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3月15日刊于纽约客，题为The Rise of Made-in-China Diplomacy，中文版由微信公众号之往（theroadless）翻译，中译本有部分删节。在这篇文章当中，何伟谈到了疫情、中美电商、贸易摩擦，对中国商人以及美国消费者带来的影响。

如果在亚马逊上搜索跑鞋，把价格区间降到30美元左右，再往搜索结果的后面几页翻，你会看到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品牌。有些似乎遵循某个字母主题——Zocavia、Zocania、Zonkim；而另一些则是纯粹的词源之谜：Biacolum, Qansi, NYZNIA. 如果你研究产品图片，会发现， “Qansi男士运动鞋网面超轻量透气运动跑步步行健身鞋”与“Biacolum男士跑鞋防滑健身网球鞋防滑空气针织运动鞋步行健身运动鞋”看起来一模一样，而“Biacolum男士跑鞋防滑健身网球鞋”又与“Zocavia男士跑鞋超轻量网球健身鞋防滑网面健身防滑步行健身鞋”看起来一模一样。这些产品名称可以用“亚马逊英语”Amazonglish来形容：尴尬但基本可以理解，冗余而搜索性强。通常情况下，亚马逊上产品描述的语言准确性正正好可以通过电脑的语法检查。Zocavia：“超轻的材料让你的脚几乎感觉不到重量”；Zocania：“你的脚可以在最新一代的织物鞋面中轻松呼吸”。

有一个词几乎从未出现在Amazonglish中，那就是“中国”。电子商务分析机构Marketplace Pulse曾表示，亚马逊最畅销的商品——在美国年销售额超过100万美元的商品——有近一半来自中国卖家。亚马逊发言人最近表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不过他拒绝透露中国卖家的数量，只是说美国网站上的第三方卖家大部分都在美国。在产品页面上，中国卖家很少宣传自己的所在地：Zocavias和Zocanias也没有提到它们的生产地。要想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去美国专利和商标局的网站，那里的注册信息提供了很有帮助的细节。(Biacolum这个词任何意义)在商标网站上，Zocavia和Zocania，听起来有点像一对来自塞尔维亚的双胞胎网球选手，实际上注册在四川省丹棱县官亭村的同一个人名下。这两个品牌，以及Zonkim, Biacolum, NYZNIA等其他几十个品牌，都隶属于一家名为Kimzon的网络科技的公司。Kimzon总部在成都市区一栋写字楼的十六层，在2020年的春天，老板告诉我，他正在重新考虑进军美国市场的策略。

那是4月26日，李先生和我见面的时候戴着一副黑色蓝牙耳机，穿着一件黑色长袖T恤，一条黑裤子，蹬着一双黑色的运动鞋——这些都不是他的工厂的产品。李先生和一个合伙人一起开了这家公司。他只有三十多岁，但他的神态却严肃得像个年长的男人。成都和所有的中国城市一样，已经把疫情控制住了，李先生告诉我。一周前，他已经不再要求工人们在工作场所戴口罩。他现在还处在应对疫情的影响的第一步：一个月前，李先生裁掉了50名工人——占公司在成都的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

李先生说，如果没有特朗普的经济刺激计划，情况会更糟糕。他是亚马逊客户的直销商，可以密切跟踪销售情况。“我们每天都会查看统计数据。美国政府开始发钱后，第二天我们就看到了销售额的增长。”在我访问时，也就是经济刺激计划实施两周后，Kimson的美国销售额几乎翻了一番，尽管这个数字仍比往年这个时候的略低。“我们不知道，目前在美国政府援助下的消费是否只是短期的趋势”，李先生说。

不久前，李先生曾与他的合作伙伴，以及其他一些出口企业家进行了一系列讨论。他们认定，2020年6月将是一个关键的月份。“如果到6月份，美国和欧盟的疫情完全得到控制，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升到正常水平。”李先生告诉我。但他和他的企业家们都认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太可能很好地处理这场疫情。此外，李先生还对中美关系表示了担忧。

一般来说，Kimzon的销售额有百分之七十来自美国订单，另外百分之二十来自欧洲，百分之十来自日本。Kimzon在中国市场上并没有动作。对于李先生和他的合作伙伴来说，解决方案似乎很明显：通过向中国消费者销售公司旗下的Zocavia、Zocania和其他品牌，来弥补美国市场的情况。“在中国，很多事情并没有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比如物流”，李先生解释道。他的员工已经重新设计了一些鞋子，并准备在国内开展营销活动。他的目标是在一年内将中国的业务量做到总量的三分之一。李先生预计，三个月后他就会知道这个计划是否可能成功。

