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老万,全名万兴富,一个生长在长白山下的东北人。我1957年出生,大半辈子都待在靠近中朝边界的小城延吉。最辉煌的时候,我当过老家一座砖厂的厂长,低谷时也曾欠了一屁股债,为生计远走他乡,在法国巴黎的餐馆里刷盘子、做料理。回国之后,我还用打工攒下的钱创过业。
58岁那年,已经快到退休年纪的我第一次接触到摄影,从此痴迷得一塌糊涂,把爱好当成了一门事业在做。为了拍出好看的作品,我把镜头对准了家乡的长白山,各种自然美景、飞禽走兽,遇到啥拍啥,半路出家的我,如今也成了一个网红摄影师,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每年还能挣个上百万。
我这人属于笨鸟先飞的类型,入一行学一行,一直被命运推着向前,倒也得到了老天爷的犒赏。记得17岁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正巧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一毕业就被下放到农村,先是在村里开拖拉机,后来又转到乡镇企业开汽车。
我打小勤快,有什么事总是抢着干,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都很喜欢我,我在乡镇企业干得不错,28岁便被提拔为单位的工会主席。
工会要在每年春季和秋季组织旅游,我是个特别爱玩的人,虽然以前学习一般,但在地理方面很感兴趣。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没有智能手机,更没有在线导航这些新鲜玩意儿,我总是抱着地图册翻来翻去,研究去哪个城市要如何坐车、买票,打听别处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即便很多地方从来没去过,也能做到心知肚明。
领导很看重我这点,把出差有关的活儿都交给我做。每次他们去外地考察,无论是单人出差还是集体出差,总愿意带着我。这样一来他们特别省事儿,吃喝拉撒睡都被我安排到位,我人又跑得勤快,很受大家伙儿信任。借着出差的机会,我早早地去过了海南岛、桂林这些好地方。
这是我28岁时在海南三亚的留影,当时身在企业,还是一身西装打扮。
1991年,我34岁,再一次得到了向上跃升的机会。当时我所在的企业有个下属砖厂缺厂长,那家砖厂年亏损高达20万,可以说是一个烂摊子,即便如此,还是有好多人在竞争厂长的位子。领导觉得我人不错,心眼儿正,想把我推上去做厂长。那时我还很年轻,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么一个机会,没有丝毫犹豫就接下了,心想既然公司信任我,那我一定干出个名堂。
进厂之前,我对制砖技术和流程一窍不通。为了维持砖厂运行,我请回了大批已经从砖厂退休的技术人才和干部。打听到山东临沂有不少懂烧砖的工人,我又亲自跑到山东联系包工头,请人帮忙寻找靠谱的烧砖工。
因为用人得当,原本一年只能生产200万块砖的小厂,在我接手第一年便生产出800万块红砖。这件事在老家一下子出名了,大家都在说,“你看人家管的厂子,砖又结实又好看。”
热火朝天地干了两年,国家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在国企改制的风口下,我把砖厂承包了下来。因为我是乡镇企业内部职工,又是个实诚人,公司很信任我,特许我不用交抵押金,只需要在年末向公司交24万就行。那会儿我们都没啥钱,家里没什么积蓄,我跑去银行贷了14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还买了辆解放车,用作砖厂的运输车。
在过去几年经验的支撑下,厂子再度迎来春天,一年最高生产过1000万块红砖,市场非常好。那是九十年代初,我一年到头已经能有个二三十万的收入,甩开“万元户”十几条街。
1994年前后,听说五十公里外的一户人家出了车祸,养不起孩子,我媳妇和侄女二话没说跑去将这户人家的小女孩抱回来。一切也特别有缘分,原本我们都担心贸然带回一孩子,我妈会不同意。结果小女孩到了我们家一声没哭,老太太见着这情况,说:“进了老万家的门,以后就是老万家的人了。”我和媳妇都特高兴,跟大家忙前忙后,一起给孩子办理了收养手续。
姑娘长大后与亲生父母相认,有两个爸妈爱着她,从左到右分别是我、我夫人、女儿和她亲妈。
我们家条件越来越好,一直在走上坡路,可惜这样的好景只持续到1995年,红砖市场开始走下坡路了。加上客户欠账太多,公司资金周转出现问题,而我依然后知后觉,没有料到之后的形势有多严峻。
我们是乡镇企业,大约有100个员工,都来自农村,到了冬天,家家靠烧煤取暖。当时新上任的总经理和我是好朋友,他和我说,希望我能拿出十万元,给每一家员工分六吨煤炭,借此稳住员工,相当于每家员工白得一千块钱福利。我特别傻,想着自己有钱了,也应该回报社会了,就满口答应:“行!”
