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加拿大很多人的钱袋大大缩水，但联邦政府的支持度却因为慷慨派钱而大幅上升。也许是亮丽的民调令人陶醉，杜鲁多总理的旧病又犯了，他未经任何公开程序，就将一笔9.12亿元的政府资助学生项目独家判给了与自己家庭关系密切的We charity 慈善机构，联邦操守专员迪翁(Mario Dion)正对此进行利益冲突的调查。

自从杜鲁多就任总理以来，这已经是第三次因为利益冲突问题被操守专员调查了。第一次是他接受了每年得到政府巨额拨款的亿万富豪阿迦汗四世的(Aga Khan)私人岛屿度假款待，被裁定违反利益冲突法；第二次是他试图影响司法部长对SNC兰万灵公司的起诉决定，被裁定违反利益冲突法；这次他又因为政府项目花落与自己家庭不寻常关系的机构而被调查。虽然杜鲁多这次是否违规还有待于操守专员的最终报告，但是作为国家总理，他在任五年内，居然因为利益冲突问题被调查三次，这在加国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

杜鲁多总理再次涉嫌利益冲突被调查，他的少数政府地位会不会因此而受影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在加拿大历史上，政府总理因利益冲突丑闻而下台的并非罕见，其中最早的个案还是加拿大首任总理麦克唐纳(John Alexander Macdonald)。他在任期间曾启动了横贯东西的太平洋铁路工程，但是因为接受铁路公司政治献金的争议而在1873年被迫辞职下台，五年后他胜出大选再次上台，才完成了太平洋铁路。

第二件就是比较出名的克里靖和马田自由党执政时期的赞助丑闻了。1995年魁省独立公投，统一派以不到一个百分点险胜，此后克里靖在魁省设置了约2.5亿元的宣传加拿大计划。2004年联邦审计总长费雷泽发现:不少与自由党关系密切的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基本上没做什么事或者少做事，就在宣传计划中得了总计1亿元的佣金和报酬，这就是加拿大现代史上著名的自由党赞助丑闻。由于丑闻的冲击，马田政府在当年的大选中失去了多数党地位，第二年前法官戈梅里的调查报告发表后，执政12年之久的自由党政府终于被推翻。

现在随着操守专员迪翁对杜鲁多总理调查的展开，WE机构和联邦政府的9亿元合作项目不得不泡汤。但是杜鲁多政府当初为什么非要把这个项目交给WE？又为什么一口咬定这个项目非WE不可？这一切在公众心中还是个迷！

杜鲁多是在2015年10月份胜出联邦大选的，当年11月他就已经携夫人索菲出现在WE Day的活动中了。多年来他不止一次出席WE的活动，他太太与母亲还也不止一次帮WE宣传。而在杜鲁多上任前从未得到过联邦合同的WE也从2017年开始拿了5个合同，其中4个还是独家所有，从2016年至今，WE还得到了联邦政府各部门高达500万元的捐款。

加拿大的慈善机构有无数，口碑良好、卓有成效的也有不少，可是在杜鲁多总理眼中，WE始终是无可替代的。他如此青睐WE，究竟是与家庭关系密切的原因？还是WE本身确有过人之处？事实上，WE的领导架构也并非那么坚强有力，近期以来一直有人事纷争、内部矛盾的消息传出。

根据目前已曝光的资料，WE确实与杜鲁多家庭关系密切，而杜鲁多就任总理后，WE也确实拿到了政府项目和更多的政府捐款。为了避嫌WE还特别表明:除了差旅费，他们没有额外支付杜鲁多家庭成员报酬。但事实上在近四年内，杜鲁多的母亲玛格丽特就拿了WE25万元演讲费，杜鲁多的兄弟亚历山大·杜鲁多则拿了3万2千元演讲费。

利益输送有多种形式，回报也不一样，有的是有偿、有的是无偿。在有偿的输送回报中，有的是直接收钱，有的则是接受诸如度假吃喝的特别招待。尽管目前还没有材料证明杜鲁多夫妇也从WE获得了金钱或别的回报，但是根据加拿大利益冲突法的规定:“公职人员不能利用职位寻求或对他人的决定施加影响，以攫取本人、亲属、朋友的私利，或者不正当地维护其他人的私利”。即便杜鲁多夫妇没有收过一分钱，即便杜鲁多母亲及兄弟拿的是演讲酬劳，只要WE从政府拿到的所有项目与捐款是因为与总理家庭特殊关系的话，这就抵触了利益冲突法。

在这个政府资助学生的9亿元大项目中，WE报出了1950万元的行政费用，数字如此之高，这里究竟是纯行政开销还是包括了WE机构及某些人的红利？虽然该合同已经解除，但其中的疑点不能不去深究。

杜鲁多总理又一次被调查，这固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同时也说明了加拿大操守专员制度对政府监督把关的积极意义。不管你是议员、部长还是总理，只要你试图踩线违规，总会有眼睛盯着你。自2017年以来，杜鲁多总理已就利益冲突问题“三进宫”了，前两次他都被裁定违规，但有惊无险过了关。现在他涉嫌再犯，如果又被裁定违规，他会汲取教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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