2019年8月，我已经和家人搬到了成都，在四川大学教授新闻和英语。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四川，当时正值中美关系动荡时期。1995年，（删减），中美关系由此进入紧张阶段，（删减）。那年夏天，我作为和平队志愿者来到成都。我和另一位年轻的美国人亚当-梅尔一起，被分配到四川偏远地区的一所大学任教。当时比尔-克林顿正在竞选连任，他经常受到来自中国的媒体的攻击。多年后，我收到当时一个学生写给我的一封信，她在信中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感受：“在你成为我的老师后不久，我读到一篇新闻评论，说如果克林顿先生担任总统，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将对中国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那时候，我很讨厌看到你和梅尔先生。”

但是，在当时，没有人公开表达任何类似这样的意见。在四川，人们普遍采取务实的政治态度，学院接受美国教师的风险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大多数学生来自贫穷的农村家庭，但他们的考试成绩很好，有能力学习英语专业。除了英语，他们还上了政治必修课，内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等理论回顾。然而，哪怕是在教室外看一眼，也能看出中国社会主义（删减）的速度有多快。在我的第二年，政府停止为毕业生提供保障性工作，地方住房市场也被私有化，类似事件正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我的一些最有抱负的学生离开了四川，去了广东和浙江等省份，那里的出口经济开始蓬勃发展。

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比任何人想象的都好。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美国给予中国永久的贸易特权。2001年，克林顿开始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进程。在历届政府中，美国大多采取与中国接触的策略。即使是奥巴马总统的，旨在对抗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 政策，似乎也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当我回到成都时，改革时代的物质性利益随处可见：四通八达的地铁系统，崭新的四川大学校园，Kimson等企业所在的高楼商圈。在我的课堂上，我最直观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当我给学生们看1996年的班级照片时，学生们都笑了——身高一米七五的我看上去远远比学生们高。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似乎比我教过的大多数男学生都要矮。去年，《柳叶刀》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自1985年以来，在两百个国家中，中国的男孩身高增幅最大，中国女孩身高增幅第三。现在，中国19岁的男性平均身高增加了八厘米以上。

我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四川大学和匹兹堡大学的2+2项目，加入了每年在美国留学的近四十万中国人的行列。但是，在四川大学，即使是前往美国的学生，也还是要选修一些名字很拗口的政治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我任教的教学楼旁边，有一栋刚刚落成的建筑，它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四层玻璃外墙，一排巨大的金色字符写着“马克思主义学院”。这座建筑让我想起了我的学生：更高、更强、穿得更好。马克思主义学院建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停车场，因为现在很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买了车。

（删减）。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华盛顿已经形成共识，认为中国人从中美双边关系中获益太多。特朗普政府官员经常主张“脱钩”——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与中国分离。2018年春天，特朗普开始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中国也用自己的措施进行反击。学习交流项目也受到了压力，部分原因是（删减）问题。我在四川大学的第一年，特朗普突然终止了中国和平队项目，以及所有与中国和香港的富布莱特Fulbright交流项目。

在成都，大多数人似乎一如既往地做出了回应。李先生告诉我，他对美国的政治没有什么强烈的意见，在他的鞋子被征收关税后，他只是将他的亚马逊价格提高了15%. 他说，关税是由顾客支付的。

在我所在的系里，所有的老师都在写作中心帮忙，学生可以预约辅导课程。在我来之前，曾计划向一家美国公司购买排课软件。但交易失败了，一位管理员在开会时告诉我们，他认为原因是贸易战的余波。于是，写作中心部门找到了一家英国公司Fresha，该公司为美容院、SPA和按摩院提供软件。在它们的教程通知里，学生被称作“客户”，此外，我还收到促销邮件，向我推销软件的附加服务，比如“Mani-Pedi”或情侣按摩。4月，按摩项目促销邮件突然多了很多——在疫情的影响下，美发沙龙和水疗公司们纷纷从原本昂贵的商务软件合作对象转为Fresha.

5月14日，我和李先生相约吃饭。他告诉我，他正在为Kimson转向国内市场而苦恼——销量不是很好。他认为款式可能是个问题，所以Kimzon正在生产白底而非黑底的鞋子。他相信这些会吸引中国消费者。

3月，当疫情刚开始在美国产生影响时，Kimson已将产量减少到每天五百双。现在已经提高到了每天两千双，接近正常水平。虽然李先生曾裁减过设计和营销方面的人员，但他从未裁过流水线工人。他告诉我，当务之急是保护供应链。

尽管李国庆在亚马逊上做了这么多生意，但他从未去过美国。他的背景也并非富贵之家：李先生的父母从小在农村长大，教育程度只有小学。他们都在一家毛毯厂找到了流水线工作，最终自己开了小毛毯作坊。他们把大部分可支配的收入都用在了教育李先生和他的两个兄弟姐妹上。李先生高中时成绩优异，考上了四川大学。毕业后，他到福建一个开鞋厂的亲友处工作，李先生在那里入了行。

