元。也就是说，中国平均每月可支配收入在 1000 元左右的人群超过了 40%。

更常见的引用数据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他们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简称 CHIPs）通常被视为国内最权威的收入分配研究。CHIPs 的数据也同样印证了总理回答的准确：

中国有 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 1000 元，换算成人口数即为 5.47 亿人，同时月收入在 1000-1090 元的人口为 5250 万人，因此 1090 元以下的总人口为 6 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 42.85%。

表格来自万海远、孟凡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网民依据 CHIPs 的表格还注意到另一个问题：中国有多少富人？

「答案」似乎更加令人惊讶，他们发现：原来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每月两万的只有 70 万人，占总人口比例 0.05%。

这不是平常所说的「中产阶级」吗？「中产阶级」的人数居然都只有这么点？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月收入 1000 」的含义

看新闻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弄明白总理所说的「月收入」的意思，因而高估了那「 6 亿」人的贫穷程度，同时低估了那「 70 万」人的富裕程度。

总理说的「每个月的收入」，指的是「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

其中「可支配收入」不易误解，已经算得上一个常见的概念，它可以粗略地理解为一个居民在税后拿到的各项收入，无论这份收入是工资、开店办厂得来的，还是拿到的补助、补偿、捐助，甚至包括「单位发的」实物福利。

人们熟知的国有单位福利 购物卡就属于个人收入，不但会被统计，还应由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但「家庭人均」才意味着这些数据的实际统计方法：它是由调查人员追踪访问得到的一个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再除以家庭成员的人数，得到的「人均收入」。

比如说，一对中西部农村夫妇外出到工厂打工，家中留守一对子女，由一位老人照顾，这样的家庭就有五名成员，工厂工资 3000 元出头，一平均，他们全家都是月收入 1000 元左右的中低收入人群。

隔代抚养的留守儿童

而基于现实考虑，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村家庭也不太能放任所有壮年劳动力全部外出，更常见的情形应该是妻子在老家务农，丈夫跨省务工。这样即使丈夫成为了熟练工乃至工匠，每月能挣到六七千，算得上较高收入的打工者，其家庭人均月收入仍然在「 1000 元左右」。

根据北师大 CHIPs 的调查数据，不难为这「六亿人」作一个画像：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农村、中西部地区，家庭规模在各阶层中是最大的（户均 4.59 人），能挣钱拿工资的比例却是最低的（37.37%），与上面讲到的两种例子高度相符，再加上学历普遍不高，也限制了他们务工挣钱的上限。

表格来自万海远、孟凡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那要做到「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两万，这样的家庭又该富到什么程度呢？

考虑到国内富裕家庭较多生育二胎，可以以一个四口之家为例，在社保、个税缴纳规范的城市里，一对夫妻挣钱，养两个孩子，也就是夫妻双方的税后收入都在 4 万元以上，两人加一块，税前年收入至少要超过 125 万。如果这对夫妻的收入并不均衡，比如妻子税后收入「只」有 2 万元，则丈夫税前月薪必须超过 8.3 万，属于百万年薪的「金领」阶层。

他们当然是凤毛麟角一般的有钱人。

真实的「中产」

即使看了前面的解释，很多人大概还是会诧异，觉得中低收入人群比他想象的要多，而「金领」阶层远比他想象的要少。

这也不奇怪，我们日常在舆论里，见到的多是关于「中产阶级」的迷思性描述，再加上为「中产」量身打造的消费宣传，很容易拉高了大众对中国人收入状况的估计。

到底赚多少能算中产？

其实在大约十年前，学术界就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国内中产阶级标准 家庭年收入超过 8000 美元，在今天折合人民币约 5.5 万。多少有点巧合，按照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这刚好是 2018 年中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

不过在今天来看，一个家庭只有这样的年收入显然有些寒酸，他们在生活方式上应该更接近总理说的那六亿人，而与大众印象里的「中产」相去甚远。

由于定义模糊，「中产阶级」在各国都是一个被发挥解释且多少带点抱怨的概念

但能够符合「中产」印象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人们把上万月薪视作「中产」的基本门槛，然而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8 年数据，哪怕是全家人税后月收入加起来能超过一万元，都已经超过了全国 87.5%的家庭。如果夫妻双方的税后工资（社保、个税规范缴纳）均超过一万元，那他们必定属于中国前 5%的高收入人群。

