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4月10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60万，其中美国确诊人数超46万，是中国的5.6倍，超过全球第二至四名（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确诊人数总和。美国纽约市确诊和病死人数已经超过中国全境，死亡率超过武汉。欧盟确诊人数超过65万人，死亡5.46万是中国的16.4倍，死亡率8.4%是中国的2.06倍。在疫情大爆发的背景下，各方都在问，为什么欧美疫情严重程度远超中国？这说明了什么？

英国政府首席医学官克里斯·惠蒂（Chris Whitty）4月7日在例行发布会上承认，英国最初的抗议策略存在失误，应早点展开大规模检测。他拿德国对比说，德国很早就开展大规模病毒检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努力吸取教训”。早前惠蒂因出现感染症状自我隔离，已缺席多日的发布会。英国是第一个公开在发布会上承认决策失误的大国，但并不是第一个被批评决策失误的国家。

英国政府首席医学官克里斯·惠蒂（左）、外交大臣拉布（中）和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兹（右）4月7日出席新闻发布会。（AP）

选择性忽视的加拿大

加拿大CTV电视网4月7日报道称，一份在3月15日提供给下议院的长达1,000页的政府内部文件被曝光了出来，这份文件包括简报、备注还有往来的邮件等内容，以回应政府关于物资采购令的目的，发给了加拿大卫生部长、交通部长、公共安全部长、外交部长及国防部长。CTV在这份冗长无比的文件中发现了几点问题：

第一，有人在2月10日就已经提出要准备医疗物资，然而经过两个月漫长的讨论后，政府始终未能保证充足的物资供应；在提供给加拿大卫生部的简报里，有一行关于在加拿大全国范围内征集物资的注释被修改了。第二，曾有“钻石公主”号上的侨民发邮件提醒当局应该对所有人进行检测，加拿大卫生部长帕蒂·海杜（Patty Hajdu）曾看到过这封邮件，但选择性忽视了。第三，援助中国的物资居然是来自国家应急战略储备，而且是快过期的装备，备注里明确指出“这批物资不会影响加拿大自己的医疗物资储备”。

第四，2月中旬就已经提到强制隔离法案，然而直到数个星期后法案才正式开始执行。第五，根据多份资料显示，加拿大政府起初对于这个病毒的了解远比现在“有限”，起初加拿大卫生部门得到的信息显示，这种病毒只有在“长时间的密切接触”下才易感染，而且卫生官员们得到的建议是，在排查感染者时只需要注意从某些国家来的、并且出现症状的旅行者，因此“无症状传播”一直未被纳入考虑范畴。第六，是否考虑关闭边境这个问题在最开始就讨论过，但是被否决了，理由是相信各级政府有能力应对。

总而言之，加拿大本可以更早更好应对疫情，存在决策失误。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已经结束隔离。（路透社）

备受质疑的特朗普

美国疫情爆发后，美国官方指责中国不透明导致美国浪费了防控时机，但美国各界则将矛头指向了美国自己。

美国广播公司（ABC）4月8日引述四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早在2019年11月下旬，美国情报官员就发出警告称，一场传染病正在中国武汉地区蔓延，将改变生活和商业的模式，并对人们的健康构成威胁。美国军方的国家医疗情报中心（NCMI）在2019年11月的一份情报报告中，详细阐述了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担忧。该机构多次向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五角大楼的联合参谋部（Joint Staff）和白宫汇报情况。报道评论称，这份报告的曝光表明，美国政府本可以更早地采取缓解和遏制疫情的措施，为即将到来的危机做准备。

3月31日，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布长文梳理了美国政府在今年前3个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举措，将美方的危机应对分为4个阶段，并最终将美国疫情的大面积爆发归咎于美国政府的判断失误和不作为。《纽约时报》3月28日以“美国错失的一个月”为标题，刊登万字长文分析，结论是美国本来可能可以挡住病毒，但是因为技术失误、法规阻碍和政府领导无方，让新冠病毒几周来在美国长驱直入。

此前2月27日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表示，数百名美国人被困在一艘游轮上，这些人后来成为美国新冠病毒病例的唯一最大来源——这是疾控中心（CDC）的决定。几十家美国公共卫生实验室仍在等待能够诊断新冠病毒的试剂——这是疾控中心的责任。美国疾控中心及其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早期应对新冠疫情失误。

从以上信息不难发现，疫情之下，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都存在决策失误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集体决策失误？是什么导致了都失误？

4月7日特朗普（中）参加电话会议讨论美国政府救援计划。（路透社）

为什么美国英国加拿大集体决策失误了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前所未有，人们对它的认识是在疫情爆发后才刚开始，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如何防治处于摸索状态，高传染性造成了医疗资源紧张、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挑战。依靠传统的经验应对出现问题是无法避免的。与其说是失误，不如说是人类在同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其次，新冠肺炎的全球蔓延势不可挡，美欧仍然持续是全球疫情的震中。西方市场化的媒体天然喜欢追着问题不放，记者通常以监督政府的无冕之王角色自居。对问责性报道的偏好惯性决定了关于“失误”的报道十分密集。

第三，不得不承认，欧美一些国家在面对重大事态时做出重大决策的时间成本过高。东亚各国在疫情防控上表现较好，是因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政治模式有着浓厚的威权色彩，文化特性在面对传染病防控时有一定的优势。西方社会的特性决定了其善于应对而非预警、“治未病”。选举出身的政客们通常情况下追求程序正义，未雨绸缪、在事态还未充分爆发时就调动物资来预防事态，不会得到更多的支持。

与其说他们不敢承担责任，没有勇气和魄力，不如说没有这样做的基础。从事后问责的角度看，失误是明显存在的，严峻的形势冲击了西方原有的傲慢与偏见。但又有谁能够保证若自己在位不失误，做得比现在更好？

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看某件事情会有独特的观感。正如2月份中国国内对于疫情防控怨言颇多，但是随着3月4月疫情得到迅速管控，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之声已经越来越小。现如今，欧美疫情全面爆发，在这个时间节点回望过去，也同样不是对疫情的系统性反思，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欧美虽然仍处于疫情的震中，但疫情在全球的蔓延速度超乎想象，中东土耳其单日新增确诊8,173例，总病例已达4.2万。印度新增确诊人数加速增长，单日900多例，开始爆发。拉丁美洲的疫情也不容乐观。新冠肺炎未来在全球的传播态势究竟如何，欧美疫情在全球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都不能轻易下结论。

善于事后应对的欧美国家已经迅速行动起来。疫情叩问全球治理，各国到底交出何样答卷，还未可知。任何制度都有一定的优势也有一定的劣势，到最后欧美疫情并不一定会是中国制度优越的反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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