我和李先生总是用普通话交流，但他的英语阅读能力其实很高。他翻墙访问Google Trends等网站，以研究美国市场。“去美国对了解市场会有帮助，但从网上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他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很多信息都是开放的。这一点与中国不同。” 对于美国的特点，李先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把它们用外交辞令般的姿态表达了出来：“当然，你对美国有更多的经验。我的观察是，美国人不怎么存钱。”他告诉我，公司产品销售量因美国政府经济刺激计划而增加，并评价说，“只要美国人有钱，他们就会把钱花掉。”

（删减）。在2020年的第一个财政季度，中国经济萎缩了近7%.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并没有发放一刀切的经济刺激拨款。“如果这么做，人们就会把这笔钱存起来。”李先生说。

事实上，许多美国人也曾这样做。西北大学经济学家斯科特-R-贝克(Scott R. Baker)最近告诉我，刺激计划下的支出模式与2001年和2008年刺激计划的结果不同，最大的区别是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减少了——人们没有购买新车和冰箱。似乎大部分钱都被保存了下来。

贝克曾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一起，分析了三万多名消费者的银行交易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2020年的刺激计划不如以前的计划有效，部分原因是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导致消费者对去4S店或购买送货上门的家具持谨慎态度。如果你能发一千美元，并促使人们去买汽车，那就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如果人们只是从海外买三十美元一双的鞋子，对经济的作用不大。

我向贝克转述了李先生的公司在美国刺激政策后的销售情况。“我对他们销售额的激增并不感到惊讶——大部分人在收到刺激计划的支票的一周内就消费出去了。”贝克指出，虽然大多数美国人似乎都存了他们的刺激计划支票，但银行账户里钱少的人反而更有可能消费。这些消费者倾向于购买食品、非耐用消费品和其他廉价商品——通常是像李先生这样的中国企业家制造的产品。

在成都，李先生和他的员工每天都会整理他们在亚马逊上收到的评论。他把这些评论当成一种交流（jiaoliu）。在疫情初期，许多美国消费者抱怨发货延迟。5月6日，一位买家给李先生的一款产品打了一星的评价：“发货晚了，包裹被偷走了，我希望立即退款。”李先生最终和一个更贵的运输服务签订了合同，他还做了其他调整。当一些顾客抱怨Zocania球鞋的鞋头很窄时，李先生在设计上进行了修改。

李先生和他亚马逊用户交流的一部分展现了美国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评论中很少提到运动或体育活动。他们买鞋子似乎是因为他们的工作需要长时间站着。5月16日，一位顾客给了一星，理由是防滑问题：“我是Dennys的厨师，我差点在厨房地板上滑到，超级吓人!” 。还有人提到了不再开放的工作：6月14日，五星评价：“我是为了工作才买的鞋，但刚收到通知说停工了，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这双鞋。” 随着夏天的到来，其他方面的评价也出现了：7月13日，五星，“鞋底很容易磨损。我穿这双鞋的时候只被警察追过两次，鞋底就被磨得光溜溜的了！” 8月1日，一星：“买了两双，没有退货。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退货（说实话，我很害怕收到包裹（此处有紧张的笑声）。”

李先生和他的工作人员定期对产品照片或亚马逊英文描述进行更新：柔软的鞋垫贴合性很好，保护你的脚踝、脚尖和脚部不受伤害。李先生密切关注美国新闻，对美国目前的新冠确诊人数了如指掌。7月2日，我向李先生问起情况时，他告诉我：“二百六十五万。每天都会增加三到四万人，不容乐观。”但是，即使在美国疫情恶化的情况下，李先生还是留意到了其他的机会。6月，李先生对Google Trends的研究让他有了新的想法，他聘请美国律师向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注册一个新品牌。和旗下其他品牌一样，起名字是个难题。最终，新品牌的名字定为Pemily12.