未婚青年可能对家庭收入的概念缺乏感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里还有一项「全国城镇劳动力主要工作收入」，同样可以颠覆很多人对自己收入的认识：一个月税后挣到 5000 元以上（包括奖金），就超过了全国 80%的工薪族。至于税后工资过万，那可以超过 97.5%。

注：数据来源 2018 年 CFPS 全国再抽样样本，未经加权

显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收入水平，都与电影、电视剧甚至媒体热炒的公共话题对不上号，这样的舆论错觉是如何形成的呢？

贫富差距的错觉

你怎样理解收入差距？

不少人的想象中，贫富差异意味着一小撮远离人间烟火的有钱人高高在上，生活极度奢靡，而他们自己属于组成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和穷人。

2011 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把这种想象给「量化」了：「我们是 99%！」与最富有的 1%形成彻底对立。

然而所谓的 1%事实上并没有那么脱离群众，2011 年，家庭年收入超过 34 万美元就足以跻身美国最富有的 1%，一对有些资历的医务工作者结婚便能跨过这条线。中国的情况与之相似，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2011 年的数据，家庭年收入超过 56 万人民币就称得上中国收入最高的 1%了。

美国最高收入 1%的门槛跟股市表现关系很大，中国则不太有这层因素

不要以为这些数字是因为调查统计算不到富豪头上，正是同一项调查得出了中国 0.61 的基尼系数，在全球已经是最高一级。超级富豪的存在不假，也极大地影响了基尼系数（剔除收入最高的 0.5%样本，基尼系数降为 0.564），但他们人数还是太少了，并不能构成贫富差距的主要来源。

作为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差距和地域差距才是构成中国贫富之差的最重要因素。

根据统计局发布的官方数字，2018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39250 元，其中最高的上海市有 68033 元；而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14617 元，其中最低的甘肃省只有 8804 元。上海市民的平均收入是甘肃农民的 7.7 倍，相当于美国人与中国人的收入差距。

基本上，越是落后的地区，城乡差距就越大 / 数据来源：2019 中国统计年鉴

相应的，中国大陆发达城市内部差距则处于较平缓的水平。拿上海市最富和最穷的 10%家庭做比较，他们的收入中位数大约有 10.5 倍差距。在香港，这个差距是 29 倍。而在纽约曼哈顿，只是拿最富和最穷的 20%做比较也能算出 42 倍的差距。

省会一级大城市之间的差距也不大，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会太原大约为上海的一半，考虑到物价的差别，太原市民恐怕并不会多羡慕上海人。

而在舆论的生成能力上，城乡和地域差距比收入还要大得多，上述大城市的声量有绝对的优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媒体所属的行政级别就基本决定了它的辐射范围。其后出现的市场化媒体，则主要是省级机关报社改革的产物，以省报发行渠道作为基盘，同时为读者带去不成比例的省会都市新闻。

1995 年 1 月创刊的中国第一份都市报《华西都市报》，隶属四川日报社

相比纸媒，电视台跟所在城市的绑定更加紧密，直到 21 世纪的前十年里，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电视民生报道也几乎只是省会城市居民的专利，因为只有他们能收看有线公共台并与之互动。

《 1818 黄金眼》在转型搞笑网红之前就是一档为杭州市民鸣不平的新闻曝光类节目

表面上去中心化的网络媒介发展后，这种不平衡反而更为加剧。在新兴网络渠道中充当关键节点红人大 V 通常财力不菲，其传播行为又与广告公关紧密挂钩，「隔壁中国」的民生新闻只有紧贴其趣味才能成为爆款。

在这些舆论所代表的发达大城市，尤其在北上广这三个富集媒体、声量巨大的城市，年收入十来万的家庭确实只算是中等水平，税后月收入五千块也才刚到全市平均。从咖啡、口红到轿车，舆论鼓吹的生活方式并非不接地气，只不过那仅限于一二线城市市区的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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