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指数显示，硅谷创新创业生态正逐渐僵化，初创团队的融资难度达到历史新高。

1938年，两名年轻的斯坦福毕业生带着538美元，在旧金山湾区一间车库里，成立了日后的跨国科技巨头惠普。这间车库后来被公认为硅谷的诞生之地，成为加州的历史标志性建筑。自那以后，年轻人带着技术创新的梦想，在硅谷创立公司颠覆世界的故事，不断上演。

作为公认的“世界科技之都”，多年以来，全球各地的城市都希望能复制硅谷的成功。

不过，最近几年，因为房价高企、生活质量下降，“逃离硅谷”就和国内的“逃离北上广”一样，成为美国打工人时常热议的话题。最近一系列硅谷标志性大公司和大人物的出走，其意义似乎更显非比寻常。

12月1日，从惠普拆分出来的企业软件公司慧与宣布，将把总部从硅谷迁往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全球第二大软件公司甲骨文紧随其后，于12月11日宣布将把总部从硅谷迁往得州的奥斯汀。

离开硅谷的不只有大公司，还有科技大佬们。近日，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表示，已经把居住地搬到得州，要花更多时间在得州的特斯拉新工厂和SpaceX的火箭发射实验上。甲骨文创始人、硅谷传奇商人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也紧随公司之后，宣布离开硅谷。不过他去的不是得州，而是夏威夷的私人小岛。

一批风险投资家和风投机构最近也离开了硅谷。Palantir联合创始人Joe Lonsdale表示，要把自己的风投公司8VC搬去奥斯汀；资深投资人基思·乐布斯（Keith Rabois），则要搬去迈阿密。

美国媒体专门发明了一个词来形容这波趋势——科技大出走（tech exodus）。

作为世界上最密集的科技企业聚集地，在过去几十年里引领全球创新浪潮的硅谷，真的开始丧失吸引力了吗？这对中国城市，又有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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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慧与和甲骨文其实早已在谋划将总部迁出硅谷，新冠疫情和居家办公，加快了这一进程。

甲骨文就表示，总部搬迁后的上班政策将更加灵活，员工可以根据岗位职责选择办公室地点，甚至长期在家办公。慧与也声称，削减成本和尊重员工未来的办公模式选择，是促成搬迁的重要因素。

多年来，硅谷和整个旧金山湾区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给住房和市政建设带来巨大压力。官方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9年，旧金山湾区五个县就业人口增长29%，新增岗位67.4万个，而同期房屋建设只批准21.1万个单元。新增就业人口和新增房屋比例远远高于1~1.5的推荐比例。

在硅谷核心区域圣何塞一家芯片公司工作的吴翊章，对此深有感受。目前，他在公司附近合租了一间两居室公寓，月租金3300美元，而在往西两小时车程的萨克拉门托，同样条件的房子租金只需一半多一点儿。

根据最新发布的硅谷指数（Silicon Valley Index），2019年，尽管硅谷地区房价下降6%，但其房价中位数仍高于100万美元，为全美最高。

此外，由于硅谷公共交通并不发达，吴翊章平时开车出行，疫情之前，堵车更是家常便饭。根据2019年的一项研究，整个旧金山湾区有超过12万“超级通勤者”，也就是单程超过90分钟的上班族。

远程办公缓解了市区拥堵，上班族也可以搬去更远、但房租更便宜的地方。

目前来看，远程办公已经深刻改变硅谷的工作模式。

包括推特和移动支付公司Square在内的许多企业已经允诺员工，即使疫情结束后也可以选择长期在家办公。

在这种情况下，慧与和甲骨文选择将总部搬离成本高昂的硅谷中心区域，显然不失为合理的选择。

实际上，硅谷迁出人数已连续3年多于迁入人数，迁出目的地也从原来的旧金山和加州地区，开始变为华盛顿、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内华达和纽约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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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公成本和生活质量之外，这波“出走潮”，和科技大佬们对加州政策日益不满不无关系。