卫生产品

去年1月下旬，美国驻华使馆和包括成都在内的5个领事馆决定撤离非必要的美国工作人员和他们的配偶和子女。中国各地的许多其他大使馆和外国公司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我的妻子莱斯利和我选择留下来。我们的双胞胎女儿在成都一所公立学校上学，我们的决定与估计哪个国家有可能更好地处理疫情无关。我们不确定疫情的严重性，而成都持续了一个半月的封锁，甚至让我们觉得有些矫枉过正。成都有一千六百多万的人口，到二月底的时候，只有一百四十三例确诊报告。在春季剩下的时间里，没有任何社区传播的记录。这预示了极低的感染风险，所以我们相信，没有理由离开。

3月底，中国政府禁止几乎所有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入境，即使他们持有有效的工作签证。他们认为，如果相对较少的中国公民回国并接受隔离，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保持检测和接触追踪，人们的日常生活就可以在没有什么限制的情况下进行。到了五月初，我们女儿所在的三年级有五十四个孩子返校，过了几个星期，他们就不需要再戴口罩了。那个月，当我自封锁以来第一次乘坐国内航班，飞机上没有一个空座位。

起初，我以为在中国，我们会先经历疫情，然后世界其他地方也会经历爆发、封锁、恢复。但现在我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经历有多大的差异：成都一个半月的封锁期在我的记忆中开始显得越来越短。理发店开放，我们最喜欢的餐馆也都完全重新开业了。我们使用视频会议的唯一原因是为了和美国的亲朋好友联系。5月初，几个大学老同学安排了一次Zoom会议，聊了聊他们在美国的封锁经历。之后，我关上电脑，骑车穿过城市，到一家club做报道。club里人满为患，舞池里几十个人中，只有一个女人戴着口罩。

到了第二财政季度，中国经济又开始增长。7月，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长7.2%.我长途跋涉穿越浙江省，那里是外贸中心之一。我在那里遇到的大多数企业家都说了同样的话：他们对销售反弹的速度感到惊讶。他们还表示，他们从未受到美国贸易战的影响。有几家小规模的出口商告诉我，他们为了避免关税，少报了货物的价值，但其他人则表示，这种做法对大企业来说风险太大。一般来说，他们至少将部分成本转嫁给了美国客户，而且中国政府对出口商有长期的退税政策。

企业家们提到了避免负面关注的其他方法。在临近沿海的玉环市，我遇到了一位为一家生产汽车精密零部件的公司管理外贸的女士，她说，美国客户要她签合同，不让她公开合作关系。这位女士不再出国参加展销会，但缺少和市场的直接联系并不是什么问题。 即使是在义乌这个中国最大的批发市场所在地，人们也很快适应了。通常，这座城市有大约一万名外国人，还有很多做短期采购，或者是旅游的人。 义乌的各个街区满足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的人的需求，但现在这些地方感觉就像是被遗弃了一样。我走过一条街，街上的十家印度餐馆都关门了。

在一条专门从事俄罗斯和中亚贸易的船务代理街区，只有一家正在营业中的店铺。老板毛先生告诉我，疫情使大家的工作时间发生了变化：“他们早上关门了，因为俄罗斯的时间太早了。我们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电话和微信上。客户都不来店里了。”

毛先生货物运往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往年，他依靠航运来处理紧急订单，但现在，航班被削减了。在疫情发生的前几年，一带一路下，中国修建了世界上最长的货运铁路，从义乌到马德里，途经中亚，全长八千多英里。毛先生说，现在他改用火车运货了。在新冠期间，运费上涨，物流不平衡：每三个海运集装箱离开中国，只有一个回来，因为其他国家的出口部门停运了。即使在新冠之前，中国生产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六的集装箱，而现在这个行业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毛先生让我深夜再来，看看这一带的情况。我回来的时候，货栈里灯火通明。里面的代理商都在忙着打电话和回消息——他们都在用中亚时间工作。

儿童玩具已经占据了义乌批发市场的走道。这座庞大的建筑的面积几乎是五角大楼的十倍，约有十万商户在此经营。往年我去的时候，市场里的外国商贩都很忙，现在却空空荡荡，很多中国卖家都带着孩子来过暑假。一群孩子骑着自行车和滑板车在空荡荡的走廊上走来走去，他们还搭起了羽毛球网和篮球架。

那里的商家大多专卖单一产品，从事大宗贸易。最让人感到伤感的莫过于专门卖行李箱的走廊——一排排面色灰暗的人坐在没有滚动的滚轮包旁边；卖旅游纪念品的生意也不好。不过， LED灯的经销商却生意兴隆。随着上门美甲生意的火爆，洗手液瓶的塑料泵头也卖得很好。自行车经销商无法保持产品的库存；一个买拳击袋的女人告诉我，她的销售额翻了一番。一家叫Henry Sport的店专门卖瑜伽垫，一直到9月份都有订单积压。在二楼，卖家用充气游泳池的商家生意也很好。

义乌市场的小众产品如此特殊，疫情的影响又如此不寻常，即使是表面上有逻辑联系的产品也有不同的前景。在家用充气游泳池经销商附近摊位的泳帽、泳镜等产品，销量却直线下降。一位经销商解释说，其实泳镜与家用充气游泳池几乎没有关系。“那是人们在家里做的事情，”她指着游泳池说，然后又指了指自己的产品，“他们出门游泳的时候才会用泳镜，而现在人们都不出门了。"

