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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是美国的建国思想之一。早期移民北美的英国人，已经受过启蒙思想熏陶，直接站在巨人肩膀上，在《宪法》和《人权法案》基础上创建了美国。不过人权一直主要限于白人，种族平等问题要到19-20世纪才得到重视和解决，这在去年西方国家的BLM大游行中达到了历史高峰。BLM运动能得到白人社会的极大反响与支持，就得益于人人平等的人权观。

不过，虽然人权观念在美国已超过200年，但大规模地把人权观念从国内政治延伸到外交领域，不过是过去40来年的事。20世纪70年代，受越战等因素影响，美国国际道德形象低点，影响了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人权团体、律师协会、教会团体、工会、科学家、学者等开始推崇人权外交政策（基辛格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人权外交会影响美国与盟友的关系）。

最终卡特政府开始推出人权外交政策，认为该政策符合美国的价值观，能为国家利益与安全服务，并有助于重建美国的道德形象。卡特主张，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声称虐待本国公民是自己的事。这个主张成为此后美国和西方外交的一项基本原则，继续主张“主权外交”的中国、俄罗斯等国则批其为“手伸得太长”。

不过，40年来，人权在美国外交中并非居于主导地位，而是一个配角。这是因为政府对人权作为外交手段的使用缺乏系统性指引，想用就用，不想用就搁置。而且，在关塔那摩拘押中心问题、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政府的一些做法似乎与保护人权背道而驰。

而在与中国的外交方面，最初人权没有被纳入考虑。尼克松访华，是为了拉拢中国以打败苏联，属于“冷战”期间的地缘政治行为。到了克林顿时代，他认为中国在经济上的开放与市场改革将带来政治变革和更开放的社会，于是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受到鼓励，美国将中国人权状况与贸易政策脱钩，并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

小布什的观点与克林顿类似，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将推动政治变革。他说：“在自由贸易中成长的年轻人最终将改变对自由贸易的看法，不受限制的互联网最终将得以产生。”他还说：“中国的变化将按照自己的条件来实现，并与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保持一致。但是，变化会来的。”

2009年，奥巴马访问中国。他在讲话中巧妙地提到中国的人权纪录问题，也提醒中国领导人停止审查互联网。但他还说：美国不会遏制中国，中国对美国不构成威胁，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力量源泉。

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特朗普一直不重视人权。他主政时期，美国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朗普将人权分成等级，认为宗教与财产权利比其他人权更为重要。他还设立了天赋权利委员会（Commission on Unalienable Rights），要求重新审视何为人权，何为造物主所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该机构被认为旨在削弱人权，试图降低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等群体的保护。在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博弈的不断升级过程中，无论从贸易战，到技术战，再到“脱钩”，新概念、新名词如何层出不穷，人权都不是主要考量因素。直到2020年大选前夕，特朗普才开始将人权与对华贸易问题挂钩。

拜登时代一开始，就立即纠正特朗普的人权政策：计划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更正了特朗普的人权等级观：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公布关于全球人权状况的第45次年度报告时说：“人权是平等的。不存在使某些权利比其他权利更为重要的人权等级制度。”

但在中美关系方面，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政府，在包括经济、贸易政策在内的美国政策制定中，人权因素的影响日益明显。

奥巴马政府曾于 2012 年 1 月公布《全球供应链安全的国家战略》。该战略有两项目标：促进安全有效的货物运输；建立弹性供应链。该战略更偏重于商业利益而不是国家间竞争。但到了今年2月24日，白宫发布《有关美国供应链的总统行政令》，要求美国各行业对包括半导体等重要行业进行审查，以期减少对其他国家的物质依赖程度。这明显有针对中国之意。背后原因是，中国已今非昔比，并开始逐渐采取与美国对等的强势姿态。过去40年，中国成为西方国家推动近200年的全球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美国希望博弈方向指向全西方供应链与中国逐渐脱离，并以人权理由助推该战略；中国则一方面更重视内循环，另一方面竭力阻止脱钩发生，希望继续推进全球化，继续加深与各国经济互动。

与特朗普的单打独斗风格不同，拜登的外交作风是团结同盟，商量着办事。而人权是美国能够将西方团结起来的最有效的政治概念之一。

在实行经济自由的西方国家，企业家与商人均趋利，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均非其行为指针。他们要在哪里从商和投资，美国政府基本无权干涉；美元是全球自由流通货币，政府亦无法操纵；公民的自由度亦相当高，在中国常见的因爱国情绪抵制外国物品的行为，在西方非常罕见。然而，尽管西方公民不大会为国家利益和安全采取集体行动，但有时他们会因人权被侵犯而产生情绪共鸣，甚至采取行动。当某个国家侵犯人权的报道开始普及时，民众情绪比较容易被点燃。有时还会出现政府被舆论和民众推着走，被迫采取维护人权行动的情况。

最近一段时间，西方民众对于中国的印象普遍急剧下跌，但这种情绪目前并没有反映在商业与消费行为上。如果说中国政治具有短时间内运用所有国家媒体动员全国民众的高效优势；那么，因西方政府（与中国政府相比）相对弱势，加上言论自由带来的观点百花齐放，社会无法在短期内达到对某种事物的统一认识，西方政治动员群众的能力相对较低。英国抗疫就是一个例子：戴口罩这在中国一夜间就普及的事，在英国花了一年。

可以说，近期拜登与加拿大、英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沟通，都是试图以中国人权问题逐渐团结西方，以期在若干时间段后产生效果。而其效果究竟将如何，尚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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