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21年4月15日的晚上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的。4月中旬起，新德里的新冠确诊病例增长曲线开始陡然上升，日新增病例超过了一万例，政府宣布从晚上十点开始实施宵禁。机场到酒店的路畅通无阻，几乎看不到车，只有警察在查验证件。

在酒店办理入住时，前台看到我的护照，要求我提供新冠检测证明。我跟他解释，我不是从中国来的，过去的一年都住在南部的班加罗尔，并提供了居住证明，他才作罢。根据当时新德里政府的要求，只有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古吉拉特邦等地的人需要携带核酸阴性证明，相对来说，当时班加罗尔所在的卡纳塔克邦疫情较为稳定。

然而，当晚有几位新德里本地的居民办理入住，却无需提供核酸检测证明。我问前台的工作人员，“你知道，现在新德里的新冠检测阳性率已经有20%了吧？”他停顿了一下回答，“我们只是遵循政府的规定。”

这只是印度疫情失守的一个小小缩影。

过去的一年多里，我经历了印度从第一波疫情高峰中缓慢复苏，很多人才刚刚从停滞的生活和新冠的阴影中走出来，谁也没料到疫情会在此时反扑。4月18日，我离开了新德里，回到中国。从那天开始，新德里医院和火葬场不堪重负的图片开始占据媒体头条，第二波疫情高峰像海啸一样席卷了印度，比去年来得更为猛烈。

1、防疫的两难抉择

我在新德里时，医疗挤兑已经出现苗头。根据使馆的要求，我必须要在登机前做核酸和抗体检测，才能拿到绿码。4月16日那天，我试图联系医院和检测机构，打算咨询好再过去检测。意外的是，我打了七八个电话，几乎每一个都是忙线，要连续拨打十几次才能接通。

我怕检测延迟、赶不上申请绿码，决定直接打车去一个私立检测机构。一周之前，我打电话联系过，当时它的答复是，排队10-15分钟即可检测，结果在6-8小时内出。但我到了现场发现，前面排队的有50多号人，我等了两个半小时才做完检测，因为检测量飙升，结果也要10-12小时才能拿到。后来我看到新闻，新德里的检测机构已经爆满，两天左右才能出报告。

我离开的那个周末，新德里宣布实施严格的宵禁，后来又延长为两周的封城。但病例的增长仍在加速，目前仍未到达拐点，新德里也成了目前疫情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日新增病例已接近3万，活跃病例也接近10万。

这对任何一个印度城市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根据疾病动态、经济和政策中心（CDDEP）2020年4月的估计，新德里的总病床数量不到4万，ICU病床不到2000张，呼吸机的数量不到1000个。虽然在去年的高峰期，政府建设了许多临时的新冠医院和隔离设施，但很多都在疫情放缓后停止使用了。

2021年4月29日，印度新德里，一家医院的急诊病房内挤满了新冠肺炎患者。（ICphoto/图）

因为医疗设施的短缺，印度从一开始就不是采取“万无一失”式的严格隔离，而是允许无症状和轻症的患者居家隔离和治疗。当然，这也和印度人的家庭观念有关系，生病时，他们更希望有家人在身边照顾，强行要把所有新冠病人隔离，是几乎不可能的，甚至可能导致有些人为了躲避隔离而不去做检测。

因此，在去年的第一波疫情高峰时，虽然孟买等个别城市也出现了短期的医疗挤兑，但大多数地区的情况仍然是可控的。但今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在变异病毒和大型集会的推动之下，印度的各大城市都出现了病例的激增，甚至也波及了北部的一些农村地区。更让人担忧的是，这一波疫情中出现了更多整个家庭一起被感染的案例，这样一来，单纯的封城对控制疫情蔓延的效果可能不像去年那样立竿见影，局面会更为复杂。

我的朋友P就在新德里工作，他在十天前确诊为新冠阳性。他告诉我，他目前在家里隔离，自己住一个独立的房间，检测为阳性后，没有任何人联系过他。他准备等痊愈后，找一家私立的检测机构做检测，这样才能保证拿到一份阴性的报告。

