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 6 日，网友 @春刀斩雪 在微博上分享了她独特又尴尬的看病经历：

辗转三家医院，换了五个医生。其转发高达十一万，热度极高。





@春刀斩雪 10 月 6 日微博截图



据博主称，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手术。「第一天进院第二天就可以出院。」

手术小，并不代表它不棘手。

博主在本市医院已经得到确诊，但医生们却犯了难：

「子宫息肉」手术不可避免地会对患者的阴道瓣造成损伤，而这层阴道外口周围的皱襞薄膜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处女膜。

是诊疗还是侵权？

出于顾虑，市医院的医生将这位博主推荐到省会级医院。在那里，她得到的方案是对处女膜充分保护的特种宫腔镜手术，一万自费。而普通的息肉切除术，只要 150 块。

就这样，辗转了多家医院和医生。尽管博主已经明确表示她的充分知情和同意，医方依旧坚持让其父母或关系人进行签字确认。甚至马上就要手术了，还有大夫建议：

「要不您自行弄破后我们再手术吧。」

这起尴尬诊疗看似匪夷所思，但其实是典型的医患间信任困境中一个小小缩影。

主流搜索引擎上，因此发生的医患纠纷屡见不鲜。

2014 年，据新疆日报，广西钦州一女子因在手术中可能造成的处女膜损伤向医院索赔 80 万元，还要求与医院签订协议：「其日后婚姻及生育若受到影响，医院将负全部责任。」





新疆新闻网截图



在中国裁决文书网中，筛查「处女膜」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近五年来也已有 30 篇相关裁决。

其中判定医方胜诉的案例，寥寥无几。

在那些医院败诉的案件中，往往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医方的错处落在对并非充分知情同意的患者进行了诊疗处理。

来自路漫 江苏通达瑞律师事务所的刘中直律师告诉丁香园，侵犯知情同意权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相当常见。

很多案例中，医生的医疗处理并没有过错，但是，因为医疗机构履行告知义务不全面、存在告知瑕疵而侵犯知情同意权被鉴定存在过错的情况普遍存在。

更为严重的是，若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没有保证好，医生的诊疗还极有可能侵犯患者作为当事人的身体权及健康权，甚至也可能侵犯精神权利性质上的隐私权、名誉权。

告知义务是否充分？

2014 年，未婚女子小杜参加了单位安排的入职体检，做完宫颈癌筛查后她赫然发现自己的阴道有出血迹象。

在另一家医院得到「处女膜破裂」的结果后，小杜旋即把当时就检的漯河市第三人民医院告上法庭。

虽然院方举证其拍片结果为处女膜陈旧性破裂。在体检时也已经做到了告知义务，其体检须知中在宫颈癌筛查一项中明确标注：「未婚、孕期正常体检不做此项检查」。

但小杜的回复则是「没见过。」

最终，法院裁定医院在该次事故中应承担 60% 的责任，合计赔付 17100 元。

对此类宣判，刘中直律师解释道：告知义务引起的纠纷往往发生在事后。此时患者往往已经受到损害。法院判断医院是否履行告知义务，大都采用事后倒推的形式，但这种手法本身难以还原实际告知情况。

之所以设定这样的告知义务，是由于大部分患者缺乏专业的医学知识，难以进行医疗风险评估。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有义务解释诊疗过程，充分告知可能存在的风险，让患者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作出选择。

但实际上，结果总会出现些畸变：有时医方已经做到充分告知，但患者是否完全知情，那就不一定了。

如上案例的这些「惨痛教训」，无时不刻不在提醒着医生与医院：

要想证明自己已经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就得拿出更详实更完备的证据。

枪响之后，没有赢家

再回过头看博主经历中的医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一直坚持着这种极其谨慎的态度：

如果不能拿到完全证明患者充分知情同意的证据，那么自己的职业生涯将非常危险。

而要求男朋友签字这种法律上没有效力，明显多此一举的迷惑行为，也正是这种「谨慎」带来的「动作变形」。

对于医院来说，出于规避医疗风险、医疗纠纷与因患者和家属对医疗的分歧而埋下医闹隐患等考量，其不得不增添无数人力与物力，「螺狮壳里做道场」，搞出许多繁琐冗余的工作：

各种形式反复多次确认患者意愿，避免患者事后反悔；尽可能多的扩充相关检查，保留足量的客观证据；甚至进行自我风险评估，对「高难度」患者敬谢不敏。

与此同时，酿成的苦果就会被更多普普通通的患者吞下。

普通人就医时沟通与事件成本不得不被无限的抬高，诊疗前大大小小的签字、检查、门槛不胜其烦。出于某些顾虑与考量，患者的正常诊疗诉求都会变得难以满足。新的医患矛盾也在悄然滋生。

深陷在信任危机的泥潭里，医患双方，皆是输家。

落实明确同意，真的那么难吗？

即将在 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民法典》就医学告知义务，做出了更高的要求：

针对医务人员的告知方式，将原《侵权责任法》中「书面同意」修改为「明确同意」。





目前，如何体现「明确同意」成为所有告知方式的重中之重。



在这一方面，不少医院选择了术前律师见证的方式。

在进行重要诊疗前，医院请律师到场，见证医生对病人及家属的谈话，包括交待病情、采取怎样的手术方案、以及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然后由医院代表、病人或亲属代表及委托见证律师三方签订见证书，明确各方的法律权利和义务。

据新浪司法统计，浙江省诸暨市人民医院在开展相关制度后，医疗纠纷事件较上年降低了 38%。温州市温医附二院在实施此制度后，亦有纠纷事件 50% 的明显减少。

尽管收效显著，但刘中直律师指出：这种术前律师见证本质上依旧是第三方见证，仍属「私证」范畴。其法律属性并不高。

这种见证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律师具备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同时律师也必须对见证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审查。因此，比一般人的证明在法律上来说更为可信。

但尽管如此，律师见证只是一种特殊的间接证据。在法庭的证据审查上，与客观证据、直接证据相比，间接证据的要求更为严格，证明力相对较低。

同时，律师见证的成本一般比较高，在一些医院中也只会针对重大手术或诊疗进行开展。

刘律师表示：从医院运营成本等角度进行综合考量，书面形式应该仍是未来义务告知的主要形式。「但无论如何，最后的落点还是医患沟通。」

刘律师建议医生与医院要明晰：患者签字和患者表示完全知情同意并不能画上等号。仅停留在患者签字层面，医护就可能面临着患者同意但并不知情方面的审查。

她还建议医护人员在对患者进行义务告知时尽量避免一对一的情况，最好保证人数在两个以上。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身份并核对患者的身份后，对患者的病情、诊疗手段与可能造成的风险进行充分讲解。

同时也要引导患者在接收告知的信息以后，经过自我的吸收理解，自主独立地做出他们自己是否理解并同意的决定，以书面记录的形式清楚表达对告知内容做到了明确同意。

对于重大的知情告知，则建议在具备录音录像条件的会议室或办公室进行，对录音录像的覆盖时间至少间隔在 6 个月以上。必要时还可制作告知笔录，并要求全部在场人员均进行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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