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 述：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采 访：徐悦邦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中美关系无疑是当今世界的“一号议题”。

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小组的研究，自1500年以来，全球一共发生了16次权力转移，其中有12次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只有4次没有发生。
中美关系是否将不可避免地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又是否会发生一场冷战乃至热战？

正和岛近日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就中美关系展开了一段讨论。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转移内部矛盾

就能实现特朗普的“美国第一”吗？

过往以欧美为绝对中心的世界秩序，坍塌了。

这才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大变局。

《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今年1月6日发文，引述一名白宫高级官员的说法称，中美关系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

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何止是自由落体所能形容的。

这个落体不仅没有任何阻力，反而得到了来自两边的巨大推力，以最快速度掉向这些年来中美都不想看到的“修昔底德陷阱”。

今天人们把中美之间的经济冲突界定为“贸易战”或“经济战”，就表明了这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经济竞争”的范围，而进入“战争”状态。

什么叫贸易战？就是政府通过非市场的方式、行政的方式、政策的方式甚至军事的方式来解决贸易问题。我们就说叫贸易战。

美国已经不是第一次发动贸易战了。以前他对他的盟友日本、德国等经济体，也曾发起过贸易战。

但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是贸易战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这场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技术冷战”，降低贸易依存度的下一步，自然就是技术脱钩——技术冷战——全面冷战。

说穿了，西方的“反华”力量所要做的就是营造一个新的冷战环境。他们的新冷战思维是：西方既然没有能力围堵遏制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

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将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

美国期望通过这场“技术冷战”，让中国无法在技术层面往上爬，至少可以拖延甚至终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因为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便是维持这个地位，免受任何崛起中大国的挑战。

可以说，促成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促使中国回到“贫穷社会主义”阶段，是美国所需要的。

只要中国停留在“内部贫穷”状态，就不会有外在影响力，也就没有“修昔底德陷阱”。

所以实际上贸易战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

人们既不能低估美国对他国崛起的恐惧，以及这种恐惧感所带来的非理性行为，也不能低估美国为了维持霸权而遏制他国崛起的决心。

而美国这种“技术冷战”的心态，根本上还是西方内部问题的外部化反映——内部社会出现矛盾、经济乏力，就把这些问题外部化、政治化。

我们知道，这一波经济全球化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国的蛋糕在这轮全球化中越做越大，获得了巨量财富，得到的好处比谁都要多。

但是，美国的问题并非是利益获得的问题，而是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它没分好蛋糕，也分不好。这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

以前美国可以说自己是“中产社会”，二战后美国中产阶层比例最高时达到70%；但现在则是“富豪社会”了，今天美国中产阶层连50%都不到。奥巴马当政8年，美国中产阶层规模每年减少1%。

这放在哪个国家受得了？底层得不到好处，中产越来越少，连白人都越来越穷，不造反，可能吗？

而民主国家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实际上是很弱的，因为他们控制不了社会，就很容易把这个矛盾向外转移，外化成国际问题。贸易战只是其中一种“外化”行为。

所以民主国家的麻烦就在这里，一人一票，不能得罪老百姓。老百姓是选票、是上帝，那就只能得罪外国人了。自己的上帝不得罪，去得罪别人的上帝，“文明冲突”就产生了嘛。

这些都是民粹主义在全世界崛起的经济根源，也是特朗普能上台的最主要社会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了。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要去妖魔化特朗普，实际上他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正确的。

客观地看，在国内问题的判断上，特朗普还是比较理性的。用他竞选时的话说，就是要“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

他把重点转移到美国国内建设，要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贫富分化问题、重振美国经济，他通过大规模减税等政策促使跨国企业回归本土，提振美国中小企业发展动力。

这些措施对美国是管用的。只是他用的方式，大家不容易接受。但是要看到他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的。

以前西方用意识形态处理问题没有解决好问题，所以特朗普就想寻找另外一种方式——放弃从前基于强权之上、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国际秩序，而想建立一个基于利益之上的国际秩序。