二楼有一大块地方是新近专门为卫生产品经销商准备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疫情发生前一直在生产玩具或首饰，对于而这样的小产品工厂来说，重新调整流水线和重新培训工人相对容易。史女士有一家工厂一直生产手镯， 2月份，她突然改变了产品线；现在她每个月出口200万到300万个外科用口罩。和市场上大多数人一样，史女士没有戴口罩。她并不担心卫生产品只是一个短期的生意。“最起码，全世界都要花两年时间来慢慢恢复，我总能制造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在同一层楼，商家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做准备。棒球帽摊位上有印着MAGA字样的棒球帽的存货，旗帜制造商正在接受特朗普旗帜和拜登旗帜的订单。我和一位李姓中年经销商聊了起来。他在1995年第一次做生意，生产少先队佩戴的红领巾。1997年，香港回归，爱国主义浪潮使人们对国旗有了新的需求，于是李先生扩大了流水线。911事件发生之后，李开始生产星条旗，那是他进入国际市场的第一步。从那以后，他的生意主要是由国外的情况决定的。在我拜访的那天，他刚刚卖出了几千面特朗普旗。“只要有需求，我们就制造”，李先生说。在他的办公桌上，一面彩虹旗的小旗子和一面印有巴基斯坦的国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旗子放在一起。

离开义乌后，我在绍兴市一家名为Johnin的大型旗帜厂稍作停留。一个姓金的年轻经理带我参观了工厂。在流水线上，几十名妇女坐在缝纫机前，缝制着写着“北达科他州支持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2020 ”和 “特朗普2024 ”的旗帜。自新冠开始以来，一切似乎都是先在中国发生。我想知道，Johnin是否知道一些我并不知道的事情。

当我问起“特朗普2024”的标语时，金先生告诉我，“那是客户要求的。我猜他们有这样的想法，觉得特朗普会再次成为总统。”金先生没有直接透露他客户的身份。 不过，他说这些订单并不是直接来自特朗普或共和党。2016年竞选期间，Johnin卖出了200万至300万面特朗普旗帜，每面旗帜的价格大概是1美元。 现在，距离大选还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特朗普产品占Johnin业务量的七成左右。拜登旗帜的订单有一些，但不多。

总的来说，疫情对Johnin的影响是负面的，因为欧洲的很多足球比赛都被取消了。不过，Johnin也有一些零星的高需求时刻。6月，在乔治-弗洛伊德离世后，Johnin收到的蓝线警旗（Blue Line Flag）订单量激增。此后不久，人们似乎突然对密西西比州的州旗产生了兴趣。“许多客户告诉我们，他们需要密西西比州的旗帜，很急。我们马上做了四万面。我想买这些旗的人都是黑人。”金先生说。

金先生曾读到，密西西比州有许多黑人居民。公司长期为外国选举、体育比赛和其他活动各方制造旗帜，所以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警察支持者有他们的蓝线旗帜，而黑人有密西西比州的旗帜。我花了点时间用普通话和他解释了一个关于民主的反直觉事实：黑人居民比例最高的州也可能是最后一个摆脱联邦标志的州。

金先生不喜欢特朗普，但他并不担心11月的结果可能给生意带来的影响。“大选结束后，我们肯定会为某方制作旗帜。美国人很喜欢买旗。”他向我展示了工厂的双缝缝合技术：“很多其他公司都不这样做”，他说。各个环节的制造商都试图节省特朗普旗帜的布料，这些旗帜的标准尺寸是150厘米长，90厘米宽。金先生说，如果你测量一些廉价的旗帜，你会发现它们的大小都被削掉了百分之二左右：146厘米长，88厘米宽，以在特朗普旗帜上多赚点利润。

7月初，李先生告诉我，他和他的合伙人已经放弃了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计划，因为“投资太高了，而且国内竞争太激烈了”。他还曾得出结论，中美紧张关系不太可能对Kimson的业务产生任何影响。（删减）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李先生对风险的想法完全转变了：现在的他认为，美国对疫情的处理不力很可能有利于他的销售：很多企业都关门了，人们害怕去商店，所以选择网上购物。就连亚马逊上关于他卖的鞋子的评价也在告诉他，情况怎么样了。5月14日，五星评价：“我买这双鞋是为了白天上班时穿的。我为一家大的网上订单公司送包裹，那家公司的名字和am-a-John押韵（指亚马逊）。到目前为止，我的10小时的轮班还不错。”