另一个朋友D的家在卡纳塔克邦的一个海滨小镇，四月中旬，他全家都检测出阳性，但政府的基层医疗人员每天只负责上门“打卡”，确保每个人都在家，而不负责协助提供任何生活所需。被逼无奈，他还要隔几天就去市场采购一次。

对他和家人来说，新冠还不是最大的担忧，而是害怕被孤立的“病耻感”。在这波疫情高峰来临前，在很多印度的农村地区，得新冠仍然是一件新鲜事。在有些地方，公立医院也不会立马给你做检测，一般是开点药让你回去观察几天，还未好转的话再去做检测。“我们第一次去医院时，他们甚至给了过期的药。”他很愤怒，但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因为父母怕别人“像罪犯一样”对待自己。

然而，印度政府目前正在忙着扑灭医疗资源短缺的火，还无暇顾及居家隔离的漏洞。

这种两难抉择也一直贯穿在印度的整个防疫过程中。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公共健康和个人生计，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又并不富裕的发展中大国，印度只能在两端平衡取舍。这也导致政府在疫情缓解之后放松了警惕，单一地寄希望于疫苗，在第二波冲击到来时措手不及。

2、为什么印度人不戴口罩？

最近印度疫情加速后，很多当地的新闻图片和视频也出现在了国内媒体上。很多人都注意到，即使是在医院、市场等人群聚集的场所，大多数人也只戴了口罩，很多是棉布口罩，戴医用口罩和N95口罩的很少，甚至还把鼻子露在外面。就连医院的工作人员，防护级别也比不上国内的医院，有的人也只是戴口罩和面罩。

其实，印度国内的纺织业也很发达，除了去年的疫情暴发初期，口罩、防护服等防护用具并不短缺，甚至大街上随处可见卖口罩的。但印度并没有经历过非典，民众对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护意识相对欠缺。

去年下半年，印度开始逐渐解封，社会生活逐渐恢复了正常。我慢慢发现，街上很多人都没有戴口罩，要么挂在下巴上，要么揣兜里，等走进那些强制要求戴口罩的店里时才拿出来戴上。街边的商贩、三三两两聊天的人群，也绝大多数都不戴口罩，仿佛疫情已经消失了。

走出班加罗尔这样的大城市，到了小镇之后，更是几乎看不到任何人戴口罩，戴着口罩的我更像是异类。我二月份去加尔各答时，当地的印度华裔在参加新年庆祝活动时，也很少有人戴口罩，我问起时，有人说，“加尔各答的疫情控制挺好的。”

印度民众对疾病和生死的观念和我们一般的认知有一些区别。在国内，只要有一宗活跃病例，大家都很难放心地不戴口罩走出家门。但很多印度人会认为，这么大的城市，只有几百个人生病，传染到我的概率非常小。所以，除非波及周围人，他们都不会感觉到危机的存在。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我很年轻，像流感一样熬几天就过去了。”

封城期间的班加罗尔贫民窟。（罗瑞垚/图）

就拿一位我的邻居阿姨来说，有时候我提醒她戴口罩，她都会说，太闷了，不舒服。有一次她甚至反问我，“我看你们经常出门，不也没事，那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得呢？”因为这种轻视和侥幸，很多民众在疫情放缓后就彻底放弃了防护，甚至去参加大型的聚集活动。

比如婚礼。印度人对婚礼的执著，对异文化的人来说很难理解。婚礼是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两家人不惜砸上所有积蓄甚至举债也要办一场体面的婚礼。所以，即使是在封城期间，也出现了很多在两邦边境甚至医院病房穿着防护服进行的婚礼。解封之后，学校迟迟没有开放，但大型的婚礼宴会早就热热闹闹地复活了。

但防护意识也不能完全靠民众自发，更多的还是和媒体和政府的缺位有关。虽然在疫情早期，政府做了一些例如设置电话彩铃等防疫宣传，但在解封后，防疫引导几乎形同虚设。

以戴口罩为例，很多印度民众根本不知道戴口罩、取口罩的正确步骤，口罩随便取下来放在桌上，如果是在被污染的环境里，就很可能感染上病毒。在公共场合里，虽然提醒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标语很多，但不遵守也没有任何后果。去年疫情放缓后，疫情的相关话题也几乎从印度媒体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社会话题，比如选举。