这个秩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国家间赤裸裸的经济竞争，不讲道德也不讲规则，什么都可以交易。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贸易战之所以不可避免，就是因为中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不可持续。

人们甚至可以说，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到了这个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不是贸易战，也会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但我认为，中美贸易冲突，解决不了美国的内部结构问题。

西方的问题，美国的问题，不是其他的问题，就是民主的问题。这种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社会问题，打多久贸易战都解决不了。

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把国内矛盾转移出去就能完全解决国内问题的。但美国还是这样去做了，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不就是这样吗？最后结果如何？欧洲还是通过社会改造、社会运动改变的。

所以只要美国的精英阶层利益没有被撼动，甚至更富裕、更稳固，美国的国内问题就很难有解决的可能。

“美国第一”没问题，但前提是“解决问题第一”。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只要中国是持续开放的，只要美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那中美两国就不可能完全“脱钩”。只是说以前中美贸易依存度那么高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不要再梦想回到那个时代了。

这次比美苏冷战还糟糕

我最担心这一点

中国相信，只要中美两国合作，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但如果两国发生冲突，那将是世界的灾难。

然而，美国并不这么想。

我以前在波士顿的时候请教过一位资深学者，我说美国为什么对中国这么情绪化？

这位学者说美国是一个使命性的国家，就是要改变其他的国家，美国认为应该改变中国，也相信能够改变。但问题是美国改变不了中国。

二战以来，西方主要通过世界规则的制订来统治世界。他们把自己的观点打造成“普世观念”，再把“普世观念”转化成为普遍规则，在全世界扩张、推行。

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在中美冷战以外，美国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手段——跟中国开始打“认同政治战”（identity politics）。

在美国，强硬派和保守派政治精英，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国会议员，干脆用“中共”的概念来代替“中国”；把汉族跟少数民族分开来；现在还把“中”跟“华”有意划分开来，说中国大陆的叫“中”，香港、台湾甚至海外的叫做“华”。

其用意不仅仅在于人们所说的，分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联，更在于把中美制度的不同，视为中美冲突的根源。

今天，围绕着中美关系、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基于“民主”之上的认同政治，俨然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了。

认同政治的特点就是分化，一方面在内部分化你，另一方面对外孤立中国。美国就是要把中国妖魔化，把你刻画成一个魔鬼，让西方国家跟着他跑。

所以美国的认同政治战背后就是要搞一个，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对付中国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我觉得这远远超越贸易战了，甚至会比美苏冷战还糟糕、还痛苦。

因为美苏意识形态冷战只是所谓的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跟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

但认同政治的范围更广，既包括我们说的意识形态，包括种族、宗教、民族，还包括政治认同、民主自由。说白了就是把“世俗观念宗教化”。

历史经验表明，这种把世俗价值宗教化和道德化的认同政治，所导致的冲突和战争，具有更大的暴力能量。

早期的宗教战争，尤其是十字军东征，便是一种认同政治。因为人们只认同自己的“上帝”，而容忍不了其他人的“上帝”。

这种以世俗现象为核心的认同政治，在冷战后变本加厉。

苏联的解体，即刻造成了东欧国家从苏联集团解放出来；与此同时，认同政治则强化了诸多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群体间的冲突。西方基于“人权高于主权”之上，鼓励和促进这些国家的解体。

所以说，美国今天跟中国进行的这个认同政治战，是远远超越了传统意识形态冷战的。

可悲的是，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内部，还是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今天世界的大趋势便是认同政治的强化。

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的世界，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精英，都已经陷入了认同政治的陷阱，并且陷得很深。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美国跟我们搞认同政治战，我们自己也搞认同政治战，陷入了美国设定的陷阱里。