据亚马逊发言人介绍，自疫情开始以来，该公司已在全球范围内雇佣了四十多万名一线员工。在上海，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她在亚马逊中国从事广告工作，她所在的部门在过去一年里将员工人数增加了一倍。她让我不要用她的名字，因为亚马逊有规定。她在国外生活了几年之后回到中国，经常需要向在西雅图的亚马逊同事解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她说，美国企业家往往对品牌很执着：“美国人总想着用一个了不起的品牌故事来说服客户。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商家先卖东西，然后才会考虑品牌的事情。”

卫生产品大厂办公室一角

曾在深圳与亚马逊卖家合作多年的美国顾问扎克-富兰克林(Zack Franklin)告诉我，中国的网购创业者已经想出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扩大业务规模。除了扩大产品线或开拓新市场外，他们还用不同的名字在同一个地方卖同样的东西。“你得尽可能多地占据货架，最快的办法就是换个标签——通过这种‘选择的假象’赚钱。”他还解释说，要想进入品牌区，就必须申请商标，因此，中国申请人纷纷涌向美国专利和商标局。

李先生已经注册了大约七十个品牌，他的一些申请由达拉斯一家名为Ni, Wang & Massand的律师事务所负责。该事务所的创始人之一倪先生告诉我，该事务所每月代理有八十到一百件来自中国客户的品牌申请。他还表示，中国人倾向于选择奇特的品牌名称，因为这些申请往往会更快地被商标局批准——商标局可能会拒绝一个与成熟品牌过于接近的名称。“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未与任何品牌发生过冲突。”

倪先生最近处理了李先生的品牌Pemily12的申请。7月2日，李先生向我展示了他正在给新品牌做的新网站。这一次，他希望绕过亚马逊，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但产品名称和描述仍然使用“亚马逊英文”。产品是“宠物狗玩具狗漏食玩具球”，还附上了品牌介绍：

为什么是Pemily？

这是一个宠物产品（pet family）大家族

为什么是12？

12=12个月=1年=永远

为什么是Pemily12？

Pemily12意味着我们将永远是一个大家庭

早在疫情发生之前，李先生就在Google Trends上注意到，很多美国人都在搜索与宠物一词有关的产品。“宠物衣服，宠物玩具，宠物健康……我的深圳的一个朋友生产宠物配件，他正在扩大产品线，我们就合作了。”李先生介绍。他们认为，宠物的衣服特别有前途。我问李先生，最近几个月要做这么多重大决定，是否有压力？李先生说，他只是顺应形势：“市场为我们决定，这不是我们决定的。”来自美国的鞋子订单还在增加，现在Kimson每天都要出货三千双。“美国政府最近发的钱比较多。”李先生说。

我告诉李先生，他弄错了——当时还没有开始第二个经济刺激计划。但他信誓旦旦地说，政府的钱已经到了消费者手中：他可以从销售中看到，其他中国企业家也提到了同样的事情。第二天，我收到了住在我们家位于科罗拉多州农村的房子里的年轻女人发来的电子邮件。她给我发来了一份我们的信箱里的东西的清单，其中包括一张标有“经济影响”的关怀法案借记卡。这张卡的金额是三千四百美元。

我了解到，在过去的几周里，美国政府一直在给四月份没收到卡的人寄借记卡，这往往是因为他们的银行信息没有存档。我曾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收到刺激经济的支票，但当时我正被在中国的生活所困扰，就没有去深究。现在我意识到，Zocavia和Zocania可以让我了解美国政府的最新付款时间表。

快7月底的时候，我女儿唯一还在成都的美国朋友离开了。其他大多数美国人在1月或2月就被疏散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少数留下来的家庭来说，孤立无援的日子越来越难熬。在以往的夏天，我们会去科罗拉多州，但现在，如果我们离开中国，我们就不能再回来了。

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回美国了，现在看来，接下来两年能不能回去还很难说。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四川似乎是个很偏远的地方，连美国的品牌都抵达不了——那两年，我在四川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家麦当劳。到2020年，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有七万多家。同时，中国人生产了许多卫生产品，以及许多其他商品卖给美国。几乎在美国发生的任何事件——抗议、封锁、刺激计划——都会立即在中国的某个地方产生经济连锁反应。脱钩计划曾被设想为是一个经济过程，但中美市场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在2020年，美中贸易增长了近9%。所谓的脱钩，则几乎全部发生在人的层面上。

7月24日，中国政府宣布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并驱逐所有剩余的美国工作人员。此举是对特朗普政府以间谍活动为由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的回应。一位国务院官员告诉我，虽然中国人在休斯敦从事间谍活动是（删减）的，但美国的反应可以不那么自取其辱。“我们有处理这个东西的方法，是要传递信息，但又不那么绝对。”他认为，在正常情况下，美国人会驱逐一些个别中国外交官，而不是关闭整个领事馆。

