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头条 i4cc.ca ｜我，一个北京人，依然还是买不起房

多年以后，大院出生的人将那里的生活拍成了风靡全国的影视作品，充满了男子气概和阳光。可后来的困顿，却没有人提及。

我出生在北京，身份证号以110106开头。我是北京人，但不是土著。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姥姥和还是未婚夫的姥爷工作调动，先后来到北京，我奶奶一家则来得稍早一些。上世纪30年代前后，我爷爷到北京上大学，于是从祖籍地举家迁了过来。

18岁之前，我一直住在南四环外航天大院的姥姥家。大院的人多数都是从上世纪50年代起，陆续因工作调动来到北京的，包括我姥姥一家。这其中也有一些曾经的英雄人物，是通过地下通道，从香港来到北京，几经辗转来到大院工作生活的。上世纪第一批人口普查时，这些人被登记成为了北京人，拿到了110开头的身份证，尽管他们乡音未改。

到我出生时，已经是航天大院的第三代。经过头两代航天人的建设，家属区的面积已经非常大，从西北角到东南角，大概要坐四站公交。

一条东西向的马路把家属区一分为二。路南是配套更好的社区，有好几个江南风格的小公园，子弟小学也是几所当中最好的，这里住的多是科研人员，也曾住过“两弹一星”的院士；路北则是大院工人的聚居地，周边环境乱很多，连一个像样的居民公共场所都没有。

我家就位于这条马路的北边。除了姥姥，我的父母都不在大院工作，所以只能住路北。我所熟知的几个“路北朋友”，家里情况和我家差不多，这也包括大伟。大伟家住在我家旁边，那是一座建造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三层苏式老楼，公用的厨房，好多年代片里一样的格局，唯一的现代气息是他家有室内卫生间。

大院的生活圈子里有一条清晰的鄙视链：路南的瞧不上路北的，而无论路南还是路北，都看不上周边农村的。

如果周边农村户口的想找城里人结婚，多半只能找个不完美的城里人，这是当时常见的做法。例如大伟妈妈是航二代，可有先天残疾，大伟爸就是来自周边农村。大伟爸第一次去见家长是平生第一次迈进楼房，急得在楼下直喊大伟妈的名字，见大伟妈从窗户里探出个脑袋，他扯着脖子喊：“这楼咋上去啊？”

我一直不曾怀疑大伟讲的这件事的真实性。因为在大院和周边农村之间，一直有一道隐形的围墙，将两边的人隔开，墙外的人很少能有机会进入墙内。直到今日，这道围墙仍然存在。

大伟出生后，按照当时的政策，顺利落户母亲这边，成为了一个城里人，他有资格进入子弟小学。因为住得近，我小时候常找大伟玩耍，但我妈并不允许我和大伟走太近，怕我沾染上不好的风气，更怕他们家“把我抱到农村卖掉”。

在那条鄙视链条的影响下，很多航二代对周边农村人带有天然的想象。

路北家的孩子多数是工薪阶层，可我家连工薪阶层都算不上——我妈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那一年下岗了。

我妈1957年出生，初中时是班上的学习尖子，但赶上了上山下乡的末班车，学业耽搁，人生中的最高学历就成了初中。这是谁都没办法的事，却直接导致我妈此后对高学历的人仰慕有加，于是找了个70年代末的大学生，也就是我爸。

下乡回来后，我妈面临着工作分配，按照大院的惯例，子女可以进大院接替父母的班，姥姥和姥爷考虑再三后，把这个宝贵的名额给了舅舅，而妈妈则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工厂。

在1997和1998年的改革浪潮中，这家工厂抵挡不住连年的亏损，裁退了一批职工。下岗其实早有征兆，这家工厂基本发不出工资了，更别说那时候各单位常见的福利分房。

我妈靠电视里教的计算机课程，自学了电脑的基本操作。那个时代会用电脑也算是一门技术，很快，她就找到了新的工作。

可我家的处境仍然没有很大好转，爸爸身体不好，虽然大学毕业，但分配的单位效益也不好，甚至早我妈若干年办理了病退，自然没有资格分到房子。

为了方便在子弟学校上学，我一直和妈妈住在姥姥家，爸爸和奶奶则住在距离大院不远处的一个老楼里，不过我从没有为家里的环境感到自卑过。

2001年前后，大院集中给职工盖了一批房子，18层的高层住宅在一片红砖老楼里显得十分气派，表妹一家凭借着大院双职工身份分得了一套。

有天下午，我跟着舅舅去他新家看房，新房墙壁粉刷得很洁白，我心生妒忌，带表妹玩一个游戏：在房间里冲刺，然后用手触墙做缓冲。看到墙上留下脏脏的手印，我才心满意足。

妈妈的第二份工作也没有维持很多年，小学六年级的一天，姥姥接我放学，我惯常嚷着要喝酸奶，姥姥突然声音一沉：“你妈可能又要失业了。”我听后没说什么，把一袋特价酸奶放进了购物筐。

很快我小升初，北京市几所重点初中都录取了我，但要交3万元的择校费。与此同时，我家附近的一所子弟初中实验班也录取了我，那是一个身边的子弟伙伴都不愿意去的学校。

妈妈问我选哪个。在一顿只有番茄菜花的午饭中，我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选择：子弟初中。

这样选择的原因很简单，我小升初那年，大伟正从那所中学毕业，中考成绩很好，去了一所重点高中。我有理由相信子弟初中的教育质量也是不错的。

2009年，大伟从北京市一所非常普通的高校毕业，学的是市场营销。这种专业并不像理工科那么好找工作，他起初在一家小公司里做营销方面的工作，每月拿着税后2000多的工资。

