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扩大，科学的存在感明显提升。如今，如果政治、社会不与科学保持一致步调，赢得漫长的“战斗”将无从谈起。

“犹如过去的政事需要祭祀活动一样，如果在文化国家的政治领域，科学并未渗透到深处，并密切交织在一起，国运的适当发展将难以指望，国防安全或许无法得到保障”（《自由画稿》）

1935年，日本物理学家、作为随笔作家也很着名的寺田寅彦在题为《政治与科学》的论文中如此写到。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像美国和巴西那样轻视科学的为政者的国家的人为灾害扩大，观察这种现状，深切感受到即使过去85年也并未褪色的深邃洞察力。

虽然日本的疫情再次开始扩大，但到目前，感染者人数相比世界其他国家仍处于较低水平。尽管如此，日本民众对政府应对新冠病毒的评价并不高。原因之一看起来也是政治并未充分利用科学。

评估风险是专家的责任。而根据评估确定应对风险的具体政策则是政治的职责。但是，日本从避免“3密”的对策到提出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新生活方式”，向国民发出呼吁并显示出存在感的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专家会议的科学家。

担任对策专家会议负责人的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所长胁田隆字在6月下旬专家会议解散时表示，“由于危机感而变得积极”，表达了对专家会议过度冲到前面的反思。但是，也可以说不想承担责任的政治并未充分利用“专家”的权威。

政治和科学的距离如此遥远。活跃在情感世界里的东西也存在于政治的世界。政治学者、东京大学教授宇野重规表示，“政治家并不认为科学思考很重要。对于科学，存在根据结果是否有用、是敌对还是友好来作出判断的倾向”。

对于类似新冠病毒疫情的非常时期的决策，科学思考非常重要。在未知的危机面前，任何人都没有正确答案，或许有时会犯错。

此时，能让方向向正确的方向转变的只有客观的数据和分析。之后加以验证之际也是如此。基于逻辑性、合理性和透明性的科学，本来与民主主义非常契合。

科学家方面也存在问题。4月中旬，提出人与人接触“减少8成”的北海道大学教授西浦博发表估算称，“如果不采取任何对策，国内将有超过40万人死亡”。随即出现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只是一个专家的看法，并非官方见解”的一幕。

随便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表足以令政权感到惊慌并加以反驳的令人震惊的数字，这种做法很不适合政治机制，看起来很天真。或许是因为政治和行政不愿意倾听。但一般来说，正常的做法应该是通过数据和算式模型提出估算的根据，坚持不懈进行游说，促使政府与民众共享危机意识。

虽说此次日本的专家会议是从使命感出发，但仍是缺乏法律依据的立场，在约4个月里持续发出具有影响力的消息。在这里，看不到政策责任的所在。

面对疫情大流行，瑞典采取了不改变日常生活的“集体免疫”战略。以老年人为中心，当初导致大量死者的政策遭受全世界的批评。但是受到本国国民的信赖。作为公共卫生局的负责人、领导新冠病毒对策的流行病学者连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利用最新的数据详细加以说明。政治与科学充分联系，适当的风险沟通得到贯彻。

而在德国，作为物理学者的默克尔总理亲自成为政治与科学的“桥梁”，通俗易懂地向社会传播政策。

科学并非绝对正确，实际上只不过是最可靠的知识的汇聚。牛顿在17世纪后半期构建了物理学的基本体系。但在那之后，一部分被20世纪登场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否定。即使这个相对论，也未必会永远正确。

因新型冠状病毒而每天发布的大量研究论文也归根结底只是在发布阶段显得可能性较高的假说，围绕药物的效果，有时也会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

美国核物理学家阿尔文·温伯格(Alvin Weinberg)在1970年代提出了“超科学”(trans-science)这个概念。指出了即使能通过科学加以研究，但仅凭科学难以给出回答的“科学的极限”。

的确，在21世纪以后，这种领域正在增加。不仅是未知的传染病，还包括地球变暖、异常气象、人工智能（AI）和生命科学的威胁等。即使追求正确答案，科学家之间也存在意见分歧，还成为地球变暖怀疑论等错误观点的温床。要应对“超科学”领域，不能仅仅依靠科学。科学家也需要与政治、社会进行对话，同时探索最佳答案。

政治、社会要应对前景难料的未来社会，必须准确掌握科学的本质，充分借助科学的力量。如今不是掌握科学的知识，而是应该积极提升了解观点和极限的“科学素养”的时候。

科学家也不能不屑一顾，认为对深奥的问题进行说明也没用，应该担负利用数据耐心加以说明的责任，应自觉负起为社会做贡献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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