延吉冬天非常冷,我不忍心看到工友们挨冻,连续两年掏钱送煤当福利,却没曾想自己即将破产。
彼时总公司又新接了一个工程,朋友资金困难再度向我求助,我连个欠条都没打,就把家里的49万存款全部借出去了,想支持一下朋友和总公司。本来说好春天借秋天还,结果一到秋天还钱的事也没影了。1996年,因为资金链断裂还不上款,我的公司被法院起诉,砖厂被没收,朋友跑路,我也失业了,不仅没了厂子,还倒欠员工和其他朋友22万。
想着员工在窑洞里忍受着近50度的高温工作那么久,我实在于心不忍,把自己唯一的一套房子卖了,十几万买来的一辆二手皇冠3.0T轿车也以三万多的价格转手,总算凑齐了22万。一夜之间,我从天上摔到地上。那个年代欠钱跑路的老板有的是,我很庆幸自己的良心没坏,脑子里整天在想着新出路。
我的大儿子刚上大学,养女才上小学,家里负担特别大。烦躁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到河边散步,看到河坝光秃秃一片,一棵树也没有,我突发奇想:要不种树去吧,兴许能挣些钱。
这是家乡珲春老龙口水库,当年的大河坝就像这般荒凉,只生长着一片芦苇。
那是1997年春天,我把捡来的杨树条插在自家的三亩地里。可树苗不是一下子就能长大卖钱的,为了维持生计,我媳妇开着小三轮车,拉点辣椒之类的蔬菜出去摆摊,一个月也就挣几百块勉强维持生活,连晚上吃的面条都是用菜换来的。
好在东北的土壤肥沃,特别适合树苗的生长,一年时间,树苗便长到一米多高,能卖一万多。那年正值国家号召植树造林,我心想可算是逮上一个机会了,靠自己和家人种了三万多棵树,看上去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五年后,因为村里人在河边放火烧野草导致火势蔓延,将我种下的已经有手腕粗的三万棵树苗殃及,只剩下十分之一存活,希望又一次破灭了。2002年,日子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也找不到其他好出路,我有了出国打工的想法。我向来是个很顾家的人,家里的重大决策多是我来做,家人都相信我的判断,同意我出国闯闯。
那时在延吉,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在国外打工的人,大多集中在韩国和欧美国家,听说能比在国内挣不少钱。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欧洲,在朋友的介绍下一个人办了去法国巴黎的旅游签证,后来又转为工作签。
45岁,我只身一人来到巴黎,不会说法语,凭借多年在外地旅游的经验很快适应了异乡生活。
在巴黎,我做的第一份工作是中餐厅的洗碗工。我一直是个勤快人,受不了埋汰,每天都把厨房擦得干干净净,老板很喜欢我。他经常说,店里二十多个洗碗工,我的年龄最大,但其他人没有像我这样干活又干净又快的。
法国的工资比中国高很多,我每周上五天半的班,一天干满八小时,一个月工资换成人民币(专题)大概有8300元,这在国内是不敢想象的事。工资到手我自己只留两千,其余都寄回家里。
生活在慢慢好转,但我在巴黎还是忍不住掉过泪,常常在反思,自己当初究竟是图啥呢?如果好好把握住生意,不把钱随便借出去,能走到今天吗?但现实不允许人后悔,我能做的只有把握当下。
这是透过车窗拍的法国郊区,会让人联想到老家的样子。
洗碗工干了一阵子,我转到一家日本(专题)料理店做起了串烧配料工。餐厅的师傅们对于杀鱼这类活儿都不太愿意干,如果有人帮他,他会特别开心。
杀鱼对我来说不是难事,我就主动帮着干,这样一来,大师傅很乐意把经验交给我,我边干配料边学习厨艺,手艺越来越好。一年后,大厨师离职了,老板直接把我升为厨师,工资也从原来的八千翻倍到一万六。
毕竟之前辉煌过,我心里多少还有点野心,在餐厅干了三年后,我的厨艺不断长进,越来越不想给人打工。我留意到巴黎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专题)和打工客在租房,于是动起了脑筋,盘算着租房行业利润如何。当时转租一间房子每月可以赚一千多差价,若是把整栋包下来再转租,收益相当可观,就这样,我做起了家庭旅馆生意。
与此同时,我也没有浪费在日料店学的手艺。2003年,日料慢慢在巴黎兴起,巴黎懂日料的厨师并不多,因为我的日料厨艺也算有点名气,一些老板纷纷带人来找我学习。日料的菜系不复杂,我一次收三五名学生,培训个十天,他们都能学会基本操作。
