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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逝者”是一个杰出人物讣告系列，这些在1851年以后去世的人物，在当时没有得到时报的讣闻报道。
1945年，舞蹈家陈锡兰将她的回忆录草稿寄给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并附信询问她为何难以引起出版商的注意。
赛珍珠解释说，问题在于，虽然陈锡兰在中国革命时期曾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共进晚餐，在苏联莫斯科曾与诗人朗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谈过恋爱，并曾在好莱坞为制片人约瑟夫·曼凯维奇(Joseph Mankiewicz)工作过，但实际上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赛珍珠说，一个在特立尼达长大的混血女孩，在莫斯科大剧院学习芭蕾舞，并为《安娜与暹逻王》（Anna and the King of Siam, 1946）等电影编舞，这个自传太专注于她自己了。
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在回信中写道，“也许你提到的那些名人的最新进展或对他们的更深入的看法，能让普通读者对你的书感兴趣。”
陈锡兰不同意要在自己的人生故事中扮演次要角色，1984年她出版了回忆录，起了一个调皮的标题《历史的脚注》（A Footnote to History，Dance Horizons出版社）。
据信，陈锡兰于1909年3月20日出生在特立尼达，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不确定我今天是多少岁。”她解释说，她的母亲向选角导演谎报了女儿的年龄，所以有了和记录不符的伪造文件，其中一些记录说她出生于1905年。
她的父亲陈友仁是一名中国外交官和律师，后来参与了在武汉建立革命政府。她的母亲爱葛莎·爱芳茜·甘东(Agatha Alphosin Ganteaume)是非裔克里奥尔人，在特立尼达的修道院长大。
陈家由于陈友仁的律师生涯而富裕起来，他们住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的一个可可种植园里。
锡兰小时候被称作西尔维娅，喜欢看种植园工人将可可豆在脚下踩碎，有时也会参与其中，和他们一起踩收获的可可豆。“这是我最早的关于舞蹈体验的记忆，”她写道。
1911年，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成功领导反清革命。在孙中山的鼓励下，锡兰的父亲移居中国，帮助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国家。陈家的其他人则留在特立尼达，后搬到伦敦，孩子们将在那里完成学业。
在那里，锡兰在著名的斯特德曼学院(Stedman’s Academy)学习舞蹈。“我是最年轻的成员，”她写道，“来自殖民地，可爱又娇惯。每个人都宠着我。”
在第一次公开表演中，她扮演了一朵洋牡丹。最终，她成为了学校非白人角色的首选舞者。她首先在《仲夏夜之梦》中扮演一名印度男孩，然后在改编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扮演小奴隶托普西。后来她将种族的神秘莫测作为一种表现手段，创造了体现众多民族的舞蹈动作。
1926年，母亲去世后，锡兰、她的两个兄弟和她的妹妹来到中国与父亲团聚。次年，蒋介石清除国民党内左翼和共产主义分子，迫使她全家逃往莫斯科。到了那里，陈锡兰开始在莫斯科大剧院(Bolshoi Theatre)的舞蹈团学习芭蕾，但她很快发现它的方法过于刻板，俄国教练也吝啬于给出赞美。“每一个动作都必须做得完美无缺才能免受责罚，”她抱怨道。
陈锡兰得知一位实验编舞家因拒绝遵守党的路线而不再受到苏联艺术评论家的青睐。他的名字是卡斯扬·戈莱佐夫斯基(Kasyan Goleizovsky)。“这是我的男人，”陈锡兰写道。
然而，戈莱佐夫斯基偏爱性化的编舞，有人评论陈锡兰的种族注定使表演性化。正如学者S·阿尼·穆克吉(S. Ani Mukherji)所写，一位苏联评论家评论陈锡兰说：“她的外表甚至让人想起黑白混血儿……而且就像黑白混血儿一样，她在观众中挑逗着她选择的男人。”
苏联报纸评论说，她的舞蹈没有加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这让生活相对富裕、享有特权的陈锡兰尤为不安。 “我从来没有费心去问自己‘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她写道，“因为到目前为止，这好像根本与我无关。”
