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兆武（1921.9 - 2021.5.28），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曾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著有《中国思想发展史》《历史理性批判论集》等，译有《西方哲学史》《社会契约论》等。

5月28日，又有两位大师永远离开了我们。

谨以此文，纪念两位先生与其他近期去世的生于20年代前后的学人。

何兆武和章开沅两位先生的一生，都是纯粹学人的一生。

1921年9月，何兆武先生在北京出生。

1939年的战乱时期，他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

那时，他受到钱穆、陈寅恪、雷海宗等学者的影响，对历史哲学、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萌生了做相关研究的念头。

在1943至1946年间，他又跑到西南联大外文系，相继跟随吴宓与美国教授罗伯特·温德（Robert Winter）攻读研究生，亦对哲学和文学方面有深入涉猎。

◆ 章开沅（1926.7.8 - 2021.5.28），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1946年10月肄业于金陵大学历史系。1951年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并于1985至1991年间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著有《辛亥革命史》《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等。

这段求学生涯对何先生影响很大，他后来在《上学记》一书中回忆说：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

◆ 《上学记》是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史。书中叙述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他学生时期的往事，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对我们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作者：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06年

1956年之后，他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担任侯外庐的助手，又因对马克思主义和思想史的了解，而被指派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80年代后，他在哲学和历史领域做了大量翻译研究，接连翻译了多部经典哲学作品，如卢梭《社会契约论》（1980年版）、帕斯卡尔《思想录》（1985年版）、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1990年版）等。

◆ 《社会契约论》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它探讨的是政治权利的原理，主旨是为人民民主主权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何兆武先生在1956年被指派翻译此书。作者：[法]让-雅克·卢梭 译者：何兆武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03年

同时，何先生非常关注西方当代史学理论研究，独自或与人合作翻译出版了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卡尔·贝克尔的《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等一大批学术著作，可谓是译著等身。

我们今天能阅读到很多西方思想典籍的译文，何先生居功至伟。

很多今天广为人知的名句都出自何先生的精妙翻译，比如：

1986年后，他出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凭借对历史理论的深入了解，他先后出版了多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学理论著作。比如集合了他历史理论和多本书籍译序的《历史理性批判散论》，以及集中收录了其历史学理论和思考的《历史与历史学》。

与何先生相对顺遂的早年求学之路相比，章先生就要坎坷一些。

章开沅先生1926年7月生于安徽芜湖。

1946年他到金陵大学（1888年在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历史系求学。可还没有等到毕业，他就参加了革命，大学也只能以“肄业”做结。

◆ 章开沅先生年轻时的照片。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1949年，他前往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工作。

章先生对史学研究兴趣的形成，与何先生正好相反。

何先生是求学时便已有了兴趣，而章先生却是在历史教学的工作中才逐渐喜欢上了历史学。

在1956年前，由于知识水平只有大学二年级，章先生在应付课堂教学时很吃力，用他的话说：

“试想，一个只读完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要独立地为大学本科生，甚至为在职中学历史骨干教师开课，而且经常是每周3门课（历史、政治、教育三个系分头上），总共13个课时，那是多么勉为其难。”

然而，通过不断的学习，阅读《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稿》《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各种参考书，并提升授课技巧，章先生度过了这一艰难时期，还从中找到了史学研究的乐趣和自己的首要研究方向——辛亥革命研究，特别是张謇研究。

“文革”结束后，章先生成为了第一批博导。不过那时，在所有博导中，他算是年龄较小、资历较浅的“小透明”。

◆ 章开沅先生在1984年，通过民主投票，成为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他当时跟教育部表示“当校长可以，每周我要有两天的学术研究时间，不然我不干。”教育部答应了。图片来源：湖南网络广播电视台

但现在回过头去看，在之后四十年里，无论是个人的人品性情、学术贡献、思想眼光，抑或在人才培养上，章先生都是最优秀的学人之一，出版专著数量在五十本以上，教导的学生不少都进入了各大高校，成为了国内史学界的栋梁。

可以说，他对学术界的贡献在国内罕有其匹，非“卓著”二字所能形容，可谓“大宗师”。

更有趣的是，这两位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和研究方向都不同的历史学者，在很多问题——比如大学教育的精神上，却隔空达成了高度统一。

何先生与章先生推崇的大学精神是什么样的？

或许可以用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名句来说明：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是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先生投水自沉两周年写的纪念碑铭，碑式由梁思成设计。全文情真意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两句更是振聋发聩。图片来源：搜狐

“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是大学精神的核心。

如果在大学里都不能独立和自由，那么在哪里还可以呢？

他们不反对大学教育的产业化，而是反对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最高的追求和目标，使得某些老师与学生的关系，甚至变成了“老板”和“打工仔”。

何兆武先生表示：

“你知道，给人以自由，是发挥他潜力最好的一种方式。喜欢看这个东西，你让他看，最容易吸收；不喜欢的东西，强逼着他看，不会有成绩。所以我觉得发挥个人的兴趣跟自由是非常重要的。”