大伟知道自己家境不如人，更是加倍努力。他也算幸运，很快获得一家发展很快的中型公司的垂青，领导很认可他的能力，便带在身边培养。我遇到他前一个月，领导决定派他去南方开辟市场，并且给了相当诱人的待遇。

“干嘛离开北京啊？”在我的潜意识里，外地人蜂拥涌入北京，北京孩子却要到外地，这简直是闻所未闻。

“在北京我根本买不起房，我妈常年吃药，家里也没多少存款，女朋友家提出结婚的条件是要有房子。”

“那你爸呢，你爸不是北边村儿里的吗？应该拆迁了吧。”我咬着可乐吸管问他。

他叹了口气：“我爸当年为了一个非农户口，做上门女婿后就把户口迁过来了，哪想到后来社会变革这么快。”

当年大院周边的农村都逐个拆迁，曾经的农民转身变土豪，分得了多套房子和现金，开始变得扬眉吐气。曾经周边带有特别俗气字眼的“屯”、“村”等地名，早就被一个个洋气楼盘的名字所取代。

反观大院，几十年来一如既往，并没有多大改观，反倒像城中村一样落败。

大院是科研单位，以前的政策是允许职工根据工龄买房，和单位共同持有产权。许多大院里的工薪阶层，父母都是大院里的普通职工，多数都没有足够的远见给孩子购置另一套房子，所以只得守在这个不能上市交易的小产权红砖老房中。

十来年的时间，大院人心里的天然优越感被碾压得体无完肤。

与之相应的，随着北京房价的猛涨，人性中的恶充分暴露了出来，房产多的家庭十个里有八个不和睦，我们家也是如此。

爸爸一直住在奶奶的公租房里，那是按照以前政策和房租价格执行的公租房，房租价格极低。奶奶去世后，按照相关规定，这套房子的承租权只有爸爸一个人符合继承条件，但奶奶的几个子女都盯着这套房子，其中一个女性亲戚甚至在电话里对我咆哮：“这不是你的家！你姥姥那才是你的家！”

我忽地想到了小时候，那时我和姥姥、妈妈生活在一起，我性子调皮，每次惹事时姥姥都会气急败坏地说：“这不是你的家，你爸那才是你的家”。我不知道姥姥的家是不是我的家，但十分肯定我的户口落在了姥姥家。我感到害怕，害怕自己终其一生，都得被人问家在哪里。

再次有大伟的消息是我研究生毕业后，手机通讯录自动匹配，我们加了微信好友。在厦门的他，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往返于福州和厦门之间，虽然工作忙碌，但也颇有成效。

2012年末，在亲戚的赞助下，大伟在厦门岛内买了一套小户型公寓，地理位置好，风景也佳，当时他以一万出头一平的价格买下，总价不过几十万元，在同一时期的北京，不过是勉强付个首付。

我在微信上问他，作为北京人为什么要在厦门买房。他说，自己在南方的工作顺风顺水，房价合理，以后考虑长期在南方发展，就买了，至于北京，“就那么着吧”。

这以后，老天又给计划定居厦门的大伟开了个玩笑。

2015年底，公司准备将他调回北京总部，升任更高的职位，在2016年春节后赴任。就在这一年，厦门突然成为楼市中的黑马，房价涨幅比北上广还要猛烈，大伟那套当年不过几十万的房子，到2016年下半年出手卖掉，翻了不止一倍。

拿着卖房款，加上自己攒的几十万，大伟在北京近郊通地铁的地方，全款买了一套小户型的二手房。就这样，大伟通过“曲线救国”，终于带着父母搬离了大院，彻底离开那套产权即将满70年大限的老房子。

大伟在厦门买房的那年，我研究生毕业，彻底告别学校。18岁以前，为了方便在子弟学校上学，我一直待在姥姥家，本科加读研的这些年，我都在学校住宿生活。毕业后，我又搬到奶奶的公租房里。

可那时的我仍然保持着优越感：我是北京人，找工作的时候根本不用考虑户口问题。

真正被碾压是从2016年春天开始的。有杂志写了篇关于中产阶级的报道，我看后醍醐灌顶，开始认真思索我家算不算中产，甚至在网上翻资料看中产阶级的定义。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徒劳，我家连工薪阶层都算不上，怎么能高攀中产呢。

几乎是同一时期，在我意识刚觉醒的时候，北京的房价再次爆发。大院附近那些拆迁后盖的新小区成了房价涨幅中的佼佼者，从2015年房价低迷期的3万多翻到了5万多一平，尽管在南四环外、快接近五环的位置。

上班空余，我会手贱地打开二手房交易网站，打开搜索选项，找到价格区间搜索的位置，在自定义的前后两个框内，填上40和80两个数字——我家只能拿出这个房价额的首付，也是我自己独自还贷款所能承受的房价总额，可是搜索结果往往把我送到环京的河北县城（燕郊除外）。

我开始羡慕大伟。他大抵算是周围北京人中的幸运儿，搭上了房价暴涨的班车，结实打了场翻身仗。而在北京很多地方，都有像航天大院一样家庭背景的年轻人：祖辈或父辈来到北京，在这个造就无数拆迁神话的城市里，他们没有土地，没有可以拆迁的平房。因为时代的原因、个人的命运，没有足够的能力给孩子创造好的环境，许多家庭三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空有一张北京身份证，被快速飞转的时代车轮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