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布六大洲、涉及100余个国家、超11万确诊病例，世卫组织终于在3月11日将新冠肺炎的定性上调为Pandemic，即“大流行”。

实际上，在新冠肺炎似乎仅在中国肆虐的1月底，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子祺教授团队便于柳叶刀发表论文，利用传染病模型对新冠肺炎的全球感染情况进行了预估，“可能会在2020年上半年面临2019-nCoV流行的风险。”

3月13日，病毒学家、香港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认为，世卫组织对于“大流行”定义的宣布有些过迟。一位中国疾控中心前高级别人士也告诉红星新闻，在世卫组织正式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大流行”之前，新冠肺炎在全球的表现就已经足以被重视为“大流行”。上述两位专家均表示，世卫组织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定性有点过于谨慎。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则指出，这是冠状病毒感染第一次被称为大流行，但与此同时，相信这会是第一个可以遏制的爆发。一些国家已经证明该病毒可以被抑制和控制。他因此呼吁各国政府采取“紧急和积极的行动”来改变疫情的进展。

而前述中国疾控中心前高级别人士表示，新冠肺炎可以经呼吸道传播，航空器成为了病毒跨国传播的重要工具。而金冬雁则提出，由于目前有确切证据证实，新冠肺炎存在可传染他人的无症状感染者，这也使得病毒传播变得更为隐蔽，防控难度也变的更大。

一月底的预测

上半年面临新冠肺炎流行风险

1月31日，The Lancet网站发布了一篇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子祺教授为通讯作者的论文《Nowcasting and forecasting the potential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the 2019-nCoV outbreak originating in Wuhan, China: a modelling study》，论文利用两个来源的数据进行了建模，然后利用该模型对武汉截至1月25日的感染人数做出了预测。

论文提出，在2020年上半年，各国面临新冠肺炎流行的风险。

实际上，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开始，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就开始建立传染病动力学数据模型，就疫情传播进行模拟计算。

这里涉及到一个叫做“传染病动力学”的概念。传染病动力学，是对传染病进行理论性定量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即根据种群生长的特性、疾病的发生及在种群内的传播、发展规律，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等因素，建立能反映传染病动力学特性的数学模型。通过对模型动力学性态的定性、定量分析和数值模拟，来分析疾病的发展过程、揭示流行规律、预测变化趋势、分析疾病流行的原因和关键。

2月7日，《Nature》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如果有足够可靠的数据，模型可以预测疫情的增长速度并帮助预测各种干预措施的影响。德国洪堡大学物理学家Dirk Brockmann曾建立了一个全球风险评估模型，Dirk Brockmann对《Nature》表示，数据模型并不是进行定量预测的工具，由于新冠病毒存在很多未知因素模型可以帮助公共卫生官员和决策者形成一种直觉。

宣告“大流行” 世卫组织为何谨慎？

随着时间踏入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境内逐渐得到控制，但海外的情况开始变得日益糟糕。据世卫组织3月13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中部欧洲时间13日上午10时，中国境外地区确诊逾51767例，新增7488例。截止报告发布时，全球确诊病例共132758例，累计死亡4955人。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便频繁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代表团通报会上进行讲话，直到最近3月上中旬的几次讲话，世卫组织才将新冠肺炎已经“大流行”这个话题进行正式讨论。

据《财经》报道，世卫组织发言人贾萨瑞维奇曾对媒体解释，世卫组织已经不再使用把“大流行”列为最高等级的六阶段流行病警示系统， “大流行”一词在未来或将以“非正式”的形式被使用。贾萨瑞维奇还称，世卫组织于1月30日宣布全球疫情达到“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即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简称PHEIC），这已经是疫情警示的最高层级。

3月12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表示，世卫组织将疫情称之为大流行并不意味着各国可以放弃。各国应该从遏制转向缓解的想法是错误和危险的，“相反，我们必须加倍努力。”