何兆武先生与《上学记》一书采访者的合影。图片来源：搜狐

章开沅先生更是有一段非常精彩而感人的论述：

“导师变成‘老板’，学生成为课题的廉价劳动力，变身‘打工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异化的师生关系竟然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说实话，我很难理解这种现象。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应是世界上最纯洁、最真挚、最高尚的关系。学生虚心向老师求教，老师殷切教育学生成才，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老师要自己尊重自己。这种自我尊重，决不是因为有某种专长而自高自大，其确切含义是对于教师地位和作用的自我认识，是一种高度的自觉和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表现为对学生的关怀，表现为时时刻刻都把学生放在心上，否则他就不称职。学生应当尊敬老师，但老师只有爱护学生，才能赢得他们发自内心的尊敬。”

“我带研究生时，经常让他们去我家里讨论，一般每周两次，至少是一次，其他院系有兴趣的研究生还可以旁听。此外，近代史研究所还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议，所内所有的教师和研究生都参加。会议内容往往是先由教师或研究生逐一报告自己近期的研究论文或研究设想，然后师生各尽所能，畅所欲言。”

“给学生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造就要允许失误和失败，老师不要把学生变成自己的影子，亦步亦趋，而是要鼓励学生超过自己。在学术研究上，导师与学生是平等的，不要趋同，没有禁区，学术资源要与学生共享，学生也可以批判老师，不敢挑战权威的学生是没有出息的。”

“老师不仅要在学生在校时关心他们，毕业后也不要放松教育，我把这种终身教育称之为‘追踪教育’。学生毕业后，为师长者应该继续关心着他们的学术研究和个人发展，关注着学生的路子走的是不是正确，及时给予指导。”

“教学作为一种互动，最可贵的是师生之间的思想交流。相互问难、热烈讨论以及课余无拘无束的对话，从治学经验到人生真谛，处处都体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复合功能。老师堂堂正正地培养学生，一代又一代新人就在这样水乳交融的过程中成长。”

◆ 章开沅先生在“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仪式”上与学生的合影。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但遗憾的是，两位先生生前并未当过同学，也未成为同事，甚至连些许对谈都难以查到。

不过今天之后，或许他们将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畅所欲言，一抒胸臆。

只是我们没办法再听到了。

英国诗人T·S·艾略特曾说“四月是残忍的季节”，可最近发生的事情似乎在告诉我们“五月也同样残忍”。

除了何兆武和章开沅外，这个五月还有多位先生辞世：

○ 5月14日，数学家王元先生逝世（1930.4.9-2021.5.14），享年91岁。

○ 5月21日，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文物专家杨伯达先生逝世（1927.12-2021.5.21），享年94岁。

○ 5月22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逝世（1930.9.7-2021.5.22），享年91岁。

○ 同日，“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先生逝世（1922.8.31-2021.5.22），享年99岁。

○ 5月26日，矿物加工专家陈清如先生逝世（1926.12.3-2021.5.26），享年95岁。

而在今年五月以前，已有天文学家王绶琯先生（1923.1.15-2021.1.28） 、油气井工程技术专家沈忠厚先生（1928.2.13-2021.2.5）、物理化学家程镕时先生（1927.10-2021.2.7）、数学家周毓麟先生（1923.2.12-2021.3.2）、“中国核潜艇之父”彭士禄先生（1925.11.18-2021.3.22）、生物学家沈善炯先生（1917.4.13-2021.3.26）、药物化学家谢毓元先生（1924.4.19-2021.3.27）相继离世。

◆ 除了袁隆平和吴孟超这两位最著名的先生外，在今年，还有很多对公众来说不那么知名，但同样对某个领域有着重大影响的学者逝世。图片来源：新京报

这些学人都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

这意味着，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年龄也在90岁以上了。

皱纹一点点爬上他们的脸。他们中的一些人，活着活着，年龄的第一位数字从9又回到了1，可位数却由两位变成了三位。

人终究跑不赢时间，不可避免地要在某一天谢幕离开。

然而，顾城在《一代人》中写道：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首诗用来形容2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学人，再合适不过了。

无论岁月如何侵蚀，他们黑色瞳孔中迸发出来的光彩永远无法抹去。

1881年出生的鲁迅先生不必担心“此后如竟没有炬火”，因为炬火早在几十年前，便传递到了他们手上。

◆ 鲁迅先生在杂文集《热风》中写道：“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光明从他们的生命中蓬勃而出，将寒夜照得亮堂。

那黑暗中崎岖不平的前行小路于是渐渐地显露在我们眼前。

他们久久地举着火炬，又用那火炬逐一点燃了下一代人手中的枝杈，随后默默离开。

后来人目送他们的背影远走，慨叹他们的时代远去，随后燃起了更多的星火。

这星火从点到线，从线到面，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

而当星火烧过了大地，窜上了夜空时，我们不会忘记——

他们是最初那一团弱小火苗当中的一点。

他们的思想与贡献将一直泽被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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