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如果在一年内，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领导的美国、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或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领导的英国生产出了3亿剂安全有效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谁会得到它们？印度的护士、巴西的医生，更不用说尼日利亚的公交车司机或坦桑尼亚的糖尿病患者，这些人能优先接种疫苗的可能性有多大？答案一定几乎为零。

各国之间围绕有限的病毒检测和个人防护装备供应展开的丑恶争斗，与它们围绕疫苗展开的争夺相比，将显得无足轻重。但是，如果一种疫苗要成为某些人想象中的救世法宝，它就必须让世界上的穷人和富人都能得到它。

任何疫苗在部署时，都应该尽可能地为公众健康创造最大利益。这就意味着在接种疫苗时需要优先考虑医生、护士、其他一线工作者，以及那些最容易感染病毒的人，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也无论他们的负担能力如何。

这也意味着在最初数量有限的疫苗的部署上，要通过用接种疫苗的人形成的“帷幕”包围感染群体，来消灭病毒——就像去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成功消灭埃博拉(Ebola)时所做的那样。

但在面对新冠肺炎时，这就像是一种空想。这场大流行病不仅没有使世界团结起来，反而暴露出国际社会不团结的危机。世界卫生组织(WHO)只能在其成员国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在人类面临100年来最严重的大流行病之际，它发现自己被夹在中美两国之间进退两难，这是国际秩序崩溃的迹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想象全球性的、合乎道德且有效的疫苗政策？

此前也有过这样的先例。药品获取原则是在艾滋病(HIV-Aids)流行时期确立的，当时，能够挽救生命的药品的最初定价远远高于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地区的病人的支付能力。

但在2001年，在所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公众健康多哈宣言》(Doha Declaration on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Public Health)中，世界贸易组织明确表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可以忽视专利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分级定价体系的形成，在该体系下，制药企业在较富裕国家中赚取利润，而在较贫穷国家中以更低的价格出售药品。

此外，有一些经过了实践验证的疫苗接种资助方法确实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成立于2000年，旨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该联盟会保证购买一定数量的疫苗，这样企业就可以生产现有疫苗，或开发新的疫苗，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产品会有市场。

按照类似的思路，本月有40个国家的政府承诺会拿出80亿美元，用于加快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生产和公平部署，以及这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目前已有逾80种新冠肺炎候选疫苗，其中部分疫苗已进入人体试验阶段。

接着是生产环节。诊断能力与个人防护装备的匮乏暴露出不设冗余的即时化生产制度的缺陷。必须现在就开始建立疫苗生产能力，即使这意味着有些产能会被浪费。也不能把现有的疫苗生产能力直接用于生产假如开发出来的新冠肺炎疫苗。因为这样可能无意中导致以前已经得到控制的疾病再次爆发，如腮腺炎或风疹。

疫苗生产还必须分散在世界各地，以确保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部署疫苗。

大多数疫苗是国际合作的产物。一种对抗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就是由加拿大发现、美国研发、德国生产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太可能——当然这也是不可取的——独占新冠肺炎疫苗。

即使研发出一种成功的候选疫苗，也不是所有人都想要接种它。

疫苗信任项目(Vaccine Confidence Project)主管海迪?拉森(Heidi Larson)表示，调查显示，多达9%的英国人、18%的奥地利人和20%的瑞士人不会同意接种疫苗。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对疫苗的信任度普遍较高，因为在这些地区传染病的影响更加明显。但在这些地区也可能会存在抵触情绪，尤其是当人们怀疑自己被当作小白鼠时。

在2011年的电影《传染病》(Contagion)中，应对一种虚构流行病的疫苗是通过一种基于出生日期的抽奖分发的。当一种能够对抗现实生活中的新冠肺炎的疫苗得以发现时，它必须作为一种全球公共品加以部署。

卫生专家估计，为地球上的每个人接种疫苗将花费约200亿美元，相当于大约两小时的全球GDP。这是世界上最划算的交易。我们希望世界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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