就像这次的疫情，我们“得在行上，失在言上”。无论是内部抗疫，还是外部支援，我们都是得分的；但是在言论上，我们把从行动上得来的分数，都在我们言论上消费掉了。

我们落入了西方所设定的议程，早期是制度之争，后面就是所谓的影响力之争，结果什么都没得到。

我们的一些官员，我们的社交媒体，我们的民众，都是那么民族主义。西方骂一句，我们马上回过去，你骂美国还可以，但是你对任何国家都以牙还牙，那就有问题了。

我们新冠疫情的话语议程，永远是西方在设定，我们在回应。回应的结果就是落入人家的圈套，陷入了人家话语的陷阱。

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思考一下，确定我们自己新冠疫情话语的议程呢？

我们没有去做，我们急于骂回去。

我们现在骂回人家的声音很大，嗓门很大。但我们别搞错了，嗓门大不意味着话语权。对谁都骂，这是不对的。

人们不禁要问，一些民族主义情绪过度高涨的人们在说话做事时考虑到外部影响了吗？可能没有，更有可能的是把中国当成了世界，“我就是世界”。

否则，如何解释这段时间里频繁发生的外交争议事件呢？

实际上，我们中国过去是有很好的经验的：

毛泽东实事求是，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二三世界国家都是中国应该团结的对象，这就跳出了主义之争，避免了认同政治。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做法，中国不知道要孤立到什么程度。

邓小平南巡以后，很多人一直在争论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都在争论主义。主义之争，就是认同政治之争、意识形态之争。

但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前社会主义跟市场经济是完全矛盾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

这就是中国包容、融合的态度。历史上，中国正是因为有这种包容心才使得我们的文明伟大。

当一个国家搞民族主义后，中国也搞民族主义，只能激化矛盾；要是用更包容、多一点国际主义的态度，那就能化解了。

这不是投降。而是你要更多地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嘴巴爽快一下有什么好处？

所以我觉得认同政治只是满足了少部分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虚荣心罢了，对国家是有害的。这点对美国也一样，不仅仅是中国。

这几年，美国搞认同政治，我们也跟着搞认同政治。

所以大家都不是实事求是地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是把所有东西都政治化，人人都是政治家，只看到了中美双方“异”的部分。

实际上，中美之间共同利益还是不少的，只是我们现在不讲“求同存异”了，以意识形态对抗为主。

今天中国正在靠向世界舞台中心，人家要求有一个宽容大度的领导者，而不是整天骂人、指责人的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回到“求同存异”的务实外交上，要有自己的理性，不能跟着美国去搞认同政治。

自信来自理性，而非情绪的发泄。

今天我们怎样避免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这是中国外交上最重要的任务。

我们应有的理性反思

这些年来，不少中国人的心态越来越内向，即“向内看”。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民族主义的崛起。

因为国家的快速崛起，人们对国家的崛起感到无比自豪。同时，经过那么多年的开放，很多人看到西方的体制原来远非过去所想象的那么美好，“不过如此”。

这无疑是积极正面的。

但是，人们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并不十分了解这成果是如何得来的，国家是如何崛起的。

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国家的崛起，是中国人民辛苦劳动得来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中国和西方互动的成果。如果没有西方，中国尽管最终也会崛起，但会困难得多。

没有这个认知，越来越多的人就骄傲起来。

很多人认为，中国了不起了，美帝国主义根本不在话下。这就是非理性的表现。

于是，在一段时间里，“超越西方”的声音盛行，人们相信西方已经衰弱，中国已经全面超越西方。还有很多人开始当西方的“老师”了。

不少人不是把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视为目标，而是把超越美国视为目标。给国际社会的一种强烈感觉就是，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超越美国。

这种过度的宣传更是强化了美国、西方对中国的忧虑或者“威胁感”。这主要表现在3个领域，即“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和“中国模式”。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方面“过度宣传”，结果大大超越了政策设计者的初衷。

比如，习近平主席亲自讲我们不输入模式、也不输出模式，“中国模式”不是说要取代西方，只是提供另外一种选择。我们的宣传部门没有说清楚这一点。而且学术界有人到处讲，中国模式是最好的，已经超越西方。