首当其冲的是加州税负和监管。根据美国税收政策研究智库Tax Foundation的最新排名，从税收角度来看，加州营商环境在美国50个州里排名倒数第二。加州的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最高可达13.3%，已经是美国最高，而加州政府还计划继续调高针对富人的税率。

相较之下，最近吸引了很多硅谷公司的得州，则并没有州层面的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

特斯拉的股价今年一飞冲天，年内涨幅已超过6倍。根据2018年特斯拉董事会批准的为期10年的薪酬方案，马斯克今年将分12批获得超过500亿美元股票和奖励。搬去得州，或可以帮马斯克省去几十亿美元的税款。

得州奥斯汀商会记录显示，截至今年11月，从硅谷搬到“硅山”的高科技企业和其他“周边”企业多达39家。

在搬到奥斯汀的Joe Lonsdale看来，高税收并没有缓解加州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和居高不下的贫困率问题，与其把税款交给加州政府，不如把这笔钱用到可以解决问题的地方。

但税费问题并不是促使马斯克离开硅谷的唯一原因。在马斯克眼中，最好的政府除了打破人为垄断外，对商业应该完全放弃“指手画脚”。在劳工保护和环保等问题上监管严厉的加州，显然和马斯克的想法相去甚远。

早在今年春季，他就和加州政府“撕破脸皮”。当时正值新冠疫情高峰期，特斯拉位于旧金山湾区东部的弗里蒙特工厂被要求停工，马斯克对严格的防疫措施十分不满，在未经当地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便决定提前一周强行复工，并声称“要逮捕就逮捕我一个人好了”。

其后，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这件事情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要立即把特斯拉总部和未来项目搬到得州或内华达州。

上周宣布将搬到得州的消息时，他还不忘猛批加州政府，认为其对待科技企业的态度十分自满，“就好像一支经常夺冠的球队，已经将胜利视为理所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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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政策研究机构“硅谷领导力集团”副总裁Peter Leroe-Muñoz向城叔透露，甲骨文和慧与等公司虽然搬迁了总部，但仍然保留着硅谷办公园区和雇员。与此同时，特斯拉总部仍然在硅谷，弗里蒙特的工厂仍然在生产。

硅谷这片夹在两山之间、中间环抱着海湾的狭长谷地，“满坑满谷”地拥挤着2000家公司总部。美国最值钱的8家公司里，有5家总部在这片区域。目前，苹果、谷歌和Facebook并没有任何搬离的意思，甚至在疫情期间还扩大了在硅谷的办公区域。

2019年数据显示，硅谷地区GDP增长170亿美元，新增近3万个工作岗位，增长率超过加州和美国全境。

实际上，在许多人看来，时至今日，以创新中心的地位来讲，还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真正与硅谷比肩。而其最重要的优势之一，正是人才聚集。

“除非斯坦福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衰落了，否则美国其他地区无法取代硅谷。”在硅谷创业的斯坦福毕业生夏宇洋告诉城叔。

和科技人才同等重要的是，硅谷是风险投资人最密集的地方，这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斯坦福校园外的沙丘路(Sand Hill Road)，汇聚着数百家风险投资机构，微软、亚马逊、Facebook、推特等科技巨头，都曾受益于此。

在夏宇洋看来，初创企业获得风险投资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融入投资家和创业者的圈子，“这是通过网络会议，或者从外地飞来见投资人的方式所无法达到的”。

不过，这股逃离苗头依然给硅谷敲响了警钟。

Peter Leroe-Muñoz认为，硅谷的商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应该继续大力解决生活质量问题，特别是为不同收入水平人群增加负担得起的房源，同时推动公平和具有竞争性的税收政策。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硅谷指数显示，硅谷创新创业生态正逐渐僵化，初创团队的融资难度达到历史新高。

Fast Company专栏作者Alex Lazarow此前撰文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科技中心，对美国来说，上世纪50年代是底特律，现在是硅谷。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科技在全球各地蓬勃发展，硅谷需要重新组合、重新装备和重塑自我才能继续保持领先地位，或者至少保持与时俱进，“否则，硅谷的命运只会和底特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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