这位国务院官员还告诉我，在今年早些时候，白宫官员曾提出过更激进的举措。“特朗普政府中有人建议关闭我们在中国的所有领事馆。他们的想法是，这将使我们可以自由地将中国人踢出领事馆。”类似的策略也曾应用于新闻界。3月，特朗普政府大幅限制了允许在美国为国营新闻机构工作的中国人数量。中国外交部反击，驱逐了几乎所有为《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工作的美国人。到年底，中国只剩下大约30名美国记者。

在成都，领事馆的公告发布后，我每天都会骑车过去几次。这一带的警戒很严，但到了第二天，大量人群聚集，在馆前自拍。我无意中听到一位女士告诉她的同伴，让他们赶紧拍照，拍好了就去城外都江堰景点去。他们告诉我，她们是从温州来度假的，她们把领事馆游加到了今天的行程中。

在大院内，美国人正在执行所谓的“破坏计划”。除了一些匆忙的打包，他们还在销毁文件，处理电脑和通信设备。他们被给了七十二个小时的时间，与美国人在休斯顿给中国领事馆的时间相同。这次交流具有体育赛事的仪式化气息：双方各有一场主场和一场客场比赛，每个人都收集了他能做宣传的任何东西。在休斯敦，美国安全人员跟踪中国领事人员，跟着他们买烧文件的木桶。美国电视新闻刊登了领事馆院子里冒出烟的画面。

在成都，领事馆的最高建筑是六层楼。1994年开馆时，它是附近最高的建筑，领事馆的墙边是稻田。1996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大院周围已经开始了发展。二十年后，领事馆的三面耸立起二十多层的楼房。这是我多年前在中国大学的课堂经验的建筑版：相对而言，美国建筑越来越矮。

高楼大厦一直存在安全隐患，大楼高层安装了摄像头，以便记录领事馆院内的任何活动。“他们显然是为了拍到我们焚烧文件的镜头，他们想要那张照片。”国务院官员告诉我。

领事馆里有人出了个主意，委托当地一家印刷厂制作了几条横幅，其中一条写着Ganxie Chengdu——谢谢你，成都。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向人们传递更体面的信息，但他们知道，任何工作人员都会被跟踪。制作横幅的是一个民间人士，但是，在横幅准备好后不久，十几名安保人员就把她抓了起来。当她在经过7个小时和大量的审讯后终于被释放时，横幅已经不知所踪。

美国使馆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销毁工作。第三天一早，美国领事馆的最后一批外交官打开前门，转身从后门，开着没有标识的车辆离开。人们似乎错过了那个镜头，国内媒体没有报道，也没有人知道那条横幅去了哪里。

9月25日，李先生告诉我，销售依然强劲。对中国的许多企业来说都是如此：第三财政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了近5%。最近几个月，李先生雇佣了一些新员工，但他并不打算恢复到新冠前的数量。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好机会。三十四岁的李先生是他办公室里年龄最大的人。

每天，Pemily12网站都有四百个独立的访问者，每天的销售额达数千美元。李先生认为，考虑到美国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宠物，这项业务的发展潜力非常好。和往常一样，他表现得很“外交”，但他告诉我，他对美国应对新冠的方式感到失望，他把美国与印度进行了比较，印度的数据也很糟糕。“印度是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但美国有能力。美国本来不至于这样。”他说。

他相信特朗普会赢得大选，这是我认识的大多数中国人的看法。11月初，绍兴的制旗人金钢告诉我，最近特朗普命令的泛滥让他相信共和党会胜利。在四川大学，我对学生进行了调查，百分之五十四的学生认为特朗普会赢。

我的不少学生关注福克斯新闻的选举报道。一个不可能出现在福克斯任何宣传材料中的细节是，它们与CNN、《时代周刊》和其他美国网站不同：在中国可以正常访问福克斯新闻。在课堂上，我和学生们讨论了他们在福克斯新闻上看到的东西，我向他们介绍了劳伦-波伯特，她正在科罗拉多州竞选，代表我和我的家人参加国会。整个11月，我的新闻课前排的一个学生都戴着一顶“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棒球帽。他称特朗普总统为“川建国”，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中文绰号，（删减）——特朗普实际上是要“让中国再次伟大”。

大多数学生表示，他们对选举结果很感兴趣。“因为这关系到中国和我未来的生活，去美国留学的前景。还有，现在的美国政客也不像以前那么和和气气了。我想看看失败的候选人所在的党派会有多疯狂。”一个学生在作业中写道。

有些学生已经放弃了海外留学的计划。他们的父母出于对外交紧张局势、疫情以及中国媒体经常渲染为暴力的“黑人命也是命”抗议活动的担忧，做出了这个决定。即使拜登获胜，中美关系似乎也不太可能迅速改变。与我交谈过的国务院人士希望至少可以重新建立一些学术和文化交流，但也需要时间。