谭德赛博士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可控的大流行。决定放弃基本公共卫生措施的国家最终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问题，给医疗系统带来更沉重的负担，最终可能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控制，“我们敦促所有国家以遏制为核心重点，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统筹应对方法。”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宣布大流行之后，各国政府都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且世卫组织有责任协同所有国家，动员各国政府首脑和相关机构控制疫情。

世卫组织对于“大流行”的宣布为何谨慎，又为何最终选择宣布？

此前，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谭德塞曾表示，虽然大家都在关注“大流行”这个词，但它不能滥用、误用，否则会导致不合理的恐惧。

根据经济日报报道，3月12日谭德塞曾公开表示，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为大流行并非轻易之举，作出这一决定基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病毒传播速度和规模。目前，世卫组织已接到来自118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的近12.5万例病例，过去两周，中国境外报告病例数增加近13倍，受影响国家数量增加近两倍；第二，尽管世卫组织多次发出警告，但一些国家仍未以应对疫情威胁所需政治承诺来采取应有行动。

而对于学者们来说，“大流行”一词更像是一个对疫情形势的判断和形容。3月13日，病毒学家，香港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世卫组织对于“大流行”定义的宣布有些过迟，虽然原本“大流行”一词原本是用来形容流感的，但是从新冠肺炎在国际上的传播形势上看，完全可以称它为“大流行”，“至少传播到了两个大州，有爆发性流行，人群普遍易感。”

上述中国疾控中心前高级别人士也持同样观点。上述两位专家均向红星新闻表示，世卫组织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定性过于“谨慎”。

不过，通过“警告”人们重视传染病有助于加强人群整体防控意识，但是如果过度“强调”传染病又会导致人们产生恐慌情绪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者之间存在天然矛盾。中国疾控中心高级别人士说，要平衡这段纠结的关系，最重要一点，也是人们从其他传染病事件中学会最重要经验，便是保持信息的透明公开。金冬雁教授也认为，在天平两端，政府应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民众，要相信人民的智识。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

便利的航空器与隐藏的无症状感染者

“为什么人们都在说‘地球村’这个词？因为现在的地球是一个整体。”上述中国疾控中心前高级别人士告诉红星新闻记者，随着交通工具尤其是飞机提供的便利，人口流动相比古代变得更快了，这会让具备某些特质的病毒更容易形成跨国传播甚至跨州传播。

新冠病毒就是这样一种病毒。中国疾控中心前高级别人士说，新冠肺炎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感染者通过乘坐交通工具可以轻松的将其带到目的地并进行传播，而现在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少他国输入型病例都是靠乘坐飞机进行传播的。

金冬雁则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目前新冠肺炎在防控上还存在一个难题，即目前有确切证据证实，无症状感染者也存在传染性。

金冬雁表示，如果是流感或者SARS这种疾病，其特征为症状较重时患者传染性强，所以在症状上进行筛选，便可以把所有感染者堵截。但是现在对于新冠病毒来说，光靠分辨人群是否发热，并不能把所有的感染者堵截。除开那些临检前服用退烧药的人，有部分无症状感染者也存在传染性，这为防控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战。

“有传染性的无症状感染者在全部感染者里面占比究竟几何？”金冬雁认为，除此之外还应该关注无症状感染者释放的病毒量究竟如何，“如果他放的病毒多，那就不得了了，他没有症状他还到处走，他就会释放很多病毒传给别人。”金冬雁表示，该情况存在但比较少，有专家初步估计，无症状感染者占整体感染者的一成到两成，而既是无症状感染者又释放病毒特别多的人，可能占无症状感染者的两成到三成。

金冬雁还表示，新冠肺炎患者中，有八成的人是轻中症（或叫普通型），而这些人的症状跟流感症状难以区分，“除非患者先去照肺部CT，看出来肺部有磨玻璃影，才能够说具备诊断特征，再然后去做核酸检测才能最终确定。”

