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头条 i4cc.ca ｜美国人谈中国：南方人精明北方人霸道热心政治

导读：1986年，保罗·索鲁在时隔六年后，再一次来到中国。

他既到了北京、上海等繁华都市，也抵达了黑龙江朗乡、新疆吐鲁番等疆界边陲。他走到中国大地上，与各种各样的人聊天，在上海人民公园英语角里练习口语的年轻人、想去做进出口生意的学生、刚刚经历过浩劫的知识分子……他用犀利幽默的口吻，一路吐槽不断，但也用冷静、理智的眼光，剖析中国人的性格，发现时代变迁下中国人的生活日常与思想变化。

上海快线

然而，虽然真的很难把老实本分的人写得妙趣横生，但却很容易把鄙俗不堪的人写得令人难忘，有时甚至可以相当精彩。

我指的不仅仅是那些具体的人物—比如上海快线上的这个大屁股男人和他的对象，还有北京火车站附近所有拉客的人，他们总是对游客死缠烂打，不是叫你住旅馆，就是拉你上出租车，或者要你去饭店吃饭。

中国已经放松了对商业广告的禁令，但这对他们来说还不够。他们根本不满足于张贴广告牌或告示。他们喜欢跟人私下接触，有人硬拉着中国本地游客喋喋不休，有人抓着刚从偏远的甘肃过来的乡下人纠缠个没完，有人冲着扩音器大喊大叫，有人拿着横幅在自己面前挥舞，就连火车自己的广播里都在放着刺耳的广告歌曲和台词。

（现代旅行文学教父，作者保罗·索鲁）

为了更完善地研究中国人的种种习惯，我选了《金瓶梅》这本艳情小说来读，我在北京时，总听见有人低声窃语地谈论它。

从开头的几页来看，这是本非常残忍的小说，而且其中充斥着生动的性描写。它简直是我在上海快线上的完美读物—也许它要陪伴我整个中国之旅也说不定，因为它足足有两千页那么厚。这个小胖子和他那皮包骨的老婆就睡在我上铺。

他把整个空间都第四章上海快线107占满了，他老婆跟一片木刨花似的蜷在他身旁。她又瘦又单薄，皮肤跟刚刨出来的木头一个颜色。他们俩絮絮叨叨，不停地亲嘴。这男的是新加坡人，女的是香港人；男的看起来挺聪明，属于新兴的程序员一族，这种人没什么幽默感，一旦将自己与机器连通，就开始变得像个主机—他那个大屁股，看上去还真像是半边控制台。

那女的身体一直在抖，还咯咯地笑。她笨兮兮的，什么都不懂，也不会做饭，虽然在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地方长大，却连英文都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反正那胖子愿意为她付账，还买些小玩意儿送给她。那男的姓丁，总是把他那张堆满横肉的脸凑到她面前去。

第四个人—就在我对面，隔着折迭桌和热水壶—是个老太太，大约七十来岁，她的全部行李只有一个小塑料购物袋、一篮苹果和一个装着半瓶湿茶叶的罐头瓶。她拧开瓶盖，拿起水壶往里加满热水，然后用嘴吹了吹，小口地喝起来。我的上铺，那名华裔男子一直对着他老婆低语，而他老婆也在不停地窃笑。

这样的情景让我想起，我曾打算写一个惊悚故事，讲一个可怕的老太婆，眼神特别不好，她有个放荡的女儿经常跟男友在椅子上鬼混，她压在男友膝上的画面，就好像一只甜瓜杵在尖刀上。而在他们鬼混的时候，老太婆总是坐在房间另一端不停地诅咒，而且一直以为自己制造的气氛很恐怖。

事实上，看到上铺的小丁以后，更让我想起了正在读的《金瓶梅》。别人告诉我书里有很多含沙射影的地方和微妙的描写，可是我怎么不觉得？在我读过的小说中，这是性描写最露骨的之一。

“吃糖吗？”上铺的胖子问我，说着就给了我一些中国巧克力。已经临近午夜，他却还在大口灌牛奶，并且不停挑逗他那个骨瘦如柴的老婆。都那么晚了还如此活跃，我真是惊讶不已，不禁开始猜想他们是不是出来度蜜月的。

为了表示友好，我接过来几颗糖，但我对面的老太太没要。她看108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起来哭丧个脸，却并没有不高兴。有些中国人眼睛浮肿，双唇忧伤地紧闭，整张脸看起来悲痛欲绝。