我们总是批判人家的冷战思维方式，但我们脑袋里的冷战思维方式也很强大。

我们有些地方确实需要反思。中国富得太快，就要避免暴发户心态。现在中国有些人唱得太高调了。

我觉得国内极左、极右还是要少一些。“高级黑”和“低级红”都太多了，这些东西害了自己的国家。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中国也需要民族主义，但不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不是义和团主义。

民族主义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德国解决了没有，日本解决了没有？反倒是二战后民族主义被遏制下去后，他们的问题解决了。

所以民族主义虽然能排解一部分情绪，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反而是恶化问题的方式。

我们决策还是需要理性，制订政策的时候还是要实事求是，不能被意识形态左右决策，不能让情绪左右决策。

而尽管社会和中下层官僚机构中间，经历着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但中国毕竟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对时局保持清醒头脑的领导集团。

领导层是非常清醒的。中国的基本问题还是贫穷问题。像李克强总理说，中国还有6亿人一个月可用的收入是1000元。

我还记得以前温家宝总理，他非常谦虚，说“人多，不发达，这是中国的两大国情。

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幺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

这是理性的判断。我们国家真正要通向一个富裕社会还早着呢。社会的底端还是那么大。邓小平在1992年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变”。我们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所以在大变革时期，政府部门、精英阶层应当头脑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我们还有很多人收入不高、称不上富裕，这个定位要准确。

我们的人均GDP还很低，刚超过1万美元，而美国、新加坡人均都已经超过6.5万美元了。

我们的中产阶层现在才30%，还低着呢。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年经济起飞后，20、30年时间就把中产阶层做到了70%。

我们改革开放40年，经济增长速度不比这些经济体低，但我们的中产阶层还那幺小，哪有什么骄傲的余地。

但现在我们有些人头脑发昏了，好像我们强大得不得了。一些知识分子、智库，整天吹嘘、过度吹嘘。这是虚胖。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要冷静、要清醒，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邓小平还在世，他肯定会谦虚地说，中国还没有解决好“发展”和“公平”这两个主要问题，即既没有解决好做大蛋糕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分配蛋糕的问题。

现在，改革已经再出发。我们离一个富裕公平社会的路途依然遥远。基于贫穷人口依然占多数这一国情，人们只能诉诸行动，而没有任何骄傲懈怠的空间。

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相信“国霸必衰”。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霸气要少一点，很明显我们现在也没有资格霸气。

其实，国家和个人是一样的。低调和谦虚总是促成进步，而自我膨胀、夸大意识会最终导向失败。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的时代，既需要人们对民族的自信，也需要保持虚心的学习态度。这就需要塑造新型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

从这个视角看，人们应当花大力气纠正目前日渐盛行的民粹性民族主义。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发动新一轮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浪潮。文明的进步都是在开放状态下取得的。

同时，既然现在美国向中国发起了经济战，中国即使想回避也很难，只有迎战。

但迎战的过程应当是理性展现的过程，而不是情绪表达的过程。情绪很容易表达，而理性则是少有的。

中美两个大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打败对方的，只要不打败自己就行。

两个国家如果是理性的，天下就太平；一个国家理性、一个国家闹情绪，就可能吵吵闹闹；若两个国家都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我一直在呼吁，今天的世界要回归三样东西：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

我的三点建议

在这个大动荡时代，中国应当创造自己的战略机遇期，我有3点建议：

1. 做大中产阶层

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还是如何做大中产阶层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强调了很多年。

一个社会，当中产阶层很强大的时候，就容易达成共识。

理性怎么来，就来自中产。《孟子》里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有恒产，人肯定就会理性考虑。

如果中产阶层不壮大，社会就很难稳定；中产阶层不壮大，消费社会就很难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很难持续发展；中产阶层不壮大，法治社会就无从谈起，因为中产阶层最需要法治；同样，只有中产阶层壮大才能发展民主。

任何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是要先发展起中产阶层来。

当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占到70%时，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照顾这70%的中产阶层的利益，这样就不会走向极端。

