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缓缓地脱下衣裤，换上白底碎花的病号服。

在此之前，她的身份还是一名孕妇，而马上，她将要变成一名“患者”。

这个房间里还有十几名女性，大家挤着坐在一起，既陌生，又因为相同的境遇而莫名亲近。房间的一侧墙上有两面大大的透明玻璃，透过玻璃望出去，只看得见过道上忙碌的医生在来回走动，却听不见半点声音。

房间里也是安静的，所有人都朝着一个方向坐着，低着头看着手中的告知资料，一个女医生走进来，大声的向她们做术前宣教，介绍女性生殖系统的解剖以及人流手术的操作方法和风险，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之后，她们将会按照顺序，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人工流产手术。

避孕成了女性单方面的义务

即使听了十几分钟的术前宣教，其实很多来到这里的女性，还是并不理解个中知识点与自己究竟有什么关系。

“我们真的避孕了，为什么还会怀上？”

柳欣反复强调自己的避孕意识。她早已经历两次人流手术，但她仍不明白，在采取避孕措施的情况下，为什么仍旧屡屡中彩。

在医生的多次追问下，柳欣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避孕手段：她的丈夫为了追求性生活的舒适感不愿戴套，而柳欣也恐惧避孕药的“副作用”，因此两人决定采用“安全期避孕”。

柳欣不知道，“安全期”并不“安全”。

每次月经准时到来，她会格外开心；如果月经推迟，她会陷入焦虑，然后选择“用验孕棒看看是不是‘中了’，如果‘中了’，就去医院做药流或者人流，反正都挺方便的。”

说到人流，柳欣语气仍旧轻快。在她看来，这不过是性生活带来的小小副作用。比起这个，让她真正困扰的是每当提出戴避孕套的请求后，丈夫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嫌恶表情。

柳欣婚姻中为数不多的几次戴套性生活里，丈夫都会在事后去阳台点上一根香烟，对着窗户站立许久，回来后用各种理由说服柳欣换一种避孕方式。

这么多年以来，夫妻俩的意识里避孕一直是柳欣一个人的任务，避孕失败也只是她一个人需要承担的责任。

柳欣也很无奈，让夫妻俩同时满意的性生活变成了她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中国二胎政策开放后

流产的中年女性变多了

张梅几乎已经可以把术前宣教的内容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了。

与在场很多意外怀孕的年轻女孩不同，张梅和丈夫非常期待拥有第二个孩子。过去的几年里，她曾三次怀孕，但每次都在早孕检查后得知“胎儿停止发育”，于是她反复接受清宫操作，最近的检查中还发现存在宫腔粘连。

“这是近几年来比较特别的现象，二孩政策开放以后，来人流门诊的中年经产妇开始逐渐增多了，她们都有强烈的生育意愿。”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工作了近20年的钱志大医生如是说。

张梅正是“意愿妊娠”中的一员，对她来说，生产和流产一样，并不陌生。

18年前，张梅拥有了第一个孩子。按照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她不能够再次生育。于是她和丈夫开始使用社区分发的避孕套进行避孕。但张梅和丈夫没有遵守“一个避孕套用一次”的标准，这让她在后面的十几年里拥有了不少次意外怀孕的经历。

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市面上大批人流广告都将“无痛、便捷”作为卖点，张梅对此深信不疑，所以她经常主动去医院寻求人流手术。

“挂号，检查，躺上去，术前和操作医生闲话几句家常，一次手术很快就做好了。”这与柳欣的看法不谋而合。

钱志大医生介绍，就手术操作本身而言，没有特殊情况下的人工流产术，确实是一项对医生来说操作难度较低的手术。

以负压吸引术为例，通过判断孕周和宫腔大小给予相应大小的负压，顺时针吸宫腔及两侧宫角1～2圈，再用小号刮匙检查是否吸取干净，这样的操作在经验丰富的医生手里不过只需要几分钟。放置长效避孕环的操作就更简单了，如果搭上人流手术的顺风车，这几乎就是“一个手术时间完成两个目标操作”。

医院展示柜中的节育环

然而，与面对人流的态度不同，张梅对置入避孕环有着天生的恐惧。十几年前的第一次人流手术之后，医生曾建议张梅在子宫内放置一个长效避孕环，被她断然拒绝。在她看来，这种在体内置入异物的避孕方式，远比人流这种“一次性手术”要可怕得多。