有时候我看到一个这样的人，就会想象他刚才一直在痛哭。但其实不是的，他的脸本来就长那样，也许是广东人吧。那个老太太就是这个样子。她躺下来睡觉，此刻已经睡着了，面色苍白，动也不动，好像死了或者快要死了一样。

年轻女子擦着天花板跨到了自己的床铺上，她那个小胖老公也跟了过去，结果她又大笑着跳回我上铺。不会这样折腾一晚上吧？他们的衣服都很紧身，中国人也都已经开始这样穿了，过去三十五年中他们都被迫穿松垮的套装，这样做也许是一种反抗吧。

“你可以不关灯，”他说，“我们没事的。”但那时我已捧着书昏昏欲睡了。我又看完了一章，被那些粗暴的内容弄得瞠目结舌，于是我关掉了隔间里的灯。只听见砰的一声，那男的又把自己砸进了他老婆的床铺。

黎明时分我们离开山东，那里正是我手上这本艳情小说的故事发生地。离开山东以后，我们穿越大运河来到了徐州市（以前叫铜山），在月台上我看见一个老太太拖着厚厚的小脚痛苦地走路，那双畸形的脚曾经被当作性感的象征。

在清晨昏黄的光线中，我们到达了徐州站。自打一个月前离开伦敦，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绿色景观—田间的水稻快要成熟了，路边的小树枝繁叶茂，高大的白杨迎风招展。

这里地处中国东部平原，以前聚集着许多人民公社，现在到处是小农场，放眼望去全是种满了包菜的菜地，近一点的地方还能看见一头头大黑猪，用它们的蹄子稳稳地立在地上。

我看见水洼和溪流，农民用拖拉机或牛犊在田间耕作，有人用扁担挑着两篮重物；白鸭在水中嬉游，肥鹅拍打着翅第四章上海快线109膀，穿蓝色衣袍的小女孩骑在水牛背上；吃过早餐的庄稼人倚着筑堤小憩，就像弗拉芒绘画中那些喝醉的农民一样。还有一头怀孕的黑母猪，由于躯体太沉重，它只能缓缓地挪动，肚子摩擦着农场灰扑扑的地面。有些稻谷已经成熟，有人正在收割。

如今中国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有史以来粮食出口量第一次超过了进口量（他们一般出口大米，进口小麦），他们为此感到骄傲是理所应当的。这样的转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过去几年，庄稼人开始穿上鲜亮的衣服，他们也因此在耕田和收割时变得非常显眼。

然而，你还是会时不时地把田里那些一动不动的东西当作稻草人，结果却发现是某位同志正倚坐在铁锹上，或者正伸出双臂练习武术或太极。几小时后火车驶进了蚌埠，这是一座位于安徽省中部的铁路枢纽城市。

列车需要在此停留一小会儿，因为有电影正在蚌埠火车站取景，拍的是一对青年男女跟我们车上的某位乘客告别，看起来可能是位恼人的亲戚。有一大群人聚在旁边围观，摄制组人员和铁路警察挣扎着想把那帮人转移到镜头之外。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发生，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地观看着电影拍摄，连警察也是如此。没人推推搡搡，也没人忿忿不平。这样和谐的气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我确信，除非他们有个厉害的剪辑师，否则最后画面中除了两名正在跟人告别的演员外，肯定还会出现两千名在一旁目不转睛围观的中国人。

所有的镜头都只拍了一次。当上海快线驶出蚌埠站时，拍摄也结束了。我们又见到了绿色的田野。我可以肯定，这次来同上次相比（六年前我曾经沿长江顺流而下），最大的不同就是上次来时正值隆冬，到处都黯淡无光。那时候在我看来，中国的风景中似乎只有雨水、浓烟和尘雾；泥泞的道路上，是一栋栋快要倒塌的房屋；人们总是将双手插进衣袖取暖；墙上到处都是毛主席肖像。每当我问人问题，他们不是千篇一律地回答“也许吧”，就是反问我“你是这样想的吗”。

六年过去了，现在是春天，一切都太不一样了。因为中国的农业非常密集，所以此时全国到处都是春光灿烂的。人们在地里耕种、锄草和收割的情景，没法让人不感到乐观。整个国家比以前更加青翠葱郁，显然也更加欢快和充满希望。这并不是幻觉，而是一个全新的甲子。