我在巴黎利用三年时间掌握了日本料理,这是在后厨操作台的留影。
为了更加充分地利用食材,我要求学生在每堂课上做的日料都以外卖的标准去做,做完要实打实地通过外卖配送给顾客。每个学生五千学费,再加上家庭旅馆和外卖,我每个月的收益能达到四五万,是普通打工者的好几倍。
我同时做三份工,但其实自主性很大,空闲时间还是挺多的,没事就去街上转悠。我不太懂法语,靠的是脑子里的活地图,巴黎的任何一条街我都非常熟悉,那里的艺术氛围很浓厚,我总爱去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观赏,这些建筑几乎都印在我的脑海里了。
在不上班的日子里,我在巴黎的街头到处溜达,这是在巴黎卢浮宫前。
2005年,儿子大学毕业想留学,我强烈建议他来法国,巴黎人文气息浓厚,他来了还可以和我在一起(电视剧)。孩子很懂事,知道家里破产了压力大,自己申请了公办留学,到北京办完手续后一个人飞来巴黎。
我和儿子一起待了两年,等到2007年的时候,实在很想回国和家人团聚。我在巴黎已经待了整整五年,这五年我大概挣了一百万人民币。五年前在那场大火中存活下来的三千多株树苗也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我将它们卖了,又挣了四十多万,这些钱让我有了回国后重头再来的资本。
好多人建议我在国内开一家日本料理,但开餐厅的投资太大了,很有可能亏本,经历了工厂倒闭后七年多的人生低谷,我很难再想象失败后该如何熬过去,不想再冒险了。我的计划是创办一家留学中介,在巴黎开的旅馆里住得最多的便是留学生,我很喜欢和他们闲聊,看得多听得多,我对留学的门道多少也知道些。
有了想法以后,我跑到北京联系了一家靠谱的留学机构,和他们合作招生。我负责拉人头,他们负责代办留学手续,前后一共也才花了两万块本金。不过在延吉这样的小地方,留学的人并不多,通过我们联系去欧洲旅游的朋友倒是不少。于是三年后我又把留学中介改成了旅游中介。钱没挣到太多,总体上也还过得去,安稳退休肯定没问题。
从巴黎回来后,我又陆续带人到意大利、瑞士等国家游玩,这是我在罗马梵蒂冈街头。
201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国内的老同学聊天,他正好在花园摄影,让我好奇的是,他不是拍荷花最美的一面,而是盯着荷花,等到只剩一片花瓣在风中飘荡的时候才按下快门,拍下花瓣脱离的那一瞬间。
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摄影,经朋友这么一通介绍,我突然觉得特别有意思。荷花这么漂亮,谁都拍过,可唯独最后一片花瓣脱落的那一刻才是他要的镜头。我寻思着,既然一朵即将凋零的荷花都可以拍得这么好,如果再将图片动起来,效果一定会更不错。朋友拍照片,那我不如做视频吧。
我因为荷花与摄影结缘,但相比于静态的照片,我更喜欢拍动态视频。
我属于永远停不下来的性格,想再干一番大事业,感觉搞摄影既有意思还可以赚钱,我很快就行动了。2014年春节刚过,我在几番考察后有了开办传媒公司的想法,打算招几个人一起边干边学。
我专门跑到北京买了20多万的摄影设备。前后一个包,左右各挂一个包,手里还提俩包,一共带回来六大包的摄影设备,包括十二米长的大摇臂,当时索尼S700最先进的4k版本,后来又加了无人机,陆续投入了一百万,大家都说我傻了。我确实有点傻,因为不了解摄影,好些设备买来压根没用上。
公司成立的时候,只有我和四个年轻人。除了一个男孩子曾经做过婚纱摄影,其余三个和我都没有任何的摄影经验。我说:“今年老板一分钱都不挣,挣的钱全是你们的,前提是你们听我的,和我一起干活。”
依靠还未停止营业的旅行社收益,我给他们每月开两千元工资,并且给大家承诺,只要相信我好好干,年底就给大伙儿分红。
这几个年轻人都很有干劲,有一小孩每天晚上都工作到十点之后,一直在研究视频拍摄、剪辑。年轻人学东西快,一个人学会了,就教给我和其他人。作为老板的我,反而向他们学习到特别多知识。
第一年,因为没有经验和名气,我们只是时不时帮忙拍摄一些简单的舞台视频,或者免费为政府部门拍宣传片,用来积累经验和人脉。但一直不接单也不是办法,有次一个人推荐我做个三分钟的商业片,我立马接了。