历史上，西方治理的成功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民主自由，而在于做大了中产阶层。

德国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法》，但并不是在“一人一票制”之下搞的，而是俾斯麦当政时代政治精英为了社会稳定主动去做的，福利制度也是。

西方这些年出现了许多问题，走向极端化的民粹主义，也是因为整个中产阶层的生存环境恶化了。

美国如果中产阶层仍然占到70%的话，绝不会发生特朗普当选这样的事情；欧洲如果不是中产阶层面临困境，也不大会有英国脱欧公投。

今天中国社会的底层仍然庞大，中产阶层还太弱小。社会依然脆弱，经不起危机折腾；而本来就不太大的中产阶层，又缺失足够的制度基础。

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多豪言壮语，一个指标就是把中产阶层做大。

2. 中国应该发力“软基建”

尽管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技术层面，基本上还是西方技术的应用，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制造”。

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经济起飞，的确是建立在“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上，但中国不是，中国只是“中国加工”和“中国组装”。

借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的话来说，“人家（美国）一断芯片，你就休克了”。中国工业体系的脆弱性是显见的。

现在，工业已经到了4.0版，那是什么概念呢？工业1.0版，就是机械化；2.0版，自动化；3.0版，信息化；4.0版，智能化。

我到广东各地调研时问地方领导：你们的企业到底在哪一个版本？我得到的答案是：大部分企业还处于1.0版到2.0版之间。

中国工业体系确实很全面，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有，3.0版、4.0版有很多，但不是原创，核心技术都是国外的。

而一个东西哪怕99%国产化了，但只要剩下1%的核心技术还掌握在人家手里，人家把梯子抽走，你就会摔下去。

一个组装大国永远成不了所谓的强国，原创性技术的大国才是强国。我们只是虚胖，我们人数多，但是很虚的，肌肉不够的。

所以下面我们就是要练肌肉，从数量型经济转向质量型的发展。怎么做？根本在于发力“软基建”。

什么是“软基建”？就是社会建设，例如医疗、教育、公共住房、养老院等等。

要是不解决掉医疗、教育、住房这“新三座大山”的话，首先是穷人很难真正脱离贫困，哪怕是一时脱贫了，依然很容易返贫；中产阶层没有制度保障。这样的话，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是会很低。

二战后，西方创新能力强，就在于搞好了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制度保障。福利资本主义就是“软基建”建设的结果。

赤贫的人虽然也可以创新，但还是少。有质量的创新主要还是靠中产阶层。

就像美国硅谷，有一批受教育的中产阶层，他就可以冒一定风险去创新了。你想想如果马斯克连饭都吃不饱，我不认为他能够做成特斯拉。

日本、亚洲“四小龙”更聪明，政府主动地去搞“软基建”，像日本实行“工资倍增”计划、终身雇佣制，全民薪水提高；中国台湾跟香港辅助中小型企业发展；新加坡搞公共住房。

政府主动作为，搞软基建使得这些经济体都避免了类似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把自己的中产阶层做大做强了。

我以前说中国改革分三步走，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现在到了社会改革。

所以社会建设的“软基建”可以说已经不是一种选择了，而是中国通向未来的唯一道路。

3. 开放，开放，更加开放

我最近这几年一直在说，中国要防止陷入“明朝陷阱”。

明朝时郑和下西洋，中国的国家能力是世界上最强的。海洋时代还没开始，明朝的倭寇骚扰中国的沿海一带。

实际上中国的海上力量当时是世界一流，葡萄牙、西班牙的船没法跟中国相比。

如果明朝没有保守的意识形态，海洋时代还是属于中国的。但明清选择“闭关锁国”，后来鸦片战争被西方用枪炮打开大门。

我们因此失去了一个海洋时代。

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英美两个国家。当年大英帝国称霸世界为什么能持续长达200多年的时间，而美国自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独霸全球，至今才不过20多年的时间，就显出了衰老的迹象。