这些批评对陈锡兰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她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成了一名意识形态观念很强的舞蹈编导，在莫斯科新成立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Communist University of the Toilers of the East)选修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作为工作青年剧团(Theater of Working Youth)的成员，她开始为工厂工人教授夜间舞蹈课程；她说，院长给她这个职位是为了“帮助我打破资产阶级背景”。
1933年夏天，陈锡兰在苏联中亚地区巡演，迷上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民间舞蹈。那年12月，她在莫斯科举办了一场个人舞蹈演出，致力于代表由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团结起来的新的多民族人民。
“在她本人和她的舞蹈中，她是觉醒的东方新女性，”她的哥哥陈依范在演出笔记中写道。
在莫斯科，陈锡兰遇见了哈莱姆文艺复兴诗人朗斯顿·休斯，休斯当时在苏联拍摄关于美国南方种族关系的电影《黑与白》(Black and White)。两人开始了一段暧昧的友谊（休斯的档案中充满了写给她的信件），不过陈锡兰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只是顺便提到他，她写道：“兰斯顿曾经是个水手，走路也像个水手。”她还附上了一首他写给她的诗：“我很伤心/为了半个吻/用半支铅笔/写下这首诗。”
陈锡兰后来遇到了美国电影专业学生杰·莱达(Jay Leyda)，他当时正跟随苏联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学习。两人在列宁格勒相恋并且度了蜜月，1937年搬到纽约，莱达被聘为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助理电影策展人。由于《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陈只得每六个月离开美国一次，并重新申请入境。
在纽约，陈锡兰加入了社会主义的新舞蹈剧团(New Dance Theater)，并且最终确定了她的剧目，其中包括歌颂中国穷人和工人阶级（一个乞丐女孩，一个“人力车苦力”），谴责资产阶级人物（她在笔记中写着“一个沙文主义的美国女士”和“‘附庸风雅’的艺术家”）的舞蹈。她还向美国观众介绍来自苏联中亚的舞蹈。
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1937～1945年），她在美国各地巡演，为美国援华会(China Aid Council)筹集资金。《纽约邮报》(The New York Post)刊登了一篇关于陈锡兰的文章，标题是《中国女孩用宣传之舞对抗日本人》。
尽管她努力把话题引向穷人面临的困境，但记者、演出发起人和同事们仍在突出她的性感和异国情调。1938年，由美国和平与民主联盟(American League for Peace and Democracy)主办的一场演出的传单上写着：“与异国舞蹈家陈锡兰共度‘中国一夜’。”《纽约时报》的约翰·马丁(John Martin)在谈到她那一年的纽约首演时说：“她有迷人的外表，身材苗条，面容活泼生动。她的动作干脆利落，聪明坚决，带有她的种族所特有的清晰和精确。”
1959年，陈锡兰回到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在她所描述的“新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的激励下，她编排了一出名为《胡同》的芭蕾舞剧，歌颂北京的街头文化，突出表现她看到的孩子们在外面玩的游戏。伴奏是比才(Bizet)的钢琴组曲《儿童游戏》(Jeux d’Enfants)。
但是中国当局谴责陈锡兰选择西方音乐的做法，这些批评让她沮丧，因为这种文化的借鉴和融合是她舞蹈哲学的核心。此外，作为一个致力于建立国际团结的混血社会主义者，这也是她对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的理解。
1996年3月8日，陈锡兰在加利福尼亚去世，她深刻地思考了在这个世界上活动的意义。她留下的遗产是这样一种信念：身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只要它对人们的节奏保持开放。
在回忆录的结尾，她写道：“我们的地球很大，但人们似乎总是试图约束彼此。生存的技巧是保持灵活性；在爱你的人的帮助下，你继续前行，在本应是一个整体的三个世界当中找到一个发挥创造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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