片子快完成的时候对方才和我说,原先答应的3000元片酬需要分给别人600元回扣,他自己也要赚一些,最后到我手上只有1600元,这就是公司第一年的全部收入。
我在拍摄延吉的城市风光,在最初的两年,为了锻炼团队打开门路,我们做了不少关于延吉的宣传片。
队伍和设备都组建好了,就需要多拍多练。我们没有闲着,用购买的超大无人机,把整个长白山延吉市的夜景都拍下来了,将素材剪成一个三分钟左右的片子,给它起名叫“上帝视角看延吉”。没想到这个片子在延吉地区一下子轰动了,还被拿到重庆的一个展览上展播。
2015年,因为接了一个生态宣传片,我又开始接触野生动物拍摄。延边珲春有片湿地,每年有数十万大雁在那里停歇,野貂、丹顶鹤也都栖息在那儿。我拉上团队五个人,从2月25号一直拍到3月10号,用半个月的时间拍下许多野生动物素材。
拍完又找来不少好的片子,模仿它们的创作手法,一步一步剪出第一个关于野生动物的成片《生态延边,候鸟天堂》。
每年秋季,我都会来珲春敬信湿地拍摄大雁,上万只大雁在镜头前呼啸而过形成的“鸟浪”非常壮观。
我把拍好的片子送到宣传部门,没想到第二天便接到电话:“老万,你来一趟。”挂断电话,我能感觉到是有好事了,但过去的路上心里特别没有底气,一直琢磨着,要不就试试报价二十万,和他们谈判承包制作珲春的宣传片。
可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片子把政府部门打动了,最终以七十万的价格将整个宣传片工作交给我们。
从来没接触过这么大的单子,可把我们五个人高兴坏了,大家都很有干劲。那一年,公司赚到了整整90万,我这人不抠,把50万分给了员工,带头教我们技术的那小孩20万,其余三人各10万,这在我们延吉地区算是高工资了,我自己则用剩下的钱买了辆车。作为老板,我虽然没留下多少钱,但把陪我一起进步的核心人物都留住了,这也是一种财富。
公司成立第三年,延吉附近各县市的宣传部门陆续开始找我们做片子。我一直秉持质量和信誉第一的原则,我们有个习惯——即便两年前的片子,也有留底片的习惯,这样可以随时为顾客提供修改服务。公司发展越来越好,逐渐成了地方文化产业的龙头,在赚钱之外,我也越来越喜欢拍野生动物了。
虽然事业已经过了早期的难关,我还一直坚持着最初的那股勤快劲儿。我经常在长白山上行走,对那儿的野生动物十分了解。
知道许多鸟在正午艳阳高照的时候不爱出来,清晨才是他们的活动高峰。所以我常常半夜两点多出发赶往珲春,赶在太阳出来前,拍到鸟或者其他动物的画面,六点多再回公司继续上班。
为了赶上动物出来活动的时间,我几乎每次都会选择在凌晨驾车出发,前往拍摄地。
拍摄是个细致活儿,拍一遍不满意、两遍不满意、三遍还不满意的情况是常态。为了拍到一个满意的动物镜头,我们只能忽略这些数字,直到拍完美为止。去的次数多了,我和动物都有了感情。
我曾经在长白山上见过一只狐狸。有段时间连日下雨,狐狸估计在大山深处找不到吃的东西,跑到长白山景区内觅食。景区的工作人员发现后,立马把这事儿告诉我。
出现在长白山浮石林景区的那只狐狸,毛色非常好看。
第一天没有把狐狸拍好,第二天再来时,我特意提了份鸡骨架,效果很好,狐狸很快和我熟悉起来。每天一到山路口,我“呼呼”地唤一声,它便从林子里钻出来,和皮球似的,我走到哪它都跟着我。
从那以后,我每次都带上足够狐狸吃上几天的食物。它特别调皮,从我手上夺走食物后,立马跑到到前面五十多米远的雪地里,挖个坑把食物埋起来,然后又屁颠屁颠地向我跑来。难过的是,过了一段时间疫情暴发,狐狸估计失去了盼头,到其它地方找吃的了,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它。
狐狸比较少见,我最常拍的动物是鸟类,对于鸟类的习性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在长白山,特别凶狠的猛兽一般都在很深的腹地,我们至今还没有遇上过野生熊、东北虎这类猛兽,我特别想拍到这些动物,可遇上的机会太难得了。
相比于野生动物,长白山上的自然环境更加危险。冬天的时候,一片白雪皑皑的,雪有一米多深,一不小心就容易掉到雪坑里。我习惯每次上山都约一个同事或者朋友,两人好相互有个照应。前年冬天,我在上山途中不小心陷入雪地的大坑里,离前面的伙伴还有一百多米远,呼叫太困难了,好在旁边有根树条,最终顺着树条安全爬了出来。
在前往延吉仙峰国家公园的路上,我拍到偶遇的狍子,我们常常第一时间停车拍摄偶遇的野生动物。
