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上任后首次美中高层会谈在争锋相对中落幕。两天后（3月22日），美国便紧随欧盟其后，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纷纷宣布对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中国随即反制，宣布制裁欧洲议会议员及学者，并与俄罗斯一起，共同谴责西方的制裁措施。

鉴于双方交锋中言辞激烈，许多中国观察者对于阿拉斯加会谈能否帮助缓和双边关系并不乐观。但时隔九个月后，美中能举行“破冰”会面，从某种意义上预示两国关系会趋向“可预测稳定”。

这种稳定并不意味着回到之前持续数十年的“接触”（engagement）时代，也不完全延续川普政府的全面对抗，而是在一种新的框架下展开，有评论称之为“竞争下接触”。

新框架下的美中关系

在阿拉斯加会谈中，美中双方抛开惯常外交礼仪，直言不讳表达各自立场。从公开的谈话内容上看似乎没有新意。但从双方对一些理念和议题的阐述可以看出未来美中关系的基本走向。

在会晤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强调：“要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提到，中国对新疆、香港和台湾的行动，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以及对美国盟友的经济胁迫，“都威胁到维持全球稳定的基于规则的秩序”。

美方开场白后，中国主管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花了16分钟驳斥美方，称美国没有资格批评中国。这一激烈反应成为国际广泛关注的焦点。

杨洁篪驳斥了布林肯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看法。他说，“中国所遵循的、国际社会所遵循的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不是一小部分国家所鼓吹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杨洁篪还驳斥了美国所倡导的普世价值，强调“美国本身不代表国际舆论，西方世界也不代表”。

但分析认为，“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将是拜登政府在短期内对华政策的其中一个主要任务。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东亚系副教授马钊对BBC中文说，在经历了新冠危机、民粹主义，特别是中国崛起之后，无论是作为领导者的美国，还是作为挑战者的中国，都在寻求改变。布林肯重提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并非是要回到2016年或者2008年，而是展望未来，打造一个美国认可的新体系，约束中国的行为”。

杨洁篪的激烈反驳也预示着中国对美国的新态度。十几年来，北京一直要求华盛顿“相互尊重”，而现在，针对中国认为的美国居高临下的态度，外交官们不再低调、被动，而是主动出击。

许多分析认为，杨洁篪的开场白是事先计划好的，不是即兴回应。而中国代表团此行旨在向公众传递“中国不示弱”，甚至“中国更强”的信息，并且以一种抓眼球的方式传递了这一信息。

马钊说，“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各自国内的怨气与呼声，这都为日后更加务实、低调的接触创造了一些必要的空间。”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朱志群认为，阿拉斯加会谈实际上给美中关系定了调。

他对BBC中文说，中方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但不能容忍美方干涉中国内政，也不承认美国在人权等问题上占据道德高地；而拜登政府虽然会沿用部分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特别是高举制裁大棒”，但也会更务实，寻求与中国合作。

“短期内，美中关系应该会更具有预测性，相对稳定，但不会显著改善；长期来看，将处于激烈竞争状态。” 朱志群说。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高级研究员汤姆· 赖特（Thomas Wright）将目前美国的对华政策称为“竞争性的接触策略”。

他撰文称，美国对中共的利益构成威胁，而中共也在挑战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美国的利益，华府和北京都必须承认这一点。“承认这一事实将使两国在竞争时，在双方不同的国家制度下展开坦率的战略对话，”他称。

赖特写道，阿拉斯加会谈实际上是两国关系走向稳定的必要之举，“激烈的公开交流为开启竞争时代确立了更诚实的方式，双方因而进入更加艰难的下一个阶段。”

美中竞争背后的阵营对抗

阿拉斯加会谈两天后，3月22日，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等宣布制裁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的中国官员和实体。这是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欧盟首次就中国侵犯人权问题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随即反制，宣布对包括欧洲议会议员在内的10名欧洲人士实施制裁。

美国的举动基本延续了上一届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即通过制裁牵制中国。而中国的反制也与过去一年中国提出的要在外交关系中提升对等原则如出一辙。比如去年年底，当美国制裁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时，中国也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官员实施“对等制裁”。

拜登政府曾表明将恢复并加强与盟友之间的关系。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前，拜登新政府与印太地区主要国家举办“四方安全对话”。3月15日，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首次外访，选择日本为第一站，紧接着是韩国，并与双方举办具有重要意义的“2+2会谈”。结束两国访问后，美方才在回华盛顿的途中与中国高级官员会晤。

不过，这些举动并不意味着美国在联合盟友对抗中国方面已经取得成效。朱志群认为，美国在阿拉斯加会谈前的布局是“为了营造一个气氛”，让中方知道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得到盟友支持的。但按照中方的说法，是“美国没有自信，夜行唱歌给自己壮胆。”

而对于美国在会晤后实施的制裁，朱志群说，在中美竞争中，这些盟友本来就是站在美国一边，没有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穆斯林国家支持或参与美国的制裁措施。 这说明西方国家对华制裁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马钊认为，单纯就此次制裁来评价拜登政府多边外交制衡中国政策的成效为时尚早，真正的考验是美欧、美加、美澳等在经贸领域内是否能形成对华的制衡联合体。

他说，“此前中国之所以能从容应对川普的贸易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边与美国打关税战，一边对欧洲降低关税拉拢欧盟国家，利用川普的单边主义，在一打一拉之间，寻找战略缓冲。拜登虽然摒弃了单边主义，但是他倡导的政治与价值观，是否能完全抵助消中国巨大市场的诱惑，目前还无法评判。”

另一方面，阿拉斯加会谈刚结束，中国就接待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此期间，中俄两国共同谴责了西方国家对新疆官员的制裁。

拉夫罗夫说，欧盟“单方面”制裁中国官员的决定也“破坏了”与俄罗斯的关系。他还表示，他和中国外长王毅都认为，将制裁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方式是“不可接受的”。

王毅表示，大国“不能以自己的标准肆意干涉别国内政，打着民主人权旗号搞政权更迭”。

会后，中俄还发表关于当前全球治理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的第一条有关人权，其中指出，“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摒弃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和搞双重标准，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该领域对话。” 这些举动意味着，在美国联合盟友对抗中国之际，中国也在联合一些国家反击。

朱志群说，“让人有时光倒流的感觉，好像世界又要出现东西方两大对抗的阵营。”

马钊也有类似感触。 不过他认为，中俄合作的战略意义和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对中国来说， 以目前的状况，俄国不具备在市场、投资、消费、技术等方面替代美国，如果和美国闹翻了，它所遭受的损失，不可能从俄国身上能得到补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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