实际上，对于金冬雁教授的观点，美国东北大学传染病建模师Alessandro Vespignani在2月7日《Nature》的文章中也有提及。在“无症状感染者是否具备传染性”这个问题尚未得出明确结论的2月初，Vespignani说，这个问题是最令人烦恼且可能破坏既有数据建模的谜团之一。Vespignani认为，这次疫情的大致走势蕴藏在这一元素中。

重提历史

新冠肺炎疫情会演变成西班牙大流感吗？

纵观传染病的历史，“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西班牙大流感被视为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它在1918年-1919年间流行，横扫了全球，被描述为几乎感染了当时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甚至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2006年1月，美国疾控中心主办的EID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探讨了“西班牙大流感”的更多细节。论文称，西班牙大流感的影响甚至不仅限于1918年至1919年。因为此后发生的所有甲型流感大流行，实际上全世界几乎所有甲型流感病例（除了人类感染的禽流感病毒，例如H5N1和H7N7），都是由1918年病毒的后代引起的。

据论文作者估计，1918西班牙大流感最少造成了全球约5000万人的死亡，死亡率大于2.5%，高于其他流感，而其致病起源的诸多疑问目前依旧不明。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形势的变化，有不少学者及媒体开始将新冠肺炎疫情类比西班牙大流感。中国疾控中心前高级别人士告诉红星新闻，对于该问题暂时不能下结论，因为世界疫情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虽然各国采取的公共卫生政策跟中国不完全一样，但是它们也在根据自己的国家的制度、民族、风俗习惯等内容进行有效的防控。”

金冬雁则告诉红星新闻，现在的新冠肺炎形势跟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完全不能相提并论，“首先西班牙大流感的毒力更强，利用重建的西班牙大流感病毒去感染老鼠，致死率相当高。其次，当年人们没有掌握抗生素，而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其实是继发的细菌感染。”

红星新闻注意到，西班牙大流感曾存在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征，即在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中，与流感相关的死亡中有近一半是20至40岁的年轻人。但在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里，就中国而言，重症及死亡者依旧多为本身患有基础疾病的年迈者。

当病毒传染了所有能传染的人，它便自行走向了终结。这个论点出现在一部关于病毒的纪录片中，金冬雁告诉红星新闻，这种说法从科学角度讲不无道理，“在个说法对应的理论有个专有名词，翻译成中文可以理解为‘群体免疫’。”

“比如说，人群里有40%的人对该病毒有免疫力，那病毒就会传播的慢一些；而等到有60%至70%的人有免疫力了，那病毒可能就很难再传播起来，到最后它就会自然停止。”金冬雁表示，不加强力人工干预，放任病毒自行传播，这是最坏的情况。

该说法并不代表人们面对传染病是消极的，人类反而更应该积极作为。人们现在面对传染病时，掌握的武器远比过去更加丰富了，比如开发疫苗、抗病毒特效药等。

金冬雁以2009年的H1N1型流感为例说，“当年最开始也是防控，但是最后防不住了，病毒一下子传出来了。”金冬雁表示，在很多的情况下，传染病本身是防不住的，如果人类意识到传染病突破了防守的第一道关卡，防控目标就需要转为退而求其次的延缓病毒传播，即尽量让更少的人被感染，然后利用这段时间去开发疫苗。

人类与病毒，并不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也并不一定要把所有传染病的病原体从人间消灭，否则就等于失败。金冬雁说，传染病疫情防控需照实际情况来，且世界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情况，只要这些国家用符合他们国家的方法把传染病控制住，最终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少，那就是“成功”。

或许可以像对付严重流感一样对付新冠肺炎，虽然新冠病毒相比流感病毒没那么多变化，相对更稳定。 金冬雁告诉红星新闻，“此前因为医疗资源挤兑，导致很多非新冠但是又是重症的患者无法正常就医而死去，正常医疗秩序需要恢复，或许可以考虑对新冠肺炎进行常态化管理，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皆是如此。”

流行病终会被解决，无论是屈从于社会行动还是感染了所有易感者——医学博士David S.Jones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一篇评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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