同时，信息的不平等对任何在中国呆过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至少学过一些英语，他们可以通过好莱坞的电影、电视节目和其他渠道了解美国文化。许多出口企业家，比如使用VPN的李先生——中国政府故意允许在防火墙上出现这样的漏洞，部分原因是它们对商业很重要。当我访问义乌时，我的整个酒店都通过VPN布线，这样买家就可以访问谷歌、Facebook和其他网站。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中国基本上是封闭的。一旦美国开始失去驻扎在中国的一小批核心外交官、记者和商人，他们对中国本来就有限的了解必然会减少。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什么动力重新开放。中国是2020年唯一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随着这一年的过去，国内对疫情政策的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没有什么压力。秋天，（删减）。政府已经批准紧急使用四种由中国公司研发的疫苗，但还没有推动大规模的疫苗接种——也许，他们在等待观察海外局势的发展。现在时间充裕，因为中国的新冠病例已经非常之少。当我与美国的朋友和家人交谈时，**人们总是提到疫苗，但在中国的谈话中却很少提到这个话题。**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的2020年就像一个现实。这一年，我教学、旅行，面访，从来没有一刻考虑过感染病毒的可能性。8月，在武汉工作了一个半星期后，我已经飞到了杭州，第二天，我在杭州的一个礼堂里参加了一场讲座，礼堂里挤满了没有戴口罩人。之后，我是二十多个与马云握手的人之一——那种老式的握手方式，即在握手后拍拍脸。人们的交往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中国人提到过 “全球大流行病下的疲劳”pandemic fatigue. 在开学后，进校上课的三千万大学生中，我只找到两例感染报告。

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制度和社会在应对疫情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美国则恰恰相反，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这种反差似乎反映了世界秩序的永久性变化，但更多有思想的人则担心过于自信。“疫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你不能根据特殊情况做出长期结论。”上海一家私人智库——国事金融评论研究所的创始人刘家辉说。他担心，疫情会给某些专制结构“平反”。

我在这个学期教的最后一节新闻课是在新年前夕。在课上，我问了学生一个问题：对你来说，2020年是一个好年，还是一个坏年？

12月早些时候，学校限制所有学生进入校园，因为成都经历了2月以来的第一次爆发。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全国各地出现了零星的感染病例。在大多数情况下，传播是从国外回来后隔离的中国公民开始的。成都的疫情据信是在一位老人处理了检疫设施附近被污染的垃圾后开始的。12月7日，成都报告了第一例病例，在随后的5天内，全市共检测了200多万居民。尽管截至当时只有一百四十三例非输入性症状病例，但成都却有一百四十一个检测点——几乎每一个症状感染者就有一个检测机构。12月，新报告了十三例社区传播的症状病例，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封锁，但成都大部分地区仍未受到影响。疫情爆发期间，我市新开通了5条地铁线路。

我的学生中有近七成的人说，这一年过得很好。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李先生告诉我，Zocavia, Zocania和其他鞋类品牌创造了假期销售记录，今年的总收入比2019年增长了约15%。而对于新品牌Pemily12，李先生认为，未来可能会做宠物美容产品，“就像人用的美容产品一样”。当我们在2021年初见面时。他给我看了一张狗用假睫毛的网络图片。“我们还没有开始做这个，但其他人正在制作这种产品。也许两三年后，这将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国会山被攻破后，1月6日，绍兴的金金先生告诉我，特朗普旗帜的订单量激增。他在微信上给我发来约翰宁流水线生产的新设计的图片。“特朗普2024:复仇之旅”，“特朗普2024: 夺回美国！”和 “特朗普2024: 再次拯救美国！”

每周一，我的女儿们都戴着少先队红领巾上学，这是所有学生的要求。有时她们会抱怨不能去科罗拉多州，她们很想念我们的猫，那只猫被我们的房客照顾着。我们越来越觉得，那种生活很遥远。一天下午，女儿们在河岸边发现了一只被遗弃的小猫。她们收留了它，并给它取名尤利西斯。这就是最好的应对方式——同时存在在这个和那个现实里。我们两个家里都挂着庭照片，在中国的家里添置了一些美国家里的宜家家具。在科罗拉多州，我们的黑色本田CR-V停在谷仓里，现在，在成都，我们又买了一辆黑色本田CR-V.这辆车是在武汉生产的。即使在武汉，也是装配线的好年头：本田报告说，2020年，本田在中国的汽车销量比前一年增长了5%.我们把这辆车称它为我们的“新冠车”。在学校，我把车停在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地下车库里。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加国头条 属于信息发布平台，加国头条 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