张梅并不知道，接受多次流产术后，子宫穿孔、宫腔感染、宫腔粘连、慢性盆腔炎、输卵管堵塞、不孕等等潜在风险，都可能成为她期待二胎路上的严重阻碍。

950万台人工流产术背后的无奈

“每天都会有很多女性来到人流门诊，手术流产或药物流产的预约排号有时可以排到次月，来进行人工流产的女性年龄横跨了整个女性育龄期”，钱医生表示，“与她们的交流中，我们得知了不少令人深思的现状。”

在中国，像柳欣和张梅这样的女性还有很多。《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近年来接受人工流产手术患者人数逐渐升高，2014～2018年间，这个数字稳定在超过950万人。

门诊患者告诉钱医生，在网上搜索人流相关科普，映入眼帘的信息都是私立妇产科医院的广告，点进其中一个链接，医院24小时在线的客服可以为每一位患者安排“即到即得”的人流手术。

“在有些医院，患者从入院到术后离院总共只需几小时，术前检查的速度甚至比我们三甲医院快上了一大截，更夸张的是，还有些医院甚至不会核实患者的真实年龄，来了就敢收，收了就敢做。”

面对未成年的患者，钱医生有许多无奈，“我们三甲医院要求未满18周岁的患者，如果需要接受人流手术，必须监护人签字。但有患者就直接在门诊对我说过，‘我也知道你们三甲做得好，更安全，价格也更合理。但你们一定要叫我父母来签字，我不能让父母知道，所以我只能到那些私立医院去做。’这种情况下，你能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违反规定。”

人流药物获取太容易也是一个问题。“我看到过新闻，有人在网上卖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这两种流产药物。这类药物成本价大概是20～30元，他在网上按298元的套餐来卖。但这是处方药，并不能随便购买，结果他卖出去获利120多万。”

避孕门诊：来自一线医生的破局

避孕意识不到位、部分医院对“人流无害”的恶性宣传、流产药物获取不规范……这些都是人流门诊的医生每天面临的难题。

看着熟悉的患者面孔一次次出现在候诊队伍，这群医生们决定自己想办法，尝试从数不清的大问题里，找到破局的小思路。

2018年底，为了降低患者的重复流产率，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将人流室旁边的一间更衣室改造为“人流避孕咨询门诊”。每一位来到医院做人流手术的患者，导诊单上都会有一行字，上面写着“建议术前至本院人流避孕咨询门诊接受免费咨询”。

小小的诊室里，简单陈设了一张桌子和两个椅子，墙上张贴着避孕知识的宣传画，角落里立着一个避孕药具展示柜。透过展示柜的玻璃，来到这里的患者可以直观地看到各式各样的节育环和避孕药物。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人流避孕咨询门诊

赵妍是最早接受人流避孕咨询服务的一批患者之一。在与男友的一次性生活后，当时还是学生的她意外怀孕了，“他说蹭蹭不进去，他也确实没进去，但我的月经突然延迟了两个月，我知道出大事儿了。”讲完，赵妍开始掩面啜泣不止——这样的故事在避孕门诊很常见。

坐诊的医生把赵妍的男友也叫进来，耐心地为二人讲述整个人流手术操作的术前准备和术后注意事项，随后再花很长时间为二人科普正确的避孕知识，“通常，在提到一些怀孕原因和避孕方法的时候，男性们都会露出不可置信的眼神，随后表示深深受用。”

“很多的女性患者都没有对避孕手段自己做主的权利。比如你要戴套，必须要男方参与；你要结扎，也必须要医生帮助。”钱志大医生回忆起一个印象深刻的病人，“患者因为长期受孕困难来看病，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婆婆和老公要求她生二胎，她不愿意，就把每天的维生素片换成避孕药，这才是真正的‘病因’。但像她这样有自己做主意识和权利的女性太少了。”

钱医生这样理解他们提供免费咨询的价值，“社会在进步，性开放的速度已经超过人群对避孕的认知进步的速度，两者脱节了。每年900多万台人流手术，我们按一台20分钟来算，我们医生一年要花多少时间在这件事情上？”

“在手术室给面前的1个患者做人流，同时可能有10个人在家里因为不规范避孕怀孕了。增量在那里，我们怎么消耗存量，也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我们的社会在流产方面的支出也不小，但这些钱其实可以用来拯救更多的有需要的病人。疾病预防有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避孕也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从源头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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