长江的英文是“Yangtze River”，音译回来应该是“扬子江”，但这个词现在几乎没人使用，中国人并不这么称呼它，他们管它叫“长江”，长长的江。跨越长江是件大事，因为它被视为中国的赤道，是南北方的分界线。

在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是不同的。中国人说：北方人骄傲、霸道、爱吵架，他们性格很冷漠，热衷于政治，爱吃面食；而长江对岸的南方人则友好而健谈，时常沾沾自喜，他们皮肤黝黑、邋里邋遢，很有生意头脑，物质至上，喜欢吃米饭。

我们到了南京，这一段长江的江面很宽，水流缓慢，看上去呈棕褐色。横跨在江上的大桥是有名的地标，因为修到一半时苏联人撤走了，他们认为中国人不可能自己完成修建。然而中国人真的做到了，如今在中国现代工程的壮举中，真正令人赏心悦目的极少，但这座大桥却始终是其中之一。

雄伟的桥身之下，可以看见在江上航行的船只，从舢板到独木舟，再到帆船和汽轮，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应有尽有，从中几乎可以看出中国船舶发展的全部历史。那些汽轮是“东方红”舰队的，他们从重庆出发，要去上海，全程要航行1500英里（2400千米）。

我们到了丹阳城外，但四周没什么人，有辆拖拉机沿着陡斜的道路直冲而下，撞上了我们的火车。我们来了个急刹车，车厢里一阵骚动，有人开始议论，“这是哪儿？”“到站了吗？”“不，出事了，我觉得死人了”。因为怕火车随时开走，没人敢下去看个究竟。

一名铁路官员把无绳电话插进轨道旁的插座内，向我们详细描述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仔细地听着。“他说拖拉机撞坏了，我们应该叫警察来，但没人受伤。他说是那些农民的过错，可是在没有搞清楚责任之前，我们不能走。”撞毁的拖拉机就在铁轨旁边，离我们的车不远。来了一群人，都是现场调查员，忿忿不平地望着车窗内这些比他们富裕的旅行者。接着出现了一队带着对讲机和笔记本的铁路工作人员，他们在一起讨论了很久。

在中国，每当有事故发生，人们都要去弄清楚问题的关键所在：到底该谁负责？或者说，谁该为错误买单？这场事故中有个男人受伤了，但在讨论了20分钟以后，他们觉得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让火车滞留，这可是中国速度最快的长途火车，除了补充燃料之外它是不停站的，从北京一直开到上海。农民应该为事故负责，是他们让拖拉机撞上火车的。至于那名伤者，完全是他自己的责任。

我们又重新上路了。胖子小丁追着他的瘦子老婆上了她的床铺，拿裤脚在她面前甩来甩去。她用牙齿夹住他的脚踝，一口咬了下去，他嚎叫起来。他们玩得正起劲。对面的老太太发出一阵阵轻微短促的鼾声，他儿子走进来望着她，并没有把她叫醒，只是听到鼾声时笑了笑。为了让小丁不再胡闹，我问他来中国都干些什么。

“每半年我就会来一次，”他说，“我是做生意的。”他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在多伦多上过大学。对于自己从加拿大回来的决定，他一直相当后悔。他认为这就是自我牺牲：“李光耀把新加坡经济给毁了，现在失业率达到了百分之八。我本来可以留在加拿大，赚很多钱的。”

我说，中国正在迅速崛起，而新加坡这样繁荣的小岛却开始衰落，海外华人又开始回到中国了，真有意思。“这地方不行。”小丁说着，猛地把拇指伸出了窗外。我很快明白了他的所指。

“中国人，”他说道，“花了太多钱买那些他们无法使用的高科技设备。他们有两万八千台电脑，然而却没几个人会用，真正在运作的只有十分之一。他们买东西只是为了占有，给他们长脸面，然后东西就放在那落灰。”

“你的意思是，他们有一种原始的自尊感，这导致了不理性消费，”我说道，“但我却认为，中国人非常节俭—他们投资和消费得都不够。他们经常有点自欺欺人、得过且过，觉得任劳任怨是一种美德。”“当然，他们很勤劳，尤其是农民，”小丁说道，“他们能养活自己，这是好事。”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他扫视四周，见老太太睡着了，就悄悄地说，“是他们观念有问题。”他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道：“他们太落后了。他们就是农民，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谁？”我问。小丁笑了笑。他说的是我和他吗？他并没有回答。不一会儿，老太太的儿子过来把她叫醒。我们快到上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