2021年3月，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一场选举集会。（罗瑞垚/图）

从去年到今年4月，印度共有五个邦举行了地方选举。上万人的聚集，无疑是推动第二波疫情高峰发关键因素。如果你看看政客的选举路演视频，你会发现，台上演讲的政客也没人戴口罩。去年封城期间，莫迪多次电视讲话，也只戴面巾，几乎从未戴着医用口罩出现在媒体面前。

这是为什么呢？我问过一个印度记者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他戴口罩，就会给民众传递一种信号：疫情还非常严重。”他说。显然，在过去的半年里，印度政府希望对外传递的是另一种信号：印度已经成功打败了新冠，且有余力对外援助。从一月开始，印度已经对外出口了6400万剂疫苗，直到国内出现疫苗紧缺才紧急叫停。

3、夹缝中的在印华人

这一波疫情高峰中，在印华人的处境也很受国内媒体的关注，毕竟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中印关系也出现了波折。

虽然我们和印度是邻居，但相对来说，两国民间的交往一直比较少。即使在最鼎盛的时候，在印华人的数量也只有几万人，还比不上有些欧美国家一个城市的华人。2015年开始，因为看好印度互联网腾飞的机会，很多国内的互联网巨头都开始在印度建立业务，也吸引了很多初创团队去印度创业。印度的旅游业也开始逐渐进入国人的视线，在2019年，一共有34万人次中国游客到访印度。

但这一切在去年疫情暴发后戛然而止。印度是最早与中国断航的国家之一，国内疫情暴发后，很多回国过春节的华人再也没能回到印度。但很快，新冠疫情也波及了印度，春节期间滞留在印度的短期出差、旅游的华人，有一半左右乘坐使馆包机回到了国内。到了六月，印度政府几乎一网打尽地封禁了所有中国公司的互联网业务，很多人也没有了再去印度的理由。

2020年6月，印度宣布禁用59款中国应用，包括TikTok和微信。（CFP/图）

2020年10月，印度宣布对中国开放签证申请，但就实际情况来看，签证申请很严格，一般只有大公司或在印度的实体行业投资的人才能拿到，所以赴印的华人屈指可数，倒是陆续有人通过转机回到国内。

一般来说，大多数印度的华人群体和当地的交往并不深入，疫情之后，绝大多数华人更是慎之又慎，尽量不会出门与人接触。但即便如此，这波疫情中也有数位华人感染了新冠，在中资企业中，也出现了不少印度雇员不幸病逝的情况。

此外，疫情时代，印度民间对中国的不满情绪也有所增长。有一次住酒店，我偶尔瞥到电视新闻里在讲中国，主持人情绪激动、言辞凌厉地指责中国，让我非常惊讶。虽然没遇到过直接的危险，但我也遇到过两次让我不太舒服的情境：一次是在商店里，两个人看到我走进来，聊天中突然说了“新冠”这个词；还有一次我走在街上，两个男生骑着摩托从我身边走过，喊了一声，“嗨，中国人！”

我与一位还在印度的华人聊起这件事，他说，“其实他们并不一定有恶意，可能只是好奇，也不知道怎么用语言去表达。”是的，其实大多数的印度人对中国人并没有恶意，我在印度的两年半里，遇到过太多热情和可爱的印度人，这些不愉快其实不值一提。但让我担心的是，政府和媒体的误导会否在民众的心里种下无意识的种子。

其实，在夹缝中挣扎的也不仅仅有华人，还有不少与中国有深入联系的印度人。疫情之前，大概有2.3万名印度留学生在中国留学，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医学生。疫情之后，他们一直在等待着回到中国，甚至实习也要在网上进行。

同样，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印家庭受到波及。他们中，有少数的幸运者被困在一地，虽然一年多难以见到另一个国家的亲人，但至少，一家人还得以聚在一起。有更多的中印夫妻，因为两国间签证和航班的关系，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面，甚至有小孩出生后快满一岁了，还没有见过爸爸。

这次印度的疫情发生后，有不少曾经在印度或者现在还在印度的华人，组织起来向印度出口急需的呼吸机、制氧机等设备。人类休戚与共，我们希望印度的这一波疫情尽快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