这里的因素有很多。但我觉得当时的英国之所以能持续那么多年，就在于它采取“单边开放”的政策。

所谓“单边开放”，就是你不向我开放没关系，我向你开放。这才使得英国会强势那么长时间。

所以中国如果要真正实现强大，就应当学习早期的英国，实行“单边开放”。

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你黑暗，我更光明；你保守，我更开放。

如果简单地以牙还牙、针锋相对，那世界可能就遭殃了。

具体来说，包括这3方面的开放：

1）经济上要真的开放

第一个就是经济方面的真开放。

贸易战实际上就是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再分配。所以在和美国进行贸易战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美国政府利益和资本利益之间的不一致性；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性。

美国行政当局在一些利益集团的支持下发动贸易战，但这必然使得其他一些利益集团受损。

现在主张美国打贸易战的主要是白宫而不是华尔街。虽然美国现在企业界支持特朗普搞贸易战的也不少，但他们思维是不一样的。

这些既得利益的目标是要迫使中国更加开放，而不是让中国更加封闭。但白宫冷战派希望中国封闭起来。

从美国的历史上看，最终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

因此，中国必须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减少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甚至遏制贸易战。

资本的逻辑就是扩张，不扩张资本就会死亡。

中国拥有一个利润丰厚的大市场。美国的商品需要市场，美国的技术需要市场，没有人乐意放弃中国市场。

即使美国的资本因为政治压力而不得不放弃，那么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呢？美国是否有能力施压所有西方国家放弃中国市场呢？

所以在开放状态下，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变成中国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美国和西方要把中国孤立起来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

所以第一经济上要真正地开放，开放的计划有很多，但要尽快地实施下去，包括《香港国安法》通过后要继续维持香港的开放，甚至是更开放。

因为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后，香港在经济上、商业上可以变得更加开放了。

更重要的是加快建设中国国内内部的开放平台

，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都应该是重点建设对象。

在这些内部平台上一定要有有力度的、有深度的改革政策，由中央政府来统筹。

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需要时间，并且不在中国的掌控之下。但这些内部自由贸易平台完全在自己的掌握之下。

一定要使得这几个内部开放平台对国际优质资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打贸易战，不能别人一拳打过来，你就一拳打回去，更不能走封闭的路子，那会完全走上了美国冷战派所期待的道路。

2）思想上要解放

第二个开放就是邓小平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意识形态化。

上世纪50、60年代的苏联，跟美国相比，无论是核武器、太空技术，还是地缘政治，都是旗鼓相当的。

我们现在比当时的苏联强大吗？那还远着呢。把什么都意识形态化，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我觉得，不能光是具体的物质方面开放，思想、精神方面也应该开放。

像上世纪80年代，我们说“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明清以后的历史经验总结。

所以我们当时非常谦虚地学习，向美国、日本等大经济体学，也向新加坡那幺小的国家学习。

但现在的人太骄傲了，不向世界学习了，已经是天下观念，认为“我就是世界”，抱着这种心态肯定就会封闭起来。

我们应该显示出包容性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跟爱国主义并不矛盾。理性的、帮助国家成长进步，而非阻碍国家、甚至使国家倒退的，才叫爱国主义。

3）更应精准开放

从中国角度来看，现在面临新一波的开放，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下一步要“精准开放”，缺什么补什么。

比如你要拉住华尔街，就要看到美国的优势在哪里。华尔街对实体经济不感兴趣，他的优势和兴趣点在金融、互联网，关注技术领域。

对日本和欧洲呢？可能就是开放制造业的部分。从中国为了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要吸取美国的教训，就要在精准开放中弥补自身短板。各方面要平衡。

从历史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结论就是，开放就成功，封闭就会被打败。

所以贸易战打到后面，不是比谁更民族主义、比谁更封闭，而是比谁更开放。谁最开放，谁就是赢家。

最后，还是那句话，大国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对此我们要有信心，走自己的路。

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大国地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国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

中国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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