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当地时间7月3日前后，以加勒万河谷（Galwan Valley）为中心的中印西段边境仍然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在3日当天对拉达克首府列城西南藏斯卡（Zanskar）等地区的突然视察，更显出了新德里对拉达克沿线的高度重视。

此前，北京的《环球时报》与新德里的《今日印度》等媒体已不约而同地指出，中印双方经“一致同意”，已分批次组织一线部队“脱离接触”，更将“切实采取有力措施，促进边境地区局势降温”。

对分析人士来说，中印两国主流媒体散布的“局势降温”的情报仍是可虑的。中印两军已经沿着冰冷的加勒万河谷以及附近的高原地带部署了相当数量的兵力。解放军已在加勒万河谷1962年控制线以东部署了两个师约2万人的兵力，并在新疆留有约1万人的预备队。

印军也向拉达克地区增派了三个师，其前沿部队已有5个师辖15个旅，总兵力约在7万5千人上下。印方还在6月下旬增派了至少2千名“印藏边境警察部队”（ITBP）人员前往拉达克各据点，这使得印方总兵力已接近8万。

不可否认，解放军和印军也许的确在6月30日前后，于加勒万河口到什约克河（Shyok River）一带出现了“脱离接触”的局面，但印度《印刷报》、亚洲新闻社（ANI）已经指出，这种现状与加勒万河、什约克河涨水，印军缺少防水、防寒装备，不得不主动退出河谷阵地有关。

就在7月前，印军曾专门使用大型运输机，将6辆T-90坦克从列城沿公路部署到加勒万河谷西南方向。两军的战斗机、直升机也先后升空巡航加勒万河谷上空，在前沿展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加之两军第三次中将级对话也在7月1日再次无疾而终，这意味着中、印两军即便可以避免6月15日晚的流血冲突，但冰点下的对峙终究难以避免。而两军不同的战略、战术思路也决定了其行动方式的显著差异。

与印度军方宣传下的光鲜与武勇不同，印军在拉达克的第14集团军长期以来一直苦于后勤保障问题，其前往锡亚琴冰川的运输线也经常发生倒卖军需物资的案件。（路透社）

对印度来说，印军工程部队在2019年4月完成了纵贯拉达克东部，全长255公里，与1962年控制线平行的印度达布克-什约克-斗拉特别里奥地公路（Darbuk-Shayok-DBO Road），实现了对该地区的全天候机动。但印军派驻在山地尤其是中印边界的部队却仍不能充分展示这一设施带来的作战效能提升。

首先，在印度现任国防参谋长拉瓦特（Bipin Rawat）将军在2013年提出的针对中印边界的“山地打击军”方案破产之后，印方为不分散应对巴基斯坦，维持锡亚琴冰川战线的14集团军的注意力，选择在2013年后调遣ITBP与印军混编巡逻。此举虽然减轻了印军的补给压力，但严重削弱了印军在一线的作战效能。

其次，印军在拉达克地区仍只能依赖两条通向列城的季节性高速公路，并通过列城将人员、物资、装备等分派到前沿据点。这使得印军在1962年控制线以西的据点虽然得到了连接，但它们很容易被解放军前出火力点监测并切断。

再者，只有35%的印度军队具备在国内机动的能力，能够执行跨境军事行动的部队所占比例则更小，这使得拉达克前沿的8万印军看似人多势众，实际上则身陷孤岛，仍只具备进一步坚守据点的效能。印方的防御策略也只能继续避免解放军沿1962年进攻方向深入。

相比之下，解放军的前线兵力人数可能只有3万，这一方面与北京无意大规模增兵，引发印度紧张及误判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解放军改变作战方法，以致其在边境的行动无需依靠过多的人力投入。

中国在2010年后逐渐完善的公路与铁路网，可以使之将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迅速投送到中印边界。这种速度让主要依靠公路运输的印军颇为不安。在2020年6月，中国“中央电视台”还介绍了解放军空降兵军的一支旅级作战部队的全部人员、装备仅用数小时就从湖北驻地投送到了“西北高原”。它显示解放军的投送能力较之2017年洞朗危机时有了较大提升。

此外，中方一直在边境地区维持存在，并在2018年后修筑全天候设施及后勤保障仓库。这使得解放军正在逐渐依靠其军事、后勤、交通等便利逐渐改变交战规则，并逐渐占据主动权。

解放军的目标旨在屈服敌方的军事与政治意愿，而非掠夺1962年控制线以西的领土。更不用说随着交战规则的改变，解放军战略支持部队的电子战能力可以屏蔽并破坏印度陆军和印度空军的通信、命令与控制、情报、监视侦察、天基定位、导航和计时系统，中方也不会与印军在21世纪重演一场1962年式的低技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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