今年年初,我还在长白山景区发现了特别难得的紫貂脚印。冬天的长白山,天寒地冻的,我穿着羊皮袄,和同事在山上支起个帐篷,蹲在里面等待紫貂的出没。
连着守了几天也不见紫貂踪影,就在我冻得快不行了,已经打算放弃准备返回时,紫貂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把大家激动坏了。我将拍到的第一个紫貂镜头发布在抖音上,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野生紫貂的踪迹很难寻,我拍摄的野生紫貂视频被人民网抖音号转发。
为了完成一个类似这样的视频,我几乎每周都要去四次长白山。我对视频显得要求很高,很少能够在短短一两天的时间拍摄到满意的片子,更多时间是等待,等一个好机遇,才能够抓拍到动物打动我的一瞬间。
我喜欢把在长白山上拍摄的野生动物画面做成微型纪录片,加上一些花絮发在抖音上。这个过程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应该怎么样将拍到动物画面与人相结合,串联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许多野生动物的片子里,大家可以经常发现我的身影。我一直觉得要在视频中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光有好看的画面还不够,比我拍得好的人太多了,我希望短短的五分钟视频所展现的是既有动物,也有人参与的故事。许多人都会好奇我是怎么拍这些画面的,把我和动物之间的故事说清楚了,观众也就放心了。
这就是我工作时的样子,正趴到冰面上拍摄湖边的小动物。
截止到今天,我拍摄的四集紫貂小纪录片在抖音的观看量已经接近6000万,我也涨了150万粉丝,真是个奇迹。因为这个视频,新华社,好多电视台,报社都跑来采访我。我从没想过自己拍摄的野生动物能有这么大的曝光量,真的特别开心。
我一直都很支持公益事业,前段时间还参加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组织的“修复一代”影像作品征集活动。
最初拍摄大雁的时候,我被成群候鸟栖息的美景吸引,觉得它们拍下来真好看。后来我的心态逐渐变化,觉得动物之间的交流,互相关心、亲热或者掐架,还有它们的各类习性其实也非常有意思,我想把这些画面记录下来,让人们有意识去保护。
为了把我对动物的影响降到最低,我还给自己设计了一套用棉纺织品制作成草料模样的吉利服,穿上它就能像狙击手一样隐藏好。
在户外拍摄野生动物时,我都会穿上自己准备的这套衣服,尽量和环境融为一体。
拍摄野生动物七年,我用坏了十几台无人机,报废了一辆小汽车,跑了50万公里的路,这真的是一个费时、费钱、费力的活儿,我常说这就是傻人干的事儿,不过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现在在公路上偶遇野生动物,我不再会有最初的那种强烈兴奋感。但我依旧很确信自己会坚持拍摄下去。我今年65岁了,已经渐渐将公司的事情交给当年和我一起创业的伙伴们,我想专注于野生动物拍摄,不想像同龄人一样过上退休的生活。
人到一定年龄要多活动多动脑筋,这样大脑才不会沉睡。我这人不爱抽烟、喝酒,也不会打牌、打麻将,就喜欢捣鼓点事儿干。一直以来,我都在不停地接触新鲜的人,新鲜的事,我不想让自己落伍于时代,要把这辈子剩下的时光用好了才行。
每次出门我都会背着我的摄影设备,因为镜头很长,我习惯叫它“大炮”。
我以前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自己拍摄的长白山纪录片能够在CCTV9纪录片频道播出,让全国人都知道我们延吉的长白山有多美,我们这里的野生动物有多可爱。
如今,我拍摄的野生动物视频已经登上了央视一套和九套,虽然还不算真正的纪录片,但这是个很好的开始。我盘算了一下,如果按照活到80岁算,我还有15年时间去拍摄,这个目标并不是太遥远,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实现,让更多人